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政治家一樣，從本質上講，斯大林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或許他在年輕時信奉過馬克思主義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當他真正掌握了政權以後，越來越成爲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

斯大林對待共産國際的態度特別能說明這一點。

最初，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産主義原理》中寫道：“共産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列甯和布爾什維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俄國造成的混亂和動蕩局面，趁機奪取政權後，就在期盼和准備世界革命，並爲此而成立了共産國際（即第三國際）。

由于紅軍在國內戰爭中的勝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發動世界革命的決議。

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支持這個路線，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強調：“國際無産階級將時刻准備戰鬥，直到蘇維埃俄國的版圖擴展到全世界。”

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

1923到1924年，革命的風暴已經過去，而資本主義世界在美國的帶動下開始趨向繁榮。

斯大林和共産國際多數領導人在把革命推向東方的同時，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正處于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

斯大林此時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在本質上和邏輯上，是對“世界革命”戰略的反動。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反對派聯盟的尖銳批判。

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

反對派的失敗，一方面是由于在蘇聯黨內鬥爭中運用的政治策略不敵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們的理論脫離當時的實際情況。而斯大林的主張更具現實性和實用性，並爲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

隨著對世界革命路線的偏離以及斯大林在黨內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共産國際開始逐步從一個共産黨領導革命的世界性組織機構，淪落爲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

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再次喚起革命希望，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大會提出的戰略是：准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産階級政權，不論是在法西斯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在總體上，共産國際認爲“法西斯主義是一種革命的和民主的組織，能給資本主義以打擊，至少能加深革命局勢”。而社會民主主義則是更危險的敵人。于是，共産國際要求各國共産黨要經常揭露和打擊社會民主主義，在實踐中不懈地爭取無産者的大多數。

這時的斯大林又舉起了世界革命的大旗，他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出現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就要終結”，“群衆革命運動的高潮將更加猛烈地增長起來”。“資産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將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尋找出路”，“無産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止戰爭危險時，將從革命中尋找出路”。

阿道夫・希特勒

1935年7到8月共産國際在七大期間提出，法西斯主義剝奪了民主，摧毀了人類贏得的巨大社會權利及精神成果。

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會議上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群衆所面臨的，“不是在無産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民主之間，而是在資産階級民主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做出選擇”。因此，爲了配合蘇聯與英法建立集體安全的外交路線，各國共産黨必須轉向擁護民主，動員群衆，建立起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于是，革命的旗幟再次收起。

但形勢很快又發生了變化。

對資本主義國家本能的警惕以及與英法談判陷入僵局的結果，使斯大林再次改變了策略。爲了保障蘇聯的安全，蘇聯決定與德國聯手。

1939年8月蘇德秘密條約簽訂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斯大林要求共産國際淡化反法西斯的宣傳，取消人民陣線和民族團結的口號，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産黨人，必須堅定地宣布反對本國政府，反對戰爭”。

于是，幾年來依靠人民陣線與本國政府合作並得到空前發展的歐洲各國共産黨被迫對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戰爭采取了不合作立場。

共産國際指示各國黨：對待蘇聯的態度已“成爲衡量爲社會主義而鬥爭意圖真假的試金石”，“凡與此看法抵觸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線”。其結果，不僅各國共産黨再次受到政權當局壓迫，共産國際本身也成爲衆矢之的。在歐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變引起中共與共産國際的分歧，美國共産黨也退出了共産國際。

很明顯，此時的共産國際已經完全成爲蘇聯對外政策工具，並引起各國共産黨的不滿。

面對艱難處境，蘇聯領導層1941年4月便出現了共産國際是否還要存在的議論。

4月20日，斯大林對蘇聯和共産國際領導人說：現在，“各國共産黨應成爲完全獨立的黨，而不是共産國際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現了新的情況，“各國共産黨作爲從屬于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國際組織下面的支部這種狀況已經成爲障礙”。

