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帝國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官方藏書已經“積如丘山”，石渠閣、天祿閣等地已經放不下這麽多圖書了，所以後來又增加了蘭台、延閣、廣內等多個藏書的地方。是什麽原因使得漢朝的圖書得到爆發式增長呢？這和官方的重視密切相關，統治者對藏書的重視爲中華民族文脈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口西漢一號墓考古出土的“幹支木牍”。（圖片來自中新社）

《挾書律》的廢除

在這些人中，有兩個值得稱道的人物，就是劉邦的妻子呂後和她的兒子漢惠帝。作爲漢初的傳奇性人物，呂後的不少行爲與決定，都深刻影響了後世。特別是在中國文化史和藏書史上，呂後曾經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拯救了無數的珍貴典籍，推動了大漢王朝的文化繁榮。這個決定就是下令廢除了秦朝的《挾書律》。

由于劉邦建立漢朝初期，還要經常親自帶兵出去平叛、打仗，所以無暇顧及制度的修訂，基本上就是“漢承秦制”，沿襲秦代的律法。《挾書律》就是秦始皇時期頒布的一項法令，對私藏違禁書籍、談論詩書的人處以酷刑。這對于古文獻的保存和學術的傳授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扼殺了春秋戰國以來因“學術下移”而蓬勃發展的民間藏書文化。漢惠帝繼位後，在呂後的影響下，文化政策上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訓，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在具體的國策中，推行“無爲而治”的黃老之術，其中最爲突出的一個就是廢除《挾書律》。《漢書·惠帝紀》記載：“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意識到《挾書律》的實施實在是不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尤其是不利于國家的文化建設和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于是西漢政府在皇帝劉盈舉行成人禮這天，大赦天下，诏告全國，廢除了《挾書律》。

《挾書律》的廢除，使得書籍可以自由收藏閱讀，自由傳抄複制，自由交換流通。所以以前長期秘藏在民間的古書陸續開始重新現身，公私藏書不斷增加，延續千年的官書壟斷傳統也徹底終結。至此中國書籍進入公衆傳播的時代。這爲漢代的文化複興提供了前提條件，也爲後來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僅僅是廢除《挾書律》，對推動政府藏書，發展國家文化事業力度還是不夠的。由于政府尚無專門的制度和機構來保障書籍的收集、校閱、編寫和管理等工作，所以政府藏書的發展速度比較緩慢，而且由于管理不到位，出現了“書缺簡脫”等問題。直到漢武帝的時候，這種情況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廣開獻書之路

漢武帝根據國家發展的實際情況，審時度勢，在治國方略上果斷放棄了“無爲而治”的黃老之術，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統理念，取得了一系列對中國曆史影響深遠的文治武功。武功就不說了，文治方面影響最大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央最高學府太學完全把儒家五經作爲教學課程，聘請儒學博士擔任老師，招收優秀的青年學子當博士弟子。太學有了，老師有了，學生招上來了，課程設計也做好了，漢武帝忽然發現：教材不夠！儒家經典嚴重短缺。我們知道，漢武帝之前官方主要的藏書就是蕭何從秦丞相府和禦史府收來的那些書籍，但那裏面法律、地圖、賬冊之類的書籍居多，儒家典籍很少。呂後和文帝、景帝時期雖然也有民間人士自發給朝廷獻書，但畢竟數量有限，遠遠不能適應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學教育的需要。而且由于沒有制定具體可行的措施，沒有專門的機構人員管理，石渠閣和天祿閣的藏書有些甚至損壞了，出現了“書缺簡脫”等問題。面對這種情況，漢武帝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令“廣開獻書之路”，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圖書征集活動，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面向民間大規模收集書籍。

當時的征書活動規模空前，湧現出了許多積極獻書的人。現河北省滄州市有個曆史名城叫“獻縣”，就和獻書有關。獻縣這個地方原叫樂成，是漢武帝同父異母的哥哥河間王劉德的封地。漢武帝號召全國人民獻書，河間王劉德應時而起，足迹踏遍魯燕趙魏，尋尋覓覓爲國求書。只要一聽說哪個地方有好書，立馬親自前去，出重金收購，而且買完了還會命人重抄一份留給賣書人。對那些不願意出讓的，則好言好語，耐心請求，從不采取強制手段，這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絕大多數是難以做到的，但劉德做到了，他也由此而賢名遠揚，衆多的讀書人和老百姓聽說了劉德求書的故事，都帶著先祖留下來的舊書，不遠千裏，前來奉獻。就這樣，劉德所得之書越來越多，充滿樓閣，數量之多，據說“其量可與漢朝等”，和官方藏書不相上下了。劉德收集的書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許多都是先秦時期的古文舊書、儒家經典，價值很高。漢武帝時期，劉德多次用車拉著勘校好的《詩》《書》等古籍應诏入朝。每次入朝獻書，漢武帝都要舉行隆重的接書儀式。劉德淡泊名利，始終沒有卷入諸王爭權的政治漩渦，而是將其畢生精力投入到對中國文化古籍的收集與整理中。他收集整理先秦儒家典籍，爲秦始皇焚書後儒家文化的再生和傳承做出了巨大貢獻。劉德去世後，漢武帝念其獻書功勞，于是就把“獻”作爲谥號賜給劉德，當地人則稱之爲“獻書王”。爲了紀念劉德獻書，後來人們就把他的封地改稱“獻縣”，這就是“獻縣”名字的由來。劉德去世後葬于封地之內，現在獻縣還有獻王陵。

西漢官方藏書與《史記》的誕生

在廣收天下書籍的同時，漢武帝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就是說不僅鼓勵民間獻書，而且還制定了官方藏書的辦法，專門設立了寫書官抄寫書籍。因爲那會兒還沒有印刷術，書籍要複制保存就得有人抄。有許多文獻都是在漢武帝至漢宣帝之間這個時期抄寫的，應當說和當時“置寫書之官”的政策有一定的聯系。由于漢武帝的努力，皇家藏書數量大大增加，堆積如山，使“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且現實中儒術尊而不獨，百家罷而不黜，使得百家之學皆得以傳承。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載，漢朝“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有太常、太史、博士等專門的官員來管理藏書，相當于現在的圖書管理員了，太史令司馬遷就是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作爲太史令，司馬遷的職責是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等。所以他可以盡情地使用館中收藏的史料“探采前代”。司馬遷能夠寫出《史記》這樣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與漢代的官方藏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經過幾代帝王的努力，到漢武帝時，漢宮中的藏書已達13000多卷。面對豐富的藏書，太史令司馬遷歡欣鼓舞，由衷感歎：“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百年之間，全國的圖書典籍和曆史著作都彙集到管理圖書的史官司馬遷面前。這些豐富的檔案典籍爲司馬遷撰寫《史記》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依據。正是因爲擁有海量的資源和足夠的文獻史料支撐，才有了《史記》這樣一部皇皇巨著，把中華民族從黃帝時期一直到漢武帝時期3000多年的曆史完整地接續起來，實現了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不僅如此，漢代由于有了專門的圖書管理機構與專職官員，使得圖書整理與管理工作走向了正規化，而漢代藏書制度的建立，也爲後世藏書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完）（原標題：西漢的公私藏書與文化繁榮）

作者/焦利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