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到12世紀，北宋堪稱中國曆史上最憋屈的大一統王朝。不僅在西南邊陲無所作爲，還時刻面臨著來自北方強鄰的軍事威脅。故而在軍隊規模和國防設施的營建方面不惜血本。

但受制于過于苛刻的地緣環境，根本無法用傳統模式來統籌整體防禦。特別是在與遼國接壤的冀州中部，只能采取以水代兵策略，構建起依托天然或人造湖泊的塘泺防線。

由于曆史原因，北宋自建立起之日起就面臨著異常苛刻的地緣劣勢。即便西夏尚未崛起，仍需在渤海灣到太行山間直面遼國威脅。盡管彼時的契丹人已無南下願景，依然被汴梁城內的決策者們視爲達摩克利斯之劍。因而執意出兵討伐，將邊陲推進至幽州-大同沿線。奈何戰力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在數次戰爭結束後還倒賠進幾個邊區重鎮，最後只能以略帶屈辱性質的澶淵之盟收場。

有鑒于此，北宋君臣轉換思路，徹底由攻勢防禦轉向靜態固守。但在失去太行山與燕山兩大屏障後，傳統的高地建長城方法已不適用。遼國又在兼並南京幽州和西京大同時，收編到實力不俗的漢兒步軍，讓單純構築在平原的工事不再有效。只能將希望寄托于水系，用北方胡虜最不擅長的模式予以克制。恰逢9到11世紀間，整個冀中平原上存在著由衆多湖泊、河流、溝渠、堤堰和水田串聯而成的塘泺。從東側渤海灣邊的黑龍港，延伸至到西部太行下的保定，全長足有260公裏、平均水深在1.2到4米之間。

不過，上述範圍並不是一脈相承的內陸澤國，而是相對獨立的三大窪地。而且內部還分爲不同大小湖泊，只有等到特定的漲水季來臨才可能完全流通。例如：1、容城、雄縣以南，高陽以北的白洋澱窪地。2、位于文安、靜海之間的文安窪窪地。3、天津以南，南運河以東，黃骅以北的窪地群。

北宋塘泺防線的9個區域分布圖

于是，宋人便因地制宜的將上述窪地分成9個塘泺防區。淳化四年（993年）開工，在原則上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特點，將並不完美的天然湖泊加以人工改造，直到明道元年（1032年）才大功告成。除利用包括黃河支流在內的淡水填充，還不惜以土地鹽堿化爲代價，主動引渤海鹹水倒灌。僅僅通過各段落間的水閘予以調控，避免周遭區域的軍民農田過度遭災，堪稱既要又要的成功典範。

此外，塘泺防線的西側還有一段陸上缺口。因地勢過高而不便于引水浸泡，故而將阻攔職能讓位于方田+人造樹林組合。其中，前者是深7尺的大水池，可利在漲水季用閘門、溝渠引入流量後儲存起來。後者則更爲原始，就是排列組合相當密集的樹木，主要用于阻斷遼國騎兵的施展空間。僅在宋真宗當政時期，就由朝廷撥款種植300萬余，還被皇帝贊美爲“戰守之助也”！

當然，古今中外的任何長距離防線，都需要建立者以雄厚兵力予以看守。否則就難以發揮設計效能，很容易被對手以聲東擊西、集中突破等手段鑿穿。秦漢兩朝的長城皆因此荒廢，北魏的六鎮精兵與明朝的九邊重鎮亦是如此。北宋雖被後世評價爲文弱之最，但本身也崛起自五代亂世，對其中的利害關系自然相當清楚。

端拱二年（989年），也就是大舉建設塘泺防線前夕，太宗趙光義就認識到冀中水系的優異價值。特別是在二次北方燕雲失敗後，急調3000水師乘百余艘戰艦馳援，配合霸州與保定兩地的陸軍組成第一道防線。南側還有依托滄州、定州等重鎮組成的第二道防線，以及理論上由汴梁朝廷派來的禁軍預備隊。但基于強幹弱枝的慣性思維，這些邊軍往往被故意拆分成小股力量，分散駐紮在無數小型據點內。既不利于狂野決戰，也很難在真正強大的進攻中堅壁清野，只能算是各方面都欠成熟的權宜之計。熙甯中又引“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爲之源，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並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遠泺、東盡滄州泥沽海口，幾八百裏，悉爲潴潦，闊者有及六十裏者，至今倚爲藩籬”。

五年後，宋真宗趙恒繼承大統，開始強調各軍配合與集中使用兵力。由于塘泺防線的建設工程穩步推進，逐步嘗試讓緊挨著駐紮的兩支部隊搞合二爲一訓練。至于日常所需的額外補給，多由隋唐時期開通的大運河送抵前沿，再通過靠永濟渠補水的湖泊轉運各頭。同時，這些內陸水系也會被用于軍隊機動。因而有充分底氣裁撤掉不少小型據點，進一步向皇帝親自部署的集中屯兵方針靠攏。

