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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主席找來中國農業問題的專家鄧子恢進行了一番談話。在兩人的對話結束後，毛主席感慨地說道：

“好一個鄧子恢，我和他談話談了一個半小時，被他訓了一個半小時！”

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鄧子恢“訓”了毛主席一個半小時？毛主席和鄧子恢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怎樣的爭執？

1955年，毛主席與鄧子恢兩人進行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談話。兩人的談話結束後，毛主席有些生氣地說道：“鄧子恢和我談了一個半小時，我被他訓了一個半小時！”究竟是什麽原因，讓毛主席與鄧子恢兩人發生了爭執？

1955年，是共和國農業經濟發展的關鍵之年。1953年，中國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每一位農民都分到了屬于自己的一份田地，翻身做起了自己的主人。與此同時，毛主席認爲共和國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就在土地改革完成之際，主席號召全國開展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

究竟是什麽原因，讓毛主席在1953年提倡開展全國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在毛主席看來，在經過土地改革後，雖然中國的農民都獲得了自己的一份田地。

但是，中國的農業經濟還是依賴人力的小農經濟，農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種地都是看天公的臉色吃飯，如果發生自然災害等意外因素，農民個體的抗風險能力實在太低。

一些在歉收之年的農民爲了生計，將不得不出賣國家分給他們的土地，這不僅會使一些農民重新陷入赤貧，更會讓農民群體內部重新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的情況。

毛主席認爲，如果中國全境普及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那麽情況將大不相同。毛主席主張的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號召農民們將自己手上的生産資料彙集起來，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樣不僅有助于增強農民們的抗風險能力，而且還有利于國家對糧食産品進行統購統銷，讓農業經濟推動當時共和國工業經濟的發展。

到1955年，毛主席號召的全國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已經頗有成效。但是，距離第一個五年計劃截至已經不到2年的時間，毛主席認爲推動農業生産合作社改革的腳步應該要再快一些，因此在1955年毛主席提議：要將過去全國65萬個農業生産合作社再翻一番，增加到130萬個。

但是，130萬個農業生産合作社在當時的共和國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推動大規模的改革也勢必“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毛主席在計劃將全國農業生産合作社准備增加130萬個的同時，也聯系到了中國當時的農業專家鄧子恢，希望他能夠提出一些推動改革的建議。

令毛主席沒有想到的是，鄧子恢不僅並不認同毛主席推廣的農業合作社改革，還給出了一套和毛主席當時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截然不同的建議。

在鄧子恢看來，毛主席推廣的農業生産合作社雖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增強農民集體的抗風險能力，但是農民們吃“大鍋飯”，在公共的農業田上幹多幹少都一樣，這不利于鼓勵勤奮的農民，也會有損其他勞動者的積極性。

因此，鄧子恢認爲毛主席當時推廣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的腳步可以稍微放緩一些，中國的農業生産合作社可以暫時保持在65萬個左右。

此外，鄧子恢還提議，應當鼓勵農民進行分田，讓不同的農民承擔各自的責任田，如此一來農民幹完活交完國家需要的公糧，剩下的都可以留給自己，這樣的辦法不僅能夠推動國家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可以提高農民生産的積極性。

當鄧子恢將自己的這些想法告訴毛主席時，毛主席認爲鄧子恢讓農民分“責任田”的行爲會導致農民重新陷入貧富分化的境地，不是推動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萬全之策。所以毛主席和鄧子恢兩人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爭吵，雙方互相談了一個半小時，卻誰也說服不了誰。

在毛主席與鄧子恢交談結束後，毛主席無比感慨地說道：“好你個鄧子恢，和我談了一個半小時，訓了我一個半小時！”

1955年，毛主席與鄧子恢兩人就中國農業生産合作社的數量是否繼續增加這一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吵。毛主席說鄧子恢和他談了一個半小時，訓了他一個半小時。

但是，毛主席也曾經稱贊鄧子恢是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第一人，“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人。究竟是什麽原因，讓毛主席對鄧子恢欣賞有加呢？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鄧子恢被任命爲共和國的農村工作部部長，不僅當時統籌全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且還負責全國的農業防汛工作，爲共和國初期農業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鄧子恢主持中國經濟的建設工作，最早還是要追溯到他投身革命時期。

