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年8月，秦嶺北麓的五丈原，秋風淒切，諸葛亮倒下了。

諸葛亮病逝後，蜀漢在撤軍途中隨即爆發了內亂。這場內亂，以魏延被斬而宣告結束。

後世有人對魏延之死頗感惋惜，認爲他是蜀漢中後期爲數不多的名將，倘若魏延尚在，蜀漢必有一搏。

那麽，是否會如此呢？

要回答上面這個問題，就要從魏延的經曆和性格講起。

魏延，字文長，荊州義陽郡人。魏延的一大高光時刻，是在219年被劉備破格提拔爲漢中太守。不過，自那年漢中之戰後，蜀、魏在此地再也沒發生過戰事。

所以對魏延來說，有一個無比尴尬的現實——沒有軍功。

正是由于這份尴尬，才激發出魏延對于軍功的極度渴望，期待著能在戰場上證明自己。

劉備逝世後，隨著諸葛亮于漢中籌劃北伐事宜，魏延認爲自己的機遇終于來到，沒曾想，諸葛亮仍未重用他。

魏延常慨歎自己壯志未酬、懷才不遇，好在諸葛亮後來還是給了他機會，那便是陽谿之戰、鹵城之戰，魏延一次擔任總指揮，一次作爲主將。

縱觀諸葛亮五次北伐，陽谿之戰、鹵城之戰可以說是蜀對魏最大的兩次勝利，因此，贊譽魏延爲蜀漢中後期第一大將並不爲過！

而至于魏延的性格，則跟關羽有一個極其相似的地方——高傲。

我們知道，關羽當年由于自傲，大意失了荊州，命喪于臨沮。而至于魏延，則是被自己人斬首。

那還是在諸葛亮去世後，“長史”楊儀受丞相遺令，負責率領全軍返回成都，卻發現途中棧道全被燒毀。沒錯，正是魏延幹的。

楊儀只好讓將士們自行劈山開路，並且晝夜兼行。結果到了南谷口這個地方，遭到了魏延部隊的攻擊。

蜀將王平上前，對著魏延手下的那些士兵們道德譴責。

一聽到“謀反”二字，士兵們紛紛嚇得丟下了刀，四散而逃，魏延只好逃往漢中。可惜，他的馬兒跑得不夠快，被蜀將馬岱追上，削掉了人頭。

魏延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場，還是緣于他的自傲，以及對軍功的極度渴求。

在魏延看來，以他“征西大將軍”的身份，應當接替諸葛亮來對全軍發號施令，況且，不能“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言下之意，應該由他統領全軍繼續北伐曹魏，而非返回成都。

可現實是，諸葛亮早已跟楊儀、費祎、姜維做好了退軍安排，並且對魏延刻意隱瞞，這就導致其前後的心理落差過大。

火上澆油的是，負責率領蜀軍撤退的楊儀，跟魏延還是如同水火的“死對頭”，這讓他更加生無可戀。

總之，魏延就如同提拔他的劉備一樣，沖動行事，最後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了解完魏延的經曆和性格後，我們再回到開頭的那個話題：倘若魏延在234年沒死，蜀漢接下來會出現什麽樣的場面呢？

基于此，我們可以想象第一個場景：回到234年的那個秋天，魏延手下的士兵們，無比忠心，誓要與魏將軍同生死。于是，他們與楊儀部隊展開交戰。

戰爭總是殘酷的，若要使魏延活，則必使楊儀、王平、馬岱，甚至是費祎死。

這將不可避免地引發一個結果：本就人才匮乏的蜀漢，其人才資源將進一步枯竭。就拿上面四位來說，在真實曆史中，王平、費祎後來都爲蜀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而假使魏延帶著一群平庸之輩，去挑戰司馬懿，這無異于以卵擊石。

至于另一種假想，那便是：魏延效仿當年越王勾踐之“臥薪嘗膽”故事，選擇隱忍，服從楊儀的一切安排，乖乖回到成都。但這不是說徹底認命了，而是等到將來時機成熟再鏟除異己。

