在司法體系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三方，都是熟谙律法之人。法官和檢察官屬公職人員，隨時由國家監督管轄。律師則相對獨立，但也正是這獨立，一旦熟悉律法的人開始枉法，很容易讓犯罪分子躲過法律的制裁。
所以律師和法官一樣，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力量。可一旦他們被利益蒙蔽了雙眼，就會像曾經的張建中律師那樣，讓自己陷入違法的泥淖。
張建中在做律師之前，人生閱曆十分豐富。1954年出生的張建中，中學畢業後先是在北京一家工廠當了工人。之後張建中又穿上軍裝，在部隊裏待了整整10年。
1982年，28歲的張建中轉業退伍，進入北京運輸鐵路法院，正式成爲了一名法官。4年後張建中辭去公職，加盟了北京對外律師事務所，正式成爲了一名律師。又過了9年，張建中自己創辦了共和律師事務所。
他的事務所在日後的京城頗具影響力，張建中個人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他擔任著多個社會職務，還曾經是北京律協維權主任。
因爲有過法官的經曆，所以和同行比起來，張建中有著明顯的資源和背景優勢。此後他之所以能夠迅速成名，是因爲張建中連續幾次，爲多名貪腐高官擔任過刑辯律師。
比如在2000年，張建中爲成克傑擔任第一辯護人。此後，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江西原副省長胡長清，華夏銀行行長段曉興等高官，都是由張建中擔任的辯護。
這些案件的審理關注度高，作爲辯護人的張建中，自然也是名聲大噪，堪稱京城第一大律師，除此之外，在長達十幾年的律師工作生涯裏，張建中經手的案子多達上千件，這也讓張建中早早獲得了律師監管部門的認可。
還在1999年，張建中就被評爲北京市十佳律師，他的律師事務所也成爲國內首批部級文明律師事務所。在此之後，直到後來因爲作僞證案發前一個月，北京司法局因爲他在刑事辯護工作中作出的突出貢獻，再次對他個人進行了獎勵。
可以說，如果沒有後來的一系列事件，張建中還能安安穩穩的做律師。然而此時的張建中作爲律師，自己已經陷入了違法犯罪的深淵。讓張建中走上犯罪道路的，是他的老朋友霍海音。
霍海音，原北京商業銀行中關村支行行長，作爲一名國家公職人員，霍海音導致了數億元的國有資産流失，案發之後，張建中卻協助其僞造證據，試圖讓霍海音逃避法律制裁。
張建中之所以幫助霍海音，不僅僅因爲朋友關系，張建中還曾是中關村支行的常年法律顧問。還在1998年4月，霍海音就因爲非法吸納公衆存款罪被刑事拘留了，5月份檢察機關正式批捕霍海音。在這期間，在霍海音家屬的委托下，張建中擔任了霍海音的法律咨詢律師。
由于案件還在偵查階段，張建中期間未能見到霍海音。他的家人後來又聘請了其他律師爲其辯護，所以張建中和霍海音此時已經沒有法律上的關系了。可他們之間的事情卻沒有到此爲止，一切又得從大連奔德國際金融中心公司說起。
1993年，香港奔德集團成立了大連奔德國際金融中心公司，奔德集團擁有70%的股份，香港新世界擁有股份30%。兩年後，由兩家股東合資的奔德新世界酒店在大連成立，除了原有的兩家股東外，大連市中山區外資企業服務中心也是股東。
新成立的公司接下來有房地産項目，開發的地段位于大連市中心，位置相當的優越。只可惜項目雖好，但新公司和新項目沒有錢。這期間，遠在北京的霍海音也聽說了這件事，他手上雖然有錢，但是一個地方性質的支行，是沒有權力異地貸款的。
但是霍海音又十分想賺這筆錢，于是廢了很大功夫，找到了香港奔德集團在北京的下屬公司——雙蘭德化工公司。之後，霍海音和奔德集團談妥，通過北京的下屬公司進行融資操作。幾年下來，中關村支行爲了大連的這個房地産項目，先後投進去8億元的貸款。
可惜項目還沒有開發完畢，香港就爆發了金融風暴。香港奔德集團沒錢了，資金的巨大缺口，使得大連的奔德大廈項目停工。霍海音通過融資的方式，往這個項目投進了8個億，他當然最不希望項目爛尾。爲此，他和香港奔德集團商量，准備接手整個項目。
1996年11月，經過談判協商，奔德集團把大連奔德國際金融中心70%的股權，以及奔德新世界酒店65%的股權，以10億元的價格轉給了霍海音。這期間，霍海音的弟弟在香港開設有銀富財務公司，所有的事項，都是通過這家公司來操作的。
經過一系列變更和轉讓手續後，霍海音成爲了大連奔德國際金融中心和奔德新世界酒店的法人代表。他弟弟的公司，向中關村支行出具了法律承諾書。根據承諾，香港奔德集團此前在大連的所有投資，都是來自于北京商業銀行中關村支行，而且是以公司股權和相應的産業做抵押的。
根據承諾書中的日期，要在1998年年底前償還所有的貸款。但是，這份所謂的承諾書完全是一紙空文。霍海音根本沒打算償還貸款，之後的結果，就使得8億元的國有資産白白打了水漂。
霍海音案爆發後，熟悉法律的張建中決定爲朋友出頭。在霍海音被羁押後，他所有的公職行爲和民事行爲都應當終止，但張建中卻明知違反法律法規，還偏偏違規操作。張建中試圖用瞞天過海的方式，爲霍海音開脫。
也正是懷著這樣的一種心理，讓張建中一步步陷入了犯罪的深淵。他想利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以及多年來積攢的人脈關系，通過邊緣的手段將霍海音弄出來。即便弄不出來，也要盡量爲其減輕罪責。