20世紀40年代，是中國抗日戰爭尤爲艱苦的一段歲月。在曆經百團大戰後，國民黨因爲恐懼八路軍、新四軍與日俱增的軍事實力，不僅中斷了對我黨武裝部隊的後勤供應，而且還對我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開始了嚴密的封鎖。

而日軍更是將在敵後戰場發揮重要作用的八路軍、新四軍視爲自己的心腹大患，對八路軍、新四軍抗日革命根據地開展了嚴酷的掃蕩。

在這樣的情景下，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困難。鄧子恢在關鍵時刻向中央提議，應該將一部分工作的重心轉移到革命根據地的生産建設上來，確保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生産建設能夠“自給自足”。最終，毛主席等人采納了鄧子恢的建議，在陝北抗日革命根據地開展起了轟轟烈烈的延安大生産運動。

在經過一段時期的大生産運動後，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武裝部隊不僅能夠基本上實現糧食的自給自足，而且還有額外的余糧來培育屬于自己的騎兵部隊，這爲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解放戰爭期間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在解放戰爭時期，富有經濟建設工作的經驗鄧子恢，再次活躍在了革命根據地後方建設工作的前線。在河南省解放後，鄧子恢全盤負責河南省的經濟恢複與建設工作，當時諸如河南洛陽、開封等大城市的工人，多數以拉黃包車謀生。

有不少解放幹部認爲，靠人力拉車的黃包車是過去舊社會剝削人的體現，在河南全境解放後，黃包車這個工作崗位應當予以廢除。

對于一些幹部想要廢除黃包車車夫工作崗位的想法，鄧子恢說道：

“一些舊的工作崗位，雖然有過去社會剝削和壓迫人的因素，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在生産力水平落後的情況下，人們還不能迅速擺脫這種工作崗位，許多人民群衆還需要依賴這個工作崗位謀生。所以，我們應該把解放的工作和人民群衆的衣食住行結合起來。”

在鄧子恢的建議下，許多幹部們帶頭坐起了黃包車，以此推動河南省當地的就業和經濟的發展。在鄧子恢的努力下，河南省成爲了新中國成立前夕經濟恢複最快的一個省。

正是因爲在革命戰爭期間從事經濟建設工作的種種成就，讓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後放心大膽地將中國農業經濟的建設工作交給鄧子恢。

雖然毛主席和鄧子恢兩人在關于是否推廣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問題上存有分歧，但毛主席深知他和鄧子恢兩人之間的分歧，僅僅是在意見之爭上，本質都是爲了讓中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好。

受毛主席重用的鄧子恢也深明大義，在毛主席推廣農業生産合作社的意見受到多數幹部的支持後，鄧子恢也不遺余力地踐行毛主席的農業生産合作社政策，最終使中國在1957年順利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標也得以超額完成。

鄧子恢和毛主席曾就中國是否應該推廣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問題爭執不下，兩人甚至一共爭吵了一個半小時。那麽，鄧子恢身後的結局究竟如何呢？

雖然鄧子恢並不同意毛主席的觀點，但在黨內多數人同意推廣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的情況下，鄧子恢還是積極踐行了毛主席的農業生産合作社運動。到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之際，共和國的經濟面臨著一定的挑戰，在這一時期，鄧子恢緊跟著彭德懷，提出了許多關于共和國農業經濟改革的寶貴建議。

這些建議本來對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建設性作用，但遺憾的是，鄧子恢的這些觀點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鄧子恢也因此深陷在了曆史的漩渦之中。到1969年，鄧子恢被人從北京調往廣西，在此期間，鄧子恢因路途顛簸患上疾病。1972年，鄧子恢與世長辭，享年76歲。

鄧子恢對共和國經濟建設的種種觀點，被後來的事實證明十分具有前瞻性。因此，在1972年鄧子恢去世之際，他就恢複了曆史名譽，被毛主席稱爲“大管家”的紀登奎親自主持鄧子恢的葬禮，葉劍英爲他獻上悼念詞。

1978年改革開放後，鄧子恢所設想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得以迅速推廣和普及。每當有人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時，鄧小平都會稱贊率先設想出“責任田”制度的鄧子恢，當屬中國改革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