北宋三道防線示意圖

鹹平六年（1003年），遼聖宗在蕭太後的授意下出兵南征。雖然塘泺防線尚未完成，卻已能夠在北宋軍隊的整體戰略中發揮應有效果。首先是近萬名騎兵爲主的第一道防線，布防在更加靠前的保定、滿城區域，並且由南側的水師負責接應支援。其次是以主力步軍構成的第二道防線，仍舊是在滄州、定州附近，因坐擁水路便利而集中駐紮。最後才是大名府的第三道防線，在職能上屬于總預備隊性質。盡管契丹人憑強悍實力擊破外圍阻攔，卻對防禦嚴密的定州毫無辦法，只能冒險深入澶州而不得要領。直至簽訂澶淵之盟，都沒有將河北的幾處關鍵重鎮收入囊中，常常面臨被截斷後路的巨大風險。

盡管宋真宗的三線防禦宣告失守，讓遼軍殺到黃河以南攻城略地，但塘泺防線的可觀價值已十分明顯。不僅在交通上讓宋軍進退自如，還有效確保了後勤供應的大體穩定。乃至空間層面的有效封堵，使慣于來去自如的契丹鐵騎不能肆意馳騁，只能沿守軍可以預測的方位硬沖。因此，簽署和平協議的筆墨未幹，便繼續追加對這條窪地水長城的投資。一些原先並未考慮到的水渠、密林，也是基于實戰經驗才被納入修繕範疇。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爲有效發揮塘泺防線的效能，還采取過不少有別于其他州縣的特殊規制。首先便是違抗太祖趙匡胤定下的防範武人原則，給于在水長城沿線的駐軍將領以相當自主權，深怕他們因等待朝廷回複而錯失行動良機。其次，就是利用水網密布的物流優勢，大力提高河北邊軍的騎兵比例。雖然戰馬的口糧消耗遠超步兵，但船只的航運效率足以在相當程度上確保維持。最後，還有大批征召來輔助官軍的地方鄉兵，因所在地情況特殊而發展成固定武裝。這既是需要他們來維系整個水長城防禦，也是對宋朝祖制的又一次沖擊。

然而，如此精密的防禦機制，卻在之後的百多年時間裏喪失效力。因爲澶淵之盟簽訂，宋遼兩國幾乎不再有任何大規模的軍事對峙，反而是經常交往甚密的貿易夥伴。若非官方有意將買賣限定在固定市場，塘泺防線的弊端可能在宋真宗駕崩前就暴露無遺。

另一方面，汴梁君臣爲維持這條窪地水長城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不但需要集中豢養近70萬的騎兵隊伍，還不得不將全國水師船隊的絕大部分投入其中。至于對水閘、河堤、蓄水池等基礎設施的養護，同樣是一筆相當不菲的支出。乃至因擔心黃河改道、影響防線的流量，又數次斥巨資搞強行糾正，造成多地因潰堤決口而淪爲人間地獄。加之國防重災區由冀中轉向西北，便進一步迫使朝廷依賴無限制財政擴張，烙下積貧積弱的“終身殘疾”。

慶曆八年（1048年）後，黃河三次北決，流經平原中部奪禦河入海，前後60余年，侵犯塘泺，“濁水所經，悉爲平陸”。此外，導入塘泺的“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于是塘泺受大量泥沙的灌淤，逐漸淺涸。自徽宗以後，塘泺“淤澱乾涸，不複開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積水，自是堤防壞矣”。由于塘泺淤淺，海河流域漲水時，積水四溢，一片汪洋，人民深受其害。

宣和七年（1125年），宋徽宗因女真人的誘惑而簽訂海上之盟，主動由塘泺防線北上進攻遼國。雖然戰力表現不堪入目，還是憑整體優勢重奪南京幽州。于是，爲防禦契丹而建的窪地水長城便失去了存在價值，不再能享有充沛的撥款維持。因而當金兵大舉南下，整個黃河以北的防禦在頃刻間就土崩瓦解。整整40多年後，南宋使節範成大途徑保定，看到原來開辟的塘泺已經堰塞消亡。唯有當初栽種的幼苗成長爲參天大樹。

等到明朝建立，失去維護多年的塘泺防線已無法保持原有風貌。曾經相互聯通的水網，直接分裂爲東澱與西澱兩大湖泊群。到清朝中後期，這些稍具規模的遺址也逐漸消亡。只留下今日仍可看見白洋澱、東澱、團泊窪和北大港等湖泊，向四方來客展示過往的蕩氣回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