毫不客氣的說，正是這種心理讓張建中漸行漸遠，而且在東窗事發後，間接加重了霍海音的罪責。但是，此刻的張建中則不這麽想，他一度認爲自己專業能力強悍，可以輕易打擦邊球，甚至還能找到法律的空子和漏洞。而且，張建中此後的一系列操作，也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
張建中先是草擬了一份授權委托書，而後通過各種關系，將委托書轉交給了看守所裏的霍海音。後者看過委托書後，便簽下了自己被羁押前的一個日期。
至于張建中草擬的委托書的具體內容，是霍海音授權張建中處理大連奔德國際金融中心的所有項目。這個所謂的授權自然是虛假且無效的，因爲霍海音被羁押後，他的民事行爲能力自動也就被終止了。
可張建中還是罔顧這個事實，並在拿到霍海音的虛假簽字後，又開始了一系列的騷操作。張建中找到了香港富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與該公司的董事長李培國商量後，聯手又制造了一個虛假的事實。
李培國答應張建中，簽訂一份虛假的轉委托書。這樣一來，霍海音處理大連奔德旗下的項目授權，名義上就又轉給了李培國。這樣形成的局面就是，霍海音原本違法發放貸款造成的損失，就被挽回來了。
當然，這個損失的挽回僅僅是字面意義上的挽回，是打了引號的。畢竟，李培國所擁有的公司，並沒有實質性介入和操作該項目，僅僅是憑借張建中提供的幾份委托書，而生造出來的一個事實。
有了以上幾份文件的簽署，至少在書面上，張建中就能營造出一個事實。即香港國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利用授權委托書和轉委托書，在1994年4月，騙取了大連奔德國際金融中心70%的股份和大連奔德新世界酒店65%的股份。
而騙取股份的後果，就直接導致了北京商業銀行中關村支行在該項目債權上失去了掌控力。
張建中費盡心機形成的一個虛假事實就是，把國有資産流失的罪責從霍海音的身上挪開，從而營造出一種霍海音本人不知情，是被其他公司欺騙了的現象。這樣一來，霍海音的罪責就會減輕不少。
可惜，這一切都是張建中的虛假操作，所有的流程都是霍海音被羁押後，張建中違法操作的。在進行這一系列操作的過程中，張建中已經構成了僞造證據罪。
做好這一切後，表面上張建中斷絕了霍海音的一切來往。後來霍家人尋找律師，都找的其他人而沒有找張建中。
與此同時，在霍海音案件偵查階段，辦案人員在2000年4月到2001年12月期間，曾經幾次找到張建中，了解股權轉讓的相關情況，但是張建中故意隱瞞了大量事實，這直接妨礙了檢察機關對案件的調查和認定。
在張建中爲霍海音作僞證的過程中，海澱分局預審處預審員曾岩，被霍海音一點點拉下了水。正是在曾岩的配合下，很多重要的案件情況才得以被傳遞出來。後來，曾岩也被一並調查和判刑。
張建中爲霍海音操作了這一切，自認爲天衣無縫，但檢察機關很快也尋獲了蛛絲馬迹。2002年5月，張建中即將前往加拿大辦理案件。就在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時，張建中被刑事拘留。一個月後，張建中因爲作僞證被正式批捕。
在隨後的案件偵查階段，張建中始終不承認自己有作僞證的行爲。他被羁押後，專門委托了兩名刑辯律師爲自己辯護。那兩位律師經驗也非常豐富，正式開庭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
除此之外，兩位律師在張建中的授意下，還采取了另外的方式進行脫罪。他們找來了國內最著名的法律專家，包括了江平和高銘暄等人。他們請求法律專家，從法律的角度對該起案件的定性進行論證。
幾位法律專家，隨後出具了不構成犯罪的意見書。除了在定性方面做足了文章之外，張建中的兩位辯護人，隨後又進行了聯名簽署活動。他們呼籲北京兩百多名律師簽字，請求法院作無罪判決。
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強大的輿論攻勢。張建中的目的，就是借此向檢察機關和法院施加影響。此時的張建中還幻想著，憑借自己多年來在律師界的人望，一定能夠給案件的界定造成影響。再者，相關法律專家的案件定性意見，本身也能左右案件的走向。
所以，在隨後的庭審期間，辯護人爲張建中做的是無罪辯護，張建中本人也是無罪辯解。張建中本人信心滿滿，堅持認爲這麽做可以逃脫制裁。
不過，法庭在綜合了各方意見後，最終還是采納了公訴方的指控。畢竟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會被一視同仁。隨後，辯護人以及張建中本人的無罪意見被駁回。
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張建中僞造證據罪作出一審判決，以僞造證據罪，判處張建中有期徒刑兩年。一審宣判後，張建中提起了上訴。
北京市高院此後對該案再次進行了核實，並詳細核查了控辯雙方的爭議焦點，最終駁回了張建中的上訴，維持了一審判決。至此，曆經兩年的僞造證據案終結。
值得一提的是，張建中極力想保護的霍海音，他因爲國有資産流失的重大經濟犯罪，而被判處了死刑。
明知不可爲卻偏偏去挑戰法律的底線，罔顧事實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間，張建中最終爲自己的犯罪行爲，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