據《三國志.魏延傳》記載，早在諸葛亮執政時期，蜀漢內部的人，都因魏延的自負和高傲而一直回避他，忍讓他。當然，唯獨楊儀不讓。

楊儀也是“刺頭”本性，心胸狹隘，脾氣急躁，處事偏激。他倆鬧得最凶的一次，竟把魏延氣得差點拿刀砍了楊儀，好在費祎從中調解，才沒讓事態走向極端。

因此，以二人的不共戴天之仇來看，只要魏延能活下來，至少楊儀必須得死。

那麽，魏延還有沒有其他異己呢？

在蜀漢內部，蔣琬、董允、費祎均是“停戰派”的代表人物，即主張休養生息，停止戰事，不再北伐；“主戰派”則以魏延、姜維爲首。

因此，姜維應該不會被魏延鏟除，因爲他們擁有一致的想法和目標，至于蔣琬、董允和費祎三人，那可說不准了。

第二種可能，實際上是第一種可能的“變體”。也就是說，魏延無法徹底鏟除停戰派，而是與他們長期處于相互鬥爭的狀態。

俗話說得好：“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更何況，那蔣琬、董允、費祎可比“臭皮匠”厲害，而那魏延也不如“諸葛亮”。

單論政治能力，魏延毫無疑問是欠缺的。

說回234年8月的那起沖突。當時，魏延和楊儀曾分別上表劉禅，指控對方叛逆。文書在一天之內送到了蜀漢朝廷，劉禅于是詢問蔣琬和董允的看法。

結果，蔣琬、董允在毫不知情且未經調查的情況下，都保護楊儀而懷疑魏延。

蔣琬和董允心裏清楚，對他們來說，楊儀作爲文官並不可怕，相比之下，魏延的威脅更大。他官職高，資曆深，一直渴望在北伐戰役中建立不朽功勳。

作爲“激進主戰派”的典型代表，魏延已然成爲朝堂上的刺，令那些“停戰派”的蜀漢重臣深感忌憚，急于排除。

因此，魏延的處境可以說是岌岌可危，可他的政治洞察力卻是極其缺乏——他非但沒有任何防備，反而與楊儀公然劍拔弩張。

那麽，就算魏延戰勝了楊儀，又或者，即便他躲過了蔣琬、董允的第一次清洗，他真的能每次都僥幸逃脫嗎？

以魏延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敏銳度來看，應該比較困難。運氣或許能夠幫他一時，但每一次的躲避，都只是在累積難以抵禦的未來危機。

