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不乏“奇皇帝”，而在西漢後期建立新朝的王莽是“奇之又奇”的一位。
王莽篡漢 谶緯神學還是順天應民王朝末年的西漢，已然囿于疲病之中，大漢天子一統中原，北擊匈奴的豪氣早已蕩然無存，權貴階級蓄奴俾、擴田地，地主豪紳勢力壯大，侵吞國之土地，成爲當時極爲嚴重的社會問題，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尖銳，社會動蕩不安，各地起義不斷，偉大帝國盡顯頹敗之氣。
王莽是漢元帝皇後王政君的侄子，他從黃門郎幹起，封新都侯，官拜大司馬，又加上敢于直言進谏，彈劾外戚，便獲得了正直的名號。漢哀帝死後，王莽官任大司馬，扶植漢平帝，孺子嬰在位期間，以“攝皇帝”身份成爲西漢王朝實際的掌權者，在這期間，王莽一方面加緊籠絡儒生士大夫，另一方面自己掏錢買地送給貧民，極盡籠絡人心之能事。
從“攝皇帝”到“代皇帝”到真正的皇帝，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王莽既非漢室宗親，又無征戰征伐，如何成爲王朝的皇帝是他面臨的難題，但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那時人們笃信祥瑞爻谶，王莽攝政期間，各地祥瑞不斷，種種“自然之力”似乎在昭示王莽的天命所歸，百姓群臣更加相信王莽是“奉天命”來當皇帝，以至于孺子嬰將王位禅讓給王莽的時候沒有流血，沒有犧牲，這場篡漢稱帝的曆史性事件，俨然順天應民。
新朝自始建國。那一年王莽53歲，權力的簇擁之下，其雄心敢教天地換新顔。
“始建國”成爲新朝的第一個年號，這個年號完全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年號紀年。“始建國”這個年號仿佛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始皇帝”，新朝是一切之始，也從這一年開始紀年，之後就是始建國二年、三年……萬世而不竭。始建國，寄托著王莽對于王氏家族永恒傳承的信念，也意味著王莽心目中的正統的儒家天下從此開始，今後再也不會改變。
成爲皇帝的王莽一心想要改革，卻總是好心辦壞事，這與他本身的性格和認知有很大的關系。王莽是一名典型的儒家理想主義者，他建國號爲新，以《周禮》爲藍本，學其形而不得其神，秉持一顆天下大同的初心，意欲創建衆生安穩的烏托邦世界，卻忽略實際情況，推新政，開國庫，本想爲民解困，卻沒有長遠的發展之計，最終國庫虛空，民無生機。
對內大肆改革 百姓未得其利新朝建立後，王莽遵照《周禮》推行新政，即所謂的“托古改制”。改制包括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諸多方面，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這場萬象更新的改革在開始似乎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但隨著時間的更叠，這場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改革就顯現出真面目。
王莽改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和奴隸制度的改革。中華民族千年以來植根于土地，土地改革無疑是動搖國之根本，牽一發而動全身。王莽很早就認識到貴族豪紳階級持續不斷的土地兼並，是導致階級矛盾的重要原因，要鞏固封建統治，必須抑制土地兼並，這就需要將土地國有化，即推行王田制。
于是在公元9年，他頒布诏令：
一是將全國土地改稱王田，實行土地國有制，私人不得買賣；家中田畝以八位男子爲標准分配，但凡有八位男子，那麽授田九百畝，不到八位男子，而且土地超過九百畝的，需要將多出的部分分給宗族鄰裏。
二是將奴婢改稱私屬，不得買賣，企圖廢止奴隸制度。但是沒有經過流血犧牲，沒有刮骨療毒，這場自上而下的王田制改革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經牢固確立的情況下毫無用兵之地，反而嚴重損害公卿貴族等的利益。