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響的兩個西歐共産黨領導人陶裏亞蒂和多列士傳達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産國際執委會，作爲各國共産黨的上級領導的活動，使各國共産黨具有充分的獨立性，並成爲真正本國的政黨。

5月12日，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與共産國際兩巨頭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討論了終止共産國際執委會活動決議的起草問題。

在討論中，他們擔心這樣突然的變化會在共産黨內引起沮喪和混亂。同時被敵人攻擊爲“一種手腕”或說共産黨人放棄了世界革命。因此認爲，在提出這一問題時，應該強調：“在現階段，各國共産黨必須作爲獨立的本國的政黨來發展。在今後的階段中，各國共産主義運動在國內的蓬勃發展，將使國際共産主義組織在更牢固、更廣泛的基礎上獲得新生。”

他們還爲解散共産國際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1）使反共産國際公約失去其基礎；（2）打掉資産階級手中的重要王牌——即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産黨，都是服從于某國外中心的本國的“叛徒”的指控；（3）各國共産黨將發展成爲真正的本國人民的政黨；（4）吸引更多的工人積極分子入黨。

由此看來，使斯大林感到共産國際應該解散的最初理由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各國共産黨的宣傳口徑和方針、政策圍繞莫斯科的意圖左右搖擺，其結果不僅使共産國際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極大損傷，成爲各國政府攻擊的目標，而且把各國共産黨搞得暈頭轉向，失去信心，而這種組織形式最終帶給他們的只能是傷害。第二，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使人們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無論是與英法結盟，還是與德國聯手，蘇聯都必須借助于一種資本主義的力量來保證自身的安全，共産國際因此很難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號。

至此，作爲世界革命的大本營，共産國際存在的邏輯基礎已經動搖。

至于蘇德秘密條約的簽訂，雖然給莫斯科帶來了眼前利益和避身于戰火的短暫時機，但是卻在道義、信仰以及國際力量的聚合等方面，從根本上打擊了蘇聯和共産國際。在這樣的情勢下，斯大林不得不考慮脫掉這件無用的外衣。

盡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進攻，打亂了共産國際的工作部署。但是，這場以保衛蘇聯爲中心的戰爭開始以後：一方面共産國際的重心已經完全轉向民族國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無從談起；另一方面，蘇聯與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礎上建立的聯盟，隨著戰爭的進程有不斷加強和長期化的趨向，共産國際已經成爲莫斯科推行其對外政策的嚴重障礙。于是，斯大林決心踢開這塊絆腳石。

就在希特勒進攻蘇聯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緊急召見了蘇聯和共産國際領導人，談到共産國際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國黨應就地開展保衛蘇聯的運動，而不要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目前，共産國際不應公開出面。

季米特洛夫按照這個精神向各國黨發出指示，要求動員全部力量保衛蘇聯。書記處還決定“立即調整共産國際機關的所有工作，竭盡全力幫助聯共（布）和蘇維埃各級機關”。

6月24到26日，共産國際電示瑞典、英國、法國和美國共産黨，嚴厲批評把蘇德戰爭說成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的錯誤認識。強調指出：蘇聯進行的是衛國戰爭，而“並不想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任何人”；關于世界革命的說法只會“妨礙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國際團結”；英國共産黨必須放棄一切對丘吉爾政府的攻擊，而法共則應該與戴高樂抵抗力量合作。

7月初，共産國際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領國家建立民族統一陣線的問題，而且強調“共産黨人在民族陣線中不要提領導權的問題”。

顯然，一切有關世界革命的提法都與共産國際的基本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卻同戰時與西方結成聯盟的政策背道而馳。並且隨著戰事發展，越發顯得不協調。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的參戰，更加推動了盟國之間的合作關系。于是，對那些實力日漸強大而使本國政府感到威脅的共産黨，共産國際也更加發揮了約束作用。

