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由皖西向鄂東轉移，我們紅十師過了新洲，經倉子埠以北向西行動。

前面是黃陂的長嶺崗，這裏駐敵三十師1個營，另有反動民團二三百人。

我帶前衛團于拂曉發起攻擊，一舉將其殲滅，占領了長嶺崗鎮子。

天亮後，政委甘濟時來了。

早餐時，我和他還在鎮上每人買了兩根油條。

在吃油條的時候，他對我說，你看，你已經熬得兩眼通紅，去休息一會吧。

的確，紅軍出英山後，連續行軍，我已經五天五夜沒合眼，極爲疲勞。

因爲在行軍途中，一來當時敵情嚴重，二來政委身體單薄，又患有肺病，我怕他熬壞了身體，想到自己比他年青，身體也好些，就搶著多做些工作。

而今天打下了長嶺崗，長嶺崗北面接近紅安老蘇區。

估計部隊今天會住這裏不走。

于是我對他說，那好吧，我洗個澡去睡一會。

還說了各團的位置，緊急情況下的應付辦法，我們3個團是按"品"字形布置的。

他要我放心，快去休息。

午飯後，突然警衛員跑來向我報告，說政委遭敵人襲擊，負了重傷，我大吃一驚，慌忙趕到政委處。

他傷在肚子上，傷勢很重，樣子十分痛楚，說不行了，我一再安慰他，但心裏卻像刀割一樣難受。

醫務主任來了，看到傷得這麽重，連腸子都掉出來了，又失血這麽多，也沒有辦法，只是用繃帶包紮了一下，我們當時的條件太差，沒有什麽藥品。

我心情十分沉重，束手無策，一直呆在他身邊，他已經不能講話了，由于疼痛，他有時顯得十分痛苦和煩躁，但也看得出，他在努力地克制，有時又有一點笑容，我一再想方設法安慰他，一會，見他又煩躁了，對他說，給你愛人寫封信好吧，他露出笑容，點點頭。

過一會他又煩了，我知道他和哥哥關系好，對他說，寫信給你哥哥好嗎？

他又笑著點點頭。

午後不久，敵機即來轟炸我軍駐地，"轟隆"的炸彈爆聲一聲蓋過一聲，政委又煩躁起來，好不容易才弄清楚他想去總部。

總部在我們東面約15裏地方。

我們搞了一副擡子，要兩個勤務員跟隨，派出一個班護送，一再囑咐他們注意防空，不管出現什麽情況也要保護好政委，下午4點，他們出發，我們一直送出鎮子。

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到總部，政委就在路上犧牲了。

當他的遺體送到總部時，大家很悲痛，據說，張國焘、徐向前、陳昌浩流著眼淚帶頭在遺體前鞠躬志哀。

這一天，我心亂如麻，幸虧敵人沒有來。

我完全沒有想到這樣好的政委會犧牲。

甘濟時出身中農家庭，1900年出生，大我9歲。

中學畢業後，在家鄉當過私塾教師。

1926年黃麻地區搞農民運動時，他積極參加組織農民協會、婦女協會，他主辦平民夜校，親自上課，宣傳革命思想，1927年入黨，不久任黨支部書記，積極建立農民革命武裝。

黃麻起義時，他是家鄉一帶的領導者，革命軍上木蘭山後，敵人大屠殺，在家鄉呆不住，他曾跑到河南以教書爲掩護，不久又回家堅持鬥爭，任紫雲區委書記，紅軍回鄂豫邊後，他領導群衆積極配合對敵作戰。

1929年，敵人對鄂豫邊進行了3次"會剿"，他一面領導群衆開展遊擊活動，一面掩護老弱婦孺轉移。

1930年他任黃安縣委書記，鄂豫皖特委委員。

培養了大批幹部，作出了很多貢獻，1931年調到紅軍部隊，先在紅十二師任政治部主任，後任紅十一師政委，他文武都行，在十一師時間較長，倪志亮當師長，打仗下決心的是他。

