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總在1959年7月寫的《彭德懷自述》中，敘述了井岡山根據地早期領導人袁文才和王佐被殺的經過。現摘抄如下：

一九三0年三月初（注，應是2月23日），紅五軍將三、四縱隊集結于永新、吉安、安福邊境，進行奪取安福城的攻城練習。

某晚深夜，湘贛邊界臨時特委書記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紅五軍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滕代遠（紅五軍黨代表）、鄧萍（紅五軍參謀長）和我（彭，紅五軍軍長）在。

他們談袁文才（1929年1月，袁文才作爲紅4軍參謀長，隨紅4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不久獨自返回井岡山，任中共甯岡縣委常務委員）、王佐（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率三十二團協同紅五軍守衛井岡山，後任紅四軍五縱隊司令員）要叛變。說袁、王在永新縣城縣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

王佐講話時，把駁殼槍在桌子上一擺。

現在永新城內駐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隊，如不承認這一條件，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我（彭）說:“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時，還不壞，不算太蠻橫，不至如此嚴重吧!爲什麽變化這樣快呢?”

【彭批的是：不久前，王佐特務營(二百余人)曾和紅五軍共同行動，先攻占酃縣、桂東，消滅民團，救出在獄革命群衆和幹部，籌款和征集必需物資，又攻占城口、南雄，在城口與南雄買了大批藥品及鹽布，又籌款及收集物資，繳獲了不少槍支子彈。紅五軍與王佐兩部均分了繳獲的物資槍彈，王佐對此很滿意。其余繳獲按邊區統一計劃分配，經和王佐共同商決，他也是滿意的。這次行動五軍對王佐部的政治影響是好的。】

朱昌偕說，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以後挑拔起來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後，將那段原文念給王佐聽(王佐不識字)，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

【紅四軍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討論“六大”決議時，將其中有關爭取士匪群衆，孤立其首領一段刪去未傳達(討論“六大決議，袁、王參加了，刪去那段是四軍前委常委決定的)，袁文才在紅四軍政治部找到原文對出來了。】

我（彭）說:【打南雄回來以後，約半月，有一天近黃昏時，我一個人到王佐處，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關系搞好一點，王總是撤開此事。

黃昏以後，紅五軍司令部派傳令兵來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

王佐很緊張，立即把手槍拿出來，左右人員也把槍端起來了。我知道他有懷疑，坐著未動，說:“這裏沒有敵人嘛!”又問:“傳令兵同志，你來幹嗎?”

傳令兵回答說:黨代表要我來接你，怕路上有狼呀。”

從上面事情來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時，軍委開了臨時會議，我（彭）與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帶四縱隊一部分(離永新城三十裏)接近縣城，守住浮橋。等天明時再和他們談判，弄清情況後，再行決定。

據說四縱隊一部剛到浮橋邊，袁、王察覺，即從城內向橋上沖來，一在橋上被擊斃，一落水淹死。

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岡山老土匪，沖出城外逃回井岡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內未動。

特委向部隊說明袁、王“罪惡”後，將其部隊改爲湘贛邊區獨立團，受特委直接領導。以前我們沒有預聞，以後我們也未幹預此事。

紅四軍離井岡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爭取了袁隨四軍出動的。

在部隊出動前，毛主席同我談過。毛主席說，袁這人很獲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隨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這是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我（彭）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們坐在地上談的。這樣做是想爭取袁文才進步，使他離開舊基礎，改換新環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圍剿”後，項英來到中央蘇區，富田事變的領導機關和部隊(二十軍)撤到河西永新。在討論如何去爭取他們時，我便同毛主席談了袁文才和王佐這件事。毛主席說，討論“六大”文件時，不應該要他們參加。

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隨五軍行動時，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那次隨五軍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來的，我們未向他建過議，要是王過去有懷疑，他就不會隨我們出去。

在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有人說彭德懷爲吞並袁、王所部，不惜殺害袁、王。此案必須請求審委弄清楚，我（彭）要是從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槍，甘願償命賠罪。

此事還有陳正人活著可查明。假使當時特委同志所報非實，那特委同志也有責任，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以上主要依據《彭德懷自術述》）

另：1950年對袁文才和王佐一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追認爲革命烈士。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時，親切地會見了他們的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