對于中國，1941年底共産國際確定的任務是：“促成和調解中共和蔣介石之間的相互關系，確保中國軍隊能夠對日本人發動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澤東，面對國民黨的挑撥，中共應以“寬容的胸懷”，“做出應有的讓步”，還指責周恩來在重慶與反蔣力量秘密接觸的做法。後來，共産國際又多次建議中共領導人，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解決合作問題，應當接受蔣介石的領導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對于各國共産黨借助民族解放戰爭實現革命轉變的意圖，共産國際予以堅決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給南共領導人鐵托和卡德爾的電文中指出：“你們領導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戰爭，而不是無産階級鬥爭，這一點應該牢記”。

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

在1943年2月6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國成立的日本共産黨同盟“不應只是日本共産黨的組織，而應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組織”，其綱領提出的“在日本進行共産主義革命”的口號是根本錯誤的。

在3月2日給波蘭共産黨的電報中強調，他們的目的應當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而不是工人和農民的政權”。

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還對一系列其他國家的共産黨下達了類似的指示。

最後促使斯大林下決心解散共産國際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對戰時同盟關系可能破裂的擔心，對戰後同盟關系得以延續的期盼。

這表現在戰後世界安排和開辟第二戰場兩個問題上。

蘇聯對法西斯德國的英勇抵抗逐步贏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爾這位當年呐喊著要通過武裝，幹涉消滅布爾什維克的著名反動高手則率先表現出“不計前嫌”的政治家風度。

然而，隨著戰事不斷向著有利于同盟國的方向發展，蘇聯與西方國家（首先是英國）之間的矛盾卻不斷暴露出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雙方在戰後世界安排方面出現的分歧。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

盡管蘇聯聲明接受《大西洋憲章》的條款，並保證給予各民族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權利，但該文件簽署時，沒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見的做法，無疑是對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設計聯合國方案的同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則討論了副外交人民委員洛佐夫斯基的建議，決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爲首的“外交材料准備委員會”，研究有關戰後世界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種種問題。

不過，在一些直接涉及蘇聯安全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此前已經有所考慮。

早在1941年12月，紅軍第一次轉入反攻之後，斯大林便向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明確闡述了戰後在歐洲重構邊界，與英國重新瓜分“勢力範圍”的計劃。蘇聯不僅要求恢複蘇德戰爭前的邊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線爲界得到波蘭東部的領土（以德國領土爲其補償），把芬蘭和羅馬尼亞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承認把比利時、荷蘭，可能還有挪威和丹麥劃爲英國的勢力範圍。寇松線指波蘇戰爭期間，英國外交大臣寇松向蘇俄和波蘭建議的停戰分界線，1919年12月8日，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在巴黎和會上決定重建波蘭國家。以民族邊界線作爲波蘭東部邊界，這條線沿布格河劃分波蘇邊界，在北部把比亞韋斯托克地區劃入波蘭版圖。

對于蘇聯在戰後幹涉、控制東歐和巴爾幹事務的明顯意圖，艾登始終堅持毫不退讓的立場，認爲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條約的簽訂。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

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訪問倫敦期間，英國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

經過艱苦的談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雙方即將締結的同盟條約中刪去蘇聯關于戰後領土要求的條款，爲此而得到的回報是在條約中要寫明英國將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

其實，希特勒進攻蘇聯不到一個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國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問題。這不僅是與蘇聯存亡攸關的問題，也是蘇聯與西方實現軍事同盟的重要標志。

主要是出于軍事方面的考慮，丘吉爾對蘇聯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回避的態度，直到美國參戰，情況才有了轉機。

在美國人的推動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國接受了准備于1943年在法國海岸發動一次主要攻勢的計劃。于是在5月英蘇同盟條約談判中，英國承諾將開辟第二戰場。然而，兩個月後英軍在北非戰場的修敗，使丘吉爾完全打消了在歐洲對德國發動進攻的念頭，甚至美國軍人也開始考慮把軍事力量調往太平洋戰場。