紅十一師戰鬥力其所以提高得那麽快，與他有很大關系。

8月初，他調到我們紅十師，一聽說他來，大家很高興。

他來後，我們師面貌大變。

他重視部隊政治工作，重視思想教育，他到我們師時，正是困難時期，反"圍剿"開始，部隊經長期作戰，十分疲勞，敵情很嚴重，傷亡和減員比較大，加上繼續冒酷暑行軍轉戰，部隊容易思想波動，他做了很多工作，對保持和提高部隊的戰鬥力貢獻很大。

他作風民主，深入群衆，對幹部戰士都很好，都很關心。

他平常話語不多，但講話實在，條理性強，說服力強。

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鼓動。

他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我和他工作配合得很好，相互很信任。

對于軍事工作，怎麽指揮、怎麽部署，我征求他意見，他都樂意發表自己的看法，但從來不幹涉，作爲政委來說，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對于政治工作方面，有時我提出的建議，他都很重視。

記得部隊從燕子河出來到羅田的路上，我對他說，現在部隊有兩個問題，一是士氣，部隊部分幹部、戰士情緒有點不振；二是紀律，有個別違犯群衆紀律的現象。

建議以團爲單位開個全體會。

他馬上表示贊同。

接著一分工他就率先下去了。

我到二十九團，從三十團駐地路過時，即見他正在台上講話，講形勢、講紀律等等。

他說：在敵人的"圍剿"面前，目前我們是有困難，但沒有什麽了不起，比起過去來，困難小多了。……

他還鼓勵大家說：

"我們今天在吃苦，說不定明天要流血，革命就是要吃苦，鬥爭就是要流血。

不吃苦、不流血，革命不會成功的！

我們要不怕吃苦，不怕流血，才能取得勝利！"

他就是這樣，雷厲風行，工作積極，熱情很高，辦事果斷紮實，責任心強，他處處以身作則、生活艱苦樸素，因而在部隊有很高的威望。

他對我很關心，對我說，你缺的就是文化，可以補一補，一天學一個字，一年就是三百六，我來教，果然，他一有空就教我寫字學文化。

我常常想，自己遇到了一個好政委。

沒料到他竟這麽早就離開了我們。他的犧牲是我們的一大損失。

多少年來，我和同志們都經常想起了他。

大家都在紀念他。

政委甘濟時犧牲，全師上下都很悲痛。

當夜，部隊向河口開進，途中總部派周純全同志接任政委。

他騎著騾子帶著80多人的特務隊來了。

以前我與他不大熟悉，他原是漢口紗廠的工人，1929年我們打遊擊時，他搞交通工作，給我們籌集過子彈，聽說當過信陽中心縣委書記。

到我們十師前，他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政治保衛局長。

天快亮時，部隊又來了一道命令，調我到紅二十五軍任軍長，我看到命令上的二十五軍的任職人員有：

軍長王宏坤、政委王平章、副軍長徐海東、參謀長廖榮坤、副參謀長姚家芳。

當時分局和總部究竟怎麽打算的，具體情況我不知道，只聽說當時計劃將主力紅軍編爲第四、九、二十五3個軍，分別以蔡申熙、王樹聲和我任軍長，以四軍和九軍拉到外線，以二十五軍留鄂豫皖內線作戰。

