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亂年間，商人漲米價的行爲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涉及到經濟學、倫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等多個層面。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糧食短缺需求遠大于供給，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價格上漲是必然的結果，一方面是市場供需關系的自然反應，另一方面也是商人利用市場壟斷地位進行價格操控。

不過，商人漲價可能引起社會不安和恐慌情緒的加劇，因爲在資源緊缺的情況下價格上漲會使得弱勢群體更加困難，加深社會矛盾和不公感。

惡意漲價行爲常常引發道德爭議，會被視爲利用他人困境牟利，在道德上往往受到譴責。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漲價行爲皆是如此，曆史上就有一些政治家采取不同尋常的方法應對這一現象。

北宋時期，範仲淹在面對饑荒時不僅沒有壓低糧價，反而讓商人提高了米價，這一看似不合理的舉措實際上很好解決了災亂問題，最終達到穩定市場的目的。

那麽，這其中有著怎樣的故事呢？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

範仲淹是北宋時期的傑出政治家、文學家和軍事家，出生于江蘇蘇州吳縣，此地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地方。

他有著顯赫的家族曆史，高祖範隋是唐朝宰相範履冰的後代，只可惜命運坎坷。

範仲淹幼年喪父，由母親一人撫養長大，經過十多年的寒窗苦讀才進入朝堂，政治生涯始于廣德軍司理參軍，以其公正無私和卓越的才能逐漸嶄露頭角。

現如今，很多人只知道範仲淹的文學成就不容小觑，詩文充滿深沉的憂國憂民之情，提倡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幾百年來影響無數的中華兒女，《嶽陽樓記》被譽爲千古絕唱。

不過，縱覽範仲淹的生涯最爲人稱道的就是慶曆新政，即北宋時期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

範仲淹作爲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提出許多創新的政策，包括改善官員選拔制度、減輕農民負擔、鼓勵農業發展等。

盡管這些改革最終因爲種種原因而未能持續，但卻對後來的王安石變法産生重要影響，可以說北宋曆史上兩場影響甚大的改革，或多或少都與範仲淹有關系。

軍事方面範仲淹同樣表現出色，在西夏的叛亂中與韓琦共同擔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提出“屯田久守”的方針有效地鞏固西北邊防，這一軍事思想和戰略對後來的宋夏和議起到關鍵作用。

範仲淹的一生充滿智慧和才華，曾主持應天書院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強調經世致用的教育理念，認爲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品德和能力，使他們能夠爲社會做出貢獻。

他自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用“鬼才”兩個字來形容其思想和手段都不爲過，從北宋皇佑二年的一次自然災害中就能夠看出一二。

北宋時期，是國社會經濟相對穩定和繁榮的一個時代，杭州作爲江南地區的重要城市，經濟和文化都十分發達，但水利運輸帶來繁榮的同時也會帶來危機。

皇佑二年，杭州地區曾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水災和饑荒，給當地人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由于連續的暴雨和河流泛濫導致嚴重的水災，農田被淹沒、莊稼遭到破壞又引發隨後的饑荒。

饑荒期間，糧食價格必然會飛速上漲，有錢人或許能夠度過這一困境，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只能陷入泥潭。好巧不巧，範仲淹當時正擔任杭州太守，負責管理浙西地區。

面對災難他沒有選擇開倉放糧或打壓糧價，而是采取一系列非常規的救災措施，直接對外宣布單方面提高糧價，還不斷向外部宣傳這一消息。

乍一看這種措施與常理相悖，甚至于朝廷都出現彈劾的聲音，說範仲淹草菅人命發國難財，但很快這一種手段就出現效果，米價不僅沒有出現想象中的暴漲，反而還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跌，這是爲何呢？

我國有一句話叫做“鳥爲食亡，人爲財死”，範仲淹高價賣糧的消息不但向杭州周邊傳播，以至于很多商賈認爲有利可圖，加大向杭州運送糧食的車隊。

古代消息閉塞亦或者說存在一定的滯後性，諸多商賈信心滿滿帶著糧食前來銷售，結果發現來的人不僅僅只有自己，杭州因災難引起的糧食短缺問題不僅早已被填補，甚至于還有一定的盈余。

商人手裏的糧食短期內根本賣不出去，最後只能以低價進行銷售，如此一來杭州的市場糧得到穩定，糧食供應量也足夠老百姓度過這一個災年。

都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高價賣糧”解決糧食短缺隱患，後續老百姓的工作問題如何解決，若是大量無業人員閑置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動蕩。

這個時候範仲淹又出“昏招”，不僅在災荒年間大力興建土木工程，如修建和翻修寺廟和倉庫，還鼓勵民間舉辦賽船競渡等活動，很顯然又與正常手段相違背。

這些救災措施在當時還一度引起爭議，有人認爲他的做法嬉遊無節不體恤荒年朝廷的財政困難，官府、私家興建房舍傷耗民間財力，可現實情況卻是此“昏招”救災救荒效果卻出奇的好。

範仲淹認爲通過這些活動和工程，可以調動有余的財力以惠及貧困者，事實也的確如他料想的那樣。

公共工程措施不僅刺激當地的經濟，還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有效地緩解饑荒帶來的影響。

民間舉辦賽船競渡活動大力拉動杭州的旅遊業，通過有效的資源調配和社會動員，將一場災難轉化爲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杭州在那一年表現出較其他地區更爲穩定和安定的局面。

人人都說範仲淹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卻不知道他還是一個經濟學高手，與那些腐儒有著極大的不同，真正將“學以致用”四個字貫徹到底，一言一行對後世産生深遠的影響。

對于此事，你有什麽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