在羅斯福的堅持下，8月美英軍事領導人決定發動對北非的進攻，以替代在歐洲登陸的計劃。斯大林對此似乎並不滿意，10月5日，他通過答美聯社記者問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蘇聯對當前局勢的評價中，開辟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占據首要地位”，並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時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作爲回應，1942年底，羅斯福派人到蘇聯駐美使館，明確建議莫斯科解散共産國際。顯然，在美國人看來，共産國際已經成爲蘇聯與西方進一步合作的嚴重障礙。

從進攻北非的“火炬”行動開始，中間經曆了1943年2月蘇軍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再到英美聯軍在阿拉曼戰役中，迫使北非德意軍隊于5月13日全線投降，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戰局的好轉有助于盟軍的進一步合作。1943年2月9日丘吉爾通告斯大林，盟軍准備在8月或9月開始橫渡海峽的戰役，但具體何時進攻還要看德軍的防禦情況。16日斯大林回電說：“目前的局勢要求把這個期限大大地縮短”，並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爾勉強答複，如果敵人得以削弱，那麽可以在8月前發動橫渡海峽的戰役。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爲了協商與蘇聯的戰略協作問題，丘吉爾應羅斯福邀請前往華盛頓。在5月6日的通信中，羅斯福向斯大林通報了這一情況。

得到這個消息後，斯大林顯然需要做出某種友好的姿態，以配合美國人勸說英國及早開辟第二戰場。

無論如何，到1943年5月初，爲了促使英美軍隊盡快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並讓西方接受莫斯科關于戰後安排的重要構想，斯大林必須做出能夠讓西方盟國感到放心的明顯舉動，這個舉動就是解散共産國際。

5月8日深夜，共産國際的兩位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被召進克裏姆林宮。

在那裏，莫洛托夫向他們通報了斯大林的意見：“作爲各國共産黨領導中心的共産國際，在目前形勢下，已成爲各國共産黨獨立發展和執行其獨特任務的障礙”，因此應該解散，並且現在就開始制定解散共産國際的相關文件。

經過一陣匆忙的准備，5月21日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召開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

莫洛托夫宣讀了解散共産國際的決議後，斯大林對此做了一番詳細的解說：實踐證明，即使馬克思和列甯，在目前情形之下也無法用一個國際中心，來對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實施領導。尤其是在戰爭條件下，情況如此複雜：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的共産黨組織的任務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敗主義策略，而蘇聯、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共産黨則相反，他們的目標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盡快地消滅敵人。當共産國際建立之時，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認爲我們有能力領導所有國家的運動。這是我們的一個失誤。如果讓共産國際繼續存在下去，將會對其聲譽造成損害。

5月22日，《真理報》公布了主席團關于解散共産國際的決議。對此所做的解釋是，由于戰爭環境，無法召開會議，只得通過報紙將這一建議提交各國支部討論。

6月10日，《真理報》刊登了31個贊成解散國際的共産黨支部的名單，以及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簽署的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議，宣布共産國際從即日起正式解散。

解散共産國際，就意味著莫斯科從戰略的角度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主張，而這一主張恰恰是建立共産國際的初衷。

從國家層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權力後考慮的唯一問題，就是保障蘇聯的安全和發展，輸出革命，曾經被認爲是一種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戰爭期間特別是戰後，這種方式已經完全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了。

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

斯大林已經考慮並正在准備讓蘇聯作爲重要成員加入國際社會，加入一個既有約束力又能提供機會的體制，而加入這個體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棄革命的傳統。

1944年10月斯大林在與丘吉爾的著名對話中一語道破天機，丘吉爾坦誠地對斯大林說：“在1919到1920年時，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嚇得發抖”！斯大林毫不遲疑地回答說：“現在世界不會再嚇得發抖了”，因爲“蘇聯無意在歐洲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