因而在大地豪強的強烈反對下王田制只推行了四年便以失敗而告終。它不但沒有能解決土地兼並的問題，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混亂，使人民蒙受了苦難。
加上王莽本人性情急躁，輕于改作，好逞威風，博求虛名，棄良臣而信奸猾，無法正確估量改制的實際成效，頻繁更改地名，民衆苦不堪言，許多措施半途而廢，甚或僅限于法令條文的頒布，不能真正施行。
除此之外，王莽還屢次改變幣制，用貨幣貶值的方法，聚斂財富。攝皇帝期間，王莽就開始貨幣改革，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五物（金、銀、龜、貝、銅）、六名（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銅貨）二十八品等等頻繁又混亂的幣制改革，是一次次的針對全部民衆的財富掠奪，整個社會處于民生凋敝的混亂之中，“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道”。
身爲天子卻朝令夕改，完全沒能意識到天子的談笑風生牽動的是數萬民衆的生死存亡，這場中國貨幣史上絕無僅有的混亂、荒唐、頻繁的改革，是曆史的災難，更是人民的災難。
除此之外，王莽更改官制官名，將山林川澤、幣制、鹽、鐵、酒悉數收歸國有，建立五均賒貸制度以及六筦政策，以國家之手來調配商業市場，平衡物價，抑制商人過度剝削，增加國庫收入。
而音樂、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也一律向周禮看齊，甚至連曆法、漏刻、度量衡都進行了改革，一系列的改革並沒有讓王莽看到天下大同的和樂場景，反而加速了新朝的滅亡。
十年征戰 連年天災 王朝覆滅成爲必然國內改革一片動蕩的同時，王莽改革的觸手伸向周邊的屬國、異族，他妄自尊大，剛愎自用導致漢王朝與周邊民族關系急速惡化，邊境上烽火四起，西漢自宣帝以來與匈奴穩定的關系就此打破。
建國元年，王莽命使臣通過欺詐的手段騙得西漢時發給的“匈奴單于玺”，且以“章”代“玺”，在匈奴的印章上加一個“新”字，其一是試圖降低匈奴單于的地位，將匈奴降爲與新室諸王同樣的地位。其二這是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國際秩序，是新朝改制的一個重要關節。
王莽軍事層面上頗有效仿漢武帝的姿態。漢王朝多年積攢的財富足夠支持新朝發動一場對匈奴的全面戰爭。王莽派遣寵臣，選拔十二位將領，全面進擊北方匈奴，戰線東至漁陽，西至張掖，遍及整個北方邊境。軍隊士兵既有來自郡國的調撥，也有招募贖罪的囚徒，糧食也從各地源源不斷地送來。
王莽計劃先抵達前線的軍人就地駐紮，等到湊夠三十萬人，儲備下三百天的幹糧之後，大軍就從十條路線同時進攻，一舉把烏珠留單于趕到更北方，像漢武帝削諸侯王權力一樣，針對匈奴開展“推恩令”，在草原上分立十五單于，分化北方的勢力，一勞永逸解決匈奴問題。
但是，紙上談兵的空想與實際的操作相差懸殊，僅僅是招兵儲糧，就早已超出三五個月的時間節點，這樣冗長的、無節制、無章法的備戰，已經耗去前線戰士的心力。
這場耗時十年的戰爭讓無數百姓舉家舍業，民衆苦不堪言。加上西南夷句町王武裝反抗、高句麗人民反抗，曠日持久的戰爭，連年的征兵徭役和錯誤的軍事方略不僅耗空新朝國庫，百姓負擔持續加重，王莽終將喪失人心。
戰爭初歇，又緊隨天災。公元初前後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曆史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階段之一，天鳳四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餓殍遍地，哀鴻遍野，人竟相食，各地農民紛紛起義，新朝由此而滅亡。地皇四年，起義軍攻入長安，王莽被起義軍戰士所殺，百姓們將王莽的首級“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沒了王莽的天下也並不平靜，王者已逝，群雄逐鹿，鹿死誰手，猶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