天大亮後，我們進入指定的河口鎮東南地區，按總部要求我將部隊布置好後即打電話給陳昌浩政委，說到了駐地，部隊布置好了，我走了，他說，現在不能走，要打仗，打了仗再說。

原來，敵人發現我軍主力西移，急調原右路軍的第一師，中路軍總預備隊八十八師和二線部隊第十三師等向紅安、麻城堵截，同時令敵陳、衛縱隊加速尾追。

這時，從西面堵擊我軍的敵第一師師長胡宗南親自率領該師4個團和敵俞濟時八十八師1個旅（2個團）已先我進占河口。

敵見我軍接近，立即派出八十八師那個旅堵擊。

紅十二師在我右翼，敵人正面向他們攻得很緊，並且胡宗南還派1個團從東面迂回。

我們抓住戰機以二十九團在前面頂著敵人迂回部隊打，又派出三十團從東向西南朝敵側後迂回，很快，三十團迂回成功。

這樣，我二十九團和三十團兩面夾擊，一舉將胡宗南這個團全殲。

近2000人沒有跑掉1個。

連團長也活捉了。

西面，紅十二師同樣打得勇猛堅決，全殲敵八十八師1個團，余敵逃進河口鎮據守。

這是第四次反"圍剿"中最幹脆的一仗，全殲敵人2個團，敵人是蔣介石的嫡系"王牌"。

裝備最好，排長以上都是黃埔生。

敵人這兩個師還是第一次與我軍主力交手。

這一回，僅我們師就繳獲了80多支自動步槍（即輕機槍）。

當我們在河口地區與敵激戰時，蔡申熙同志率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也在馮壽二地區與敵十三師激戰，打退了敵人對河口的增援。

在戰鬥中他負了重傷，犧牲了。

蔡申熙是湖南人，出身貧苦農民家庭、是黃埔第一期的。

後來參加北伐，任營長，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在湖南農村組織過農民武裝，南昌起義前，黨派他先後到賀龍、葉挺部隊擔任過中、高級職務，後來又先後擔任過中共江西省軍委書記和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他是紅十五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對鄂豫皖紅軍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政治上軍事上都很強，在戰略戰術上往往有獨到的見解，作戰指揮上機智果斷，勇猛頑強，他犧牲了很可惜，是紅四方面軍的重大損失。

蔡申熙

由于蔡申熙同志犧牲了，來十師組建紅四軍的計劃不能進行，我也就沒有離開紅十師留在鄂豫皖。

河口戰鬥結束，我回到師部不久，張國焘和陳昌浩一齊來了，了解情況，並征求下一步的意見。

他們問我怎麽辦？

我也知道四面的敵人快聚攏過來，部隊得轉移，但我們不知道他們心裏的想法，我說，要行動應該快作決定，我的意見，總部由我們師掩護，直插老君山，然後率十一、十二、七十三師經黃陂站、油榨灣，到羅山、光山、黃安交界處的陡沙河、白沙關、大山寨一帶，那裏有一大空隙，敵人的大部隊也不容易進去。

地勢居高臨下，可向東，也可以向西向北。

我這樣一講後，他們面色都冷了，不作聲。

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已經有了轉到外線的計劃。

晚上12時，來了命令，部隊向西北轉移，到四姑墩一帶，我們師駐四姑墩西南。

離開河口時，紅十二師留三十五團掩護，該團與敵激戰整日，頑強阻擊敵人，該團團長姓陳，任團長不久，過去曾在我們三十團一營二連當連長，是個很不錯的同志，這一回犧牲了。

這一天，紅七十三師也在頑強阻擊敵陳繼承縱隊先頭師，血戰至晚，斃傷敵副師長柏天民以下1000余人。

到四姑墩那天，分局在黃柴畈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問題。

沒有讓我參加，就是因爲我頭天晚上提了意見。

下午三、四點時，周純全回來傳達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夜裏突圍，到鐵路西，將來消滅敵人後再回來，也講了行動路線，4個師分兩路走。