綜上，魏延也許將再一次淪爲政治的犧牲品。

原本，蜀漢政權的派系劃分已經夠複雜了，有荊州派、益州派和東州派，其中，以荊州派與益州派之間的矛盾最爲突出。而現在，蜀漢內部又分裂出了“主戰派”和“停戰派”。

在如此背景下，若是像魏延這樣的激進分子介入鬥爭，怕是會讓蜀漢政權變得越發動蕩。

第三種可能，是基于劉禅懦弱的性格而做出的假想。

早在諸葛亮當“相父”時，劉禅便對其言聽計從，凡事沒有主見，只是負責在诏令下簽上自己的大名，便大功告成。

對于儒雅高潔的諸葛亮，劉禅尚且如此聽話，那麽面對性格剛烈、作風霸道的魏延，他又該如何自處呢？

恐怕“阿鬥”將徹底淪爲傀儡。

這不禁讓人想到後來大清王朝的鳌拜。那時候的鳌拜，也同樣是勇猛過人，武藝高強，被譽爲“滿清第一勇士”。鳌拜爲滿清入主紫禁城立下了汗馬功勞，是無人出其右的武將。

順治皇帝在駕崩前，給自己8歲的兒子（即後來的康熙皇帝）安排了四位輔政大臣，鳌拜正是其中一位。

後來，隨著“輔臣之首”索尼的離世，鳌拜開始變得囂張跋扈。他權傾朝野，肆無忌憚到了極點，居然擅自篡改聖旨，不經康熙的批准，就將另一位輔政大臣處決。

這般行爲，無疑是對皇權的直接挑戰。

而類似“弱君難制權臣之囂”的情節，也可能在魏延與劉禅之間上演。當然，作爲“千古一帝”的康熙，絕非弱君，等到他長大後，便用自己的手段除掉了鳌拜。

可那劉禅跟康熙比，著實差了十萬八千裏。

子午谷奇謀一直是魏延心中揮之不去的痛。以前北伐時，他就多次向諸葛亮請求領一萬人的軍隊，分兵作戰，走離關中最近的子午谷道，然後與諸葛亮的主力部隊會師潼關。

潼關乃長安之“東大門”，從洛陽至長安必經潼關，因此，魏延估計是想阻擊從洛陽派往關中的曹魏援兵，然後給予諸葛亮足夠的空間在關中一路向東推進，最後二人合攻長安。

此計光聽起來就有不小的風險，故而諸葛亮每次都拒絕魏延的提議，這使他常常感到郁悶和不甘心。

所以，假設魏延成爲蜀漢大將軍，獨攬了軍權，那麽他就有可能去實現以前的遺憾。

事實上，在當時那個三國年代，還真有人嘗試過子午谷奇謀，只不過行軍方向相反，是魏國對蜀國。

那是在諸葛亮第一次揮師北伐後不久，曹魏兵分三路，向蜀漢發起進攻。曹魏的主力部隊，由曹真領軍，他們從長安出發，走子午谷道，目標直指漢中。

不曾想，曹真的部隊在子午谷中遭遇了滂沱大雨，連綿幾日不止，造成行軍困難。一個月過去，卻未能行進半程。

最後，受限于糧草的匮乏，曹真不得不帶著頹廢的意氣，沿著原路折返。更糟糕的是，曹真在這場大雨中還得了重病，不久後竟撒手人寰。

後來，到了明末農民起義時期，領袖高迎祥也率領五萬精兵，從漢中出發，同樣走子午谷進軍西安（昔日長安）。不料，他們在途中也遭遇了大雪，行軍艱難。

更不幸的是，明末守將孫傳庭洞悉敵意，提前預判到了高迎祥的軍事行動，最終將其5萬人全殲。

可見，子午谷奇謀若想實現，是何等的困難，而一旦失敗，則又需要付出何等的代價。

而對本就兵力不多的蜀漢來說，子午谷奇謀無疑是一種豪賭。而這種豪賭，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存亡。

至于最後一種可能，則是基于上述四種可能的總結，即：內憂外患之下，蜀漢可能加速滅亡。

內政方面：主戰派與停戰派的矛盾不斷激化。魏延依仗自己的地位和職位，采取激烈手段來鏟除停戰派，當然，也可能是他自己被政敵清洗了。

不容忽視的還有一種情況，即劉禅被魏延徹底架空，魏延成爲了蜀漢政權的實際掌控者。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發生，都會對蜀漢的發展構成打擊，將國家推向衰退的軌道。

外戰方面：盡管魏延以勇猛善戰著稱，但與老謀深算的司馬懿相比，他仍處于下風。而魏延的過度自信和急于求成，也可能爲蜀漢帶來大麻煩。

顯然，魏延不太可能實行諸葛亮先前的“隴西計劃”，而更傾向于類似子午谷奇謀那樣的冒險策略。這類策略常以小博大，雖然不能排除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但更大的概率是滿盤皆輸。

諸葛亮駕鶴歸西後，蜀國仍堅持了29年的發展。

結合諸葛亮生前的種種安排，我們不妨大膽推測其心中所想：魏延若死，蜀漢尚有延續的空間；魏延若不死，蜀漢的滅亡或許近在眼前。

看到這裏，也許有人會疑惑：姜維難道擺不平魏延嗎？

雖然後來的曆史證明姜維是能堪重任的將領，但至少在234年的那個時間點，姜維的官職和地位在蜀漢實在是太低。

姜維于228年由曹魏投降蜀漢，身份僅僅是一名普通領軍，與之相比，魏延早在9年前就已當上漢中太守了。

隨著“五虎上將”的相繼去世，魏延無疑成爲了蜀漢武將的“門面擔當”。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的姜維與魏延之間的地位十分懸殊，故而使其不可能對魏延産生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