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夏曆”，就是夏朝的曆書，比之更早的曆書，按照尚書記載，就是帝堯時代的曆書。

尚書堯典記載：帝堯說“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厘百工，庶績鹹熙。”其中，“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的表述，顯然說明帝堯時代已有“陰陽合曆”。

所謂陰陽合曆，就是調和陰曆與陽曆的曆法。月亮圓缺1周曆時約29日12小時，圓缺12周約爲354天，因此必須要“置閏”才行，否則就與陽曆誤差越來越大。故而，古人綜合考慮之後，調和了兩種曆法，這就是陰陽合曆。

問題在于：陰陽合曆既適應農時，便于指導農業生産，又方便記時，無疑是一種非常高級的曆法，那麽4000年前的帝堯時代，中國人真能創造出如此高級的曆法？對此，考古取得重大發現，印證了史書又一記載。

關于堯都平陽，如今學術界普遍認爲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相關考證汗牛充棟，本文不再贅言。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認爲堯都平陽在山東西部一帶，但相比之下陶寺遺址證據還是要更充分一些。

其中，陶寺遺址的一些重要發現，表明4000年前的帝堯時代，中國的確已有陰陽合曆。

首先，帝堯時代已有一年概念

如今一年的24個節氣，但在帝堯時代，一年卻是20個節氣。陶寺遺址出土的用于立表測影的圭尺，由間隔黑色和綠色格間以紅色道標出刻度，共有20個，其中包括二分二至，以及對夏至日刻度的突出；陶寺遺址觀象台，現代學者研究發現可以觀測到20個節氣，這與圭尺互相印證。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陶寺先民必然已經掌握太陽曆，大致計算出一年多少天，因爲通過二分二至間的間隔，可以大致算出一年多少天，更重要的是沒有一年的概念，也就無法制定20節氣。當然，如今“回歸年”是以太陽連續兩次通過春分點的時間間隔，1回歸年爲365.2422日，是根據121個回歸年的平均值計算出來的結果。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陶寺遺址圭尺上對夏至日刻度的突出，還是比陶寺早2400年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都顯示古人早已掌握“二分二至”。既然如此，或許早在6500年前，古人已經知道一年多少天。

其次，帝堯時代的對月觀測

相比于陽曆，陰曆起源時間可能更早，也更容易觀測，因爲月亮存在“朔望”，完全不見月亮爲“朔日”，月亮最圓之日爲“望日”，故而觀察月亮塑望非常方便古人記時。

陶寺遺址中，就有一些觀察月亮的證據，除了陶寺晚期出土的“砷銅朔望月小輪”（下圖，銅齒輪形器，筆者懷疑中國齒輪可能起源于此）之外，還有一個極爲奇怪的現象，就是東邊的1號縫隙，根本不可能用于太陽日出觀測。正常來說，古人不會勞民傷財的制造一個無用之物，既然如此有何用途呢？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何驽指出：陶寺銅朔望月小輪的出土，證實了《堯典》關于陰陽合曆的存在；觀象台東1號縫隙，應該是用于18.6年一個周期的“月南至”觀測縫，陶寺先民對月亮的觀測，顯然已經極爲深入了。

因此，雖然陶寺遺址沒有留下直接的一年366天的證據，但他們掌握二分二至、以及將一年劃分爲20個節氣等，表明帝堯時代已有將一年定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基礎。正是在此基礎上之上，隨著數學、天文等的進步，漢朝太初曆才能將一年定爲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這與現代一年時間極爲接近。

同時，在太陽曆的基礎上，古人或許發現月亮12個圓缺與一年時間大致相等，于是爲了便于計時，又將陰曆糅合其中，通過“置閏”讓其與陽曆時間吻合，于是就形成了陰陽合曆。需要注意的是，陽曆才與農業生産相吻合，陰曆根本沒辦法指導農時，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因此陰曆年的長度必須適應陽曆年長度。

總之，以陶寺遺址反映的天文水平來看，帝堯時代完全可能制定出“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的曆法，尚書堯典沒有說謊。

參考資料：《何驽——陶寺考古初顯堯舜時代的“天下觀”》、《尚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