他講得很簡略。

我當時的想法是，轉就轉吧，沒有什麽說的。

周純全說要輕裝，什麽笨重的東西都不要，到什麽程度？

醫務處藥挑子、牲口都不要，迫擊炮不要，行軍鍋也不要。

當時全軍只有我們十師有個迫擊炮連、一共4門炮，還是徐向前當紅一師師長時打花園繳獲的，我們的炮打得很准，在戰鬥中作用不小。

可惜炮彈不很多，1門30發的樣子，周純全要全埋掉，我不同意。

我說，醫院的東西都要帶著，不就是那麽一點東西，打起仗來需要它，行軍鍋要帶，一口也不能丟，我們不能不吃飯。

4門迫擊炮，考慮炮彈不多，埋2門，帶2門，那些牲口全帶著。

什麽"笨重東西"？

其實我們沒有，都是平時行軍作戰帶的東西。

他見我不同意，自己去召集團的幹部開會，布置"輕裝"，我就和他"唱對台戲"，各團的同志不錯，大家長期在部隊，心裏清楚，所以除了減2門炮外，基本上是原封不動。

"輕裝"的要求不知是上面布置的還是周純全發揮的，其實總部先也帶著山炮營，山炮直到丹江邊才丟掉的。

當晚，鄂豫皖分局和總部即率紅十師、十一師、十二師、七十三師和少共國際團分左右兩路縱隊出發，從花園以北、廣水以南地段穿過平漢鐵路。

我軍經兩天兩夜急行軍，突破了敵兩個師的防線，到達了平漢路以西約50裏的陳家巷地區。

這時候，身負重傷的陳赓和劉英要離隊去上海治傷，陳赓是紅十二師師長，在扶山寨戰鬥中傷了腿。

劉英是紅七十三師師長，在商、固邊作戰中傷了腦袋。

總部指示我准備經費（當時只有我們師有錢），我打電話給師後勤部長秦輝燦，要他分別准備多少金條、洋錢和國民黨票子，直接送給我。

爲了陳、劉的安全，上級規定，經費由我秘密交給他們本人或交總部轉他倆。

沒料到師部一個姓徐的參謀大概是偷聽了電話，他僞造印章，搶先跑到後勤部冒領，後勤部長大意了，結果讓這家夥領了錢跑掉了。

我們即又重新准備了兩份，幸虧這家夥不知道這批經費是幹什麽的。

錢交給了陳赓、劉英，當天下午，他倆分別由地下黨負責掩護去上海，陳赓向北經河南、安徽到上海，劉英向南經漢口往上海。

陳赓同志到上海一路比較順利，到上海後，很快治好了傷。

他原來就是從上海進入鄂豫皖的，在上海搞保衛工作，保衛周恩來等同志，也整叛徒特務，上海對他來說比較熟悉。

在上海他還會見到了魯迅，向魯迅描述了鄂豫皖蘇區的新氣象。

後來，陳赓進入中央蘇區，以鄂豫皖代表的身份出席蘇維埃代表大會，直到長征結束，一、二、四方面軍會甯大會師時我才見到他。

劉英同志卻不順利，一到漢口就被敵人發現，結果遭敵人逮捕，受盡酷刑，仍堅貞不屈，最後犧牲在漢口，劉英對鄂豫皖紅軍的建設和發展是有很大的貢獻和功績的。

他是山東人，早年在馮玉祥部任職，被派到蘇聯學騎兵，在蘇聯加入共産黨，回國後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

1929年派入鄂豫皖，他算來得較早的，只比徐向前同志晚一點，先到商南紅三十二師，參加打商城，以後到鄂東北紅一師當參謀長、師長，相繼任過紅十師副師長、師長和紅七十三師師長，參加了許多戰役戰鬥，並多次負傷。

在作戰中，他英勇頑強，機智果斷，是鄂豫皖紅軍的優秀指揮員。

我和劉英接觸較多，感覺他熟悉部隊，帶兵有經驗，指揮有辦法，他既有山東大漢勇猛的性格，也有待人熱情真誠，聯系群衆，關心士兵，以身作則的優良品質。

我發現他興趣廣泛，而特別喜歡戰馬，喜歡馴烈馬，他身邊經常有騾馬各一匹，每次穿新衣服時都得給騾馬看，他騎術精湛，可以站在馬背上過河。

劉英同志的犧牲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大損失。

劉英畫像

當晚，我們從陳家巷繼續西進。

沒料到，從此被迫離開了鄂豫皖根據地，紅軍的第四次反"圍剿"遭到了失敗。

今天回想起來，其所以失敗，有以下3個原因：

首先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錯誤地估計了敵人的力量，盲目輕敵，對反"圍剿"沒有准備。

其次是在敵人"圍剿"開始時，我們的作戰方針不對頭，不是避強擊弱，各個擊破，而是正面硬頂，與蔣介石嫡系拼消耗。

其三是推行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一系列錯誤政策的貫徹執行，動搖甚至毀壞了根據地的堅實基礎和抗敵能力，加上不重視地方武裝，不重視遊擊戰爭，沒有形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等等。

這是很深刻的曆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