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羁絆、對公衆利益造成桎梏的過時地方法規，必須及時“廢”掉。 ▲市民騎自行車因沒有牌照被罰50元，引發輿論關注。圖/網絡截圖 新京報社論 近日，江蘇南京一網友發帖稱，他在騎自行車時因沒有牌照，被交警罰款50元。4月24日，“南京交警”微信公衆號發布消息，按照2024年1月1日施行的《江蘇省道路交通安全條例》，自行車不再屬于應當登記的非機動車，上路無需上牌。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據此撤銷罰款的處罰決定，並對當事交警追究執法過錯責任。 按照當地最新規定，自行車上路無需上牌，交警卻以沒有牌照爲由作出罰款處罰，這是錯誤執法，當事交警自應承擔相應責任。而值得追問的是：這起“烏龍執法”是不是孤例？還有沒有同樣的處罰？對此，當地有責任查清，有一起糾正一起。 除了錯誤執法，這一事件暴露出的立法“廢”“改”滯後問題也值得審視。被錯誤執法，這名網友是不幸的，而其“幸運”之處在于，此事發生在2024年，最新修訂的《江蘇省道路交通安全條例》已實施。否則，哪怕早上幾個月被“逮住”，處罰可能都很難被撤銷。 按照江蘇省之前規定，自行車需上牌才能上路，騎沒有牌照的自行車上路屬于違法。從形式違法的角度，如此認定沒有問題，但從實質違法角度，騎沒有牌照自行車上路，社會危害性在哪裏？如果這個問題不能有明晰答案，這一規定的正當性，就值得質疑。 當然，自行車上牌才能上路一度全國通行。在當時，如此管理方式有其價值。比如，上了牌，被盜的自行車追回後，可以很快找到車主；自行車撞了人，可以很快確認責任人等。但其基礎在于，在經濟不發達年代，自行車屬于相對貴重的物品且數量有限。 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自行車數量激增，從貴重物品變成“大路貨”，國家沒有必要也沒有力量再對其進行特殊管理。 于是，從本世紀初開始，多地取消自行車上牌政策，其中四川取消于2003年、北京取消于2004年。如果不是這次“烏龍執法”事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江蘇廢止自行車上牌規定，比四川、北京等地“落後”了這麽多年。當然，也不排除還有一些地方至今沒有做出調整。 而“落後”的代價則是，社會付出了不必要的執法成本，市民則承受了不應有的束縛和違法成本。自行車上牌規定早已“不合時宜”，卻仍存續多年，爲何未被及時廢止？還有多少類似的過時地方法規需要清理？這是我們需要追問的。 只有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形勢的法律，才能産生良好的執法效果。這要求立法必須與時俱進，及時“立改廢”。除了適應現實需要的“新立”，那些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羁絆、對公衆利益造成桎梏的過時法規，也必須及時“廢”掉。 在國家立法層面，“廢”“改”和新立一樣受到重視。比如，隨著國家計生政策調整，2021年，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集中清理和專項審查，全國3632件“不合時宜”的計生規定需廢止或修改。而今年3月，國務院也廢止了13部行政法規。 但在地方立法層面，“立”更受重視，而“廢”“改”相對滯後，一些已經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甚至違反上位法的法規仍存續。像一些地方通過立法，給予當地企業著名商標認定以及特殊保護。但這種做法違反我國商標法的立法宗旨，也有違市場公平競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于今年1月要求予以全面清理。 回到南京這起“烏龍執法”事件，起初人們可能並不知道自行車上牌規定是否廢除，只是出于樸素判斷，認爲因此罰款是不正當的。各地立法機關也應注意和珍視民衆的樸素判斷，通過及時“立改廢”，實現善法善治。這是這起“烏龍執法”事件，在立法層面帶給我們的啓示。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賈甯 新京報評論，歡迎讀者朋友投稿。投稿郵箱：xjbpl2009@sina.com 評論選題須是機構媒體當天報道的新聞。來稿將擇優發表，有稿酬。 投稿請在郵件主題欄寫明文章標題，並在文末按照我們的發稿規範，附上作者署名、身份職業、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以及銀行賬戶（包括戶名、開戶行支行名稱）等信息，如用筆名，則需要備注真實姓名，以便發表後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