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圖片來源中新社
生態文學已經成爲中國當代文學格局中的一片美麗風景，重塑了中國文學的綠色維度，在文學領域激活了萬物有靈論，再造了文學中的地方感，塑造了別出心裁的動物、植物形象，溫潤了人與自然的鮮活心靈。然而，在肯定生態文學已經取得的藝術成就的同時，必須再度追問，我們應該如何邁向生態文學的新高峰，如何提升生態文學的創作質量，如何鑄就不負時代的生態文學新經典？欲回應這些追問，需要探尋生態文學創作的幾個基本維度。
1.生態文學是具有反思精神的文學，需要保持一種張力結構
生態文學因生態危機的刺激而誕生。生態問題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據研究，2020年人類目前使用的所有材料的總質量已經超過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總質量，即“人工圈”的總質量已經超過“生物圈”的總質量。2022年，地球生態超載日已經提前到了7月28日，而2023年的地球生態超載日也到了8月2日。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所說的“人類世”已經到來。人類已經具有影響地質變遷、生態變化的巨大力量了。如果人類不能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隨著全球氣溫升高、生態持續惡化，人類文明真的有可能弦斷歌息，重返大荒，墜入渺茫。
面對此等浩劫般的生態危機，文學怎麽可能依然局限于人類社會與曆史呢？如果全球性生態危機持續惡化，地球這艘宇宙飛船即將出現生態崩潰，那樣即使是人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齊備，人具有善美兼備的人格，獲得文學的情感淨化，又有何意義？
因此，文學必須面對全球生態危機的挑戰，自覺地承擔起反映生態危機的現狀，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曆史文化根源，促進人類生態意識的覺醒，爲守護地球生態整體的良性運行而努力的使命。這是全球性生態危機時代賦予文學的新使命。學術界一般把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視爲生態文學的先驅，把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視爲生態文學誕生的標志。無論是前者對當時城市化、工業化生活的反抗，還是後者對化學殺蟲劑對生態系統造成的毀滅性後果的驚人展示，都是生態文學抗爭性的淋漓呈現。
對于當代生態文學而言，深刻感悟生態危機的嚴峻與急迫，對當前文化模式和生活模式中的不良部分保持高度的警惕與反思，是堅守生態文學現實感的基本底線。那種只醉心于風花雪月、只想著遁入自然怡情養性的傳統士大夫式的閑適心態有害于生態文學創作，那種擱置基本邏輯、一味贊歌式的生態文學也有害于生態文學的健康發展。鑒于當今時代的實際狀況，好的生態文學即使不是一種金剛怒目、魯迅所言的“摩羅文學”，也終歸要保持著一種抗爭、張力結構，並堅守著崇高的悲劇品格。
2.生態文學是重建地方感的文學，是具有嚴謹的科學精神底色的文學
隨著都市化生活的日益發達，非地方化幾乎成爲生活的典型特征。人越來越被抽離出大自然，過著越來越標准化的生活。然而，生態文學相信在大自然中存在著遠爲豐富複雜的世界，作家不應該把自己的人生隔絕于大自然，而應該盡可能地用腳丈量大地，與大自然耳鬓厮磨、朝夕相對，進行最充分的身心交流，重建地方感。
因此，生態文學作家在生活方式上也應表現出獨特性，主動遠離城市，投身于荒野、森林、江河湖海等自然世界，與花鳥蟲魚對視，觀察自然萬物，感悟自然之大道。生態文學強調真正的親曆感、融入感、穩定感。那種到此一遊、點到即止描繪自然的文字，是無法真正進入生態文學堂奧的。那種依賴書本知識展開的描繪自然的文字，無法真正呈現出大自然的細密紋理，也寫不出人與大自然之間欲說還休的錯綜關系。
生態文學區別于傳統的山水田園詩歌、自然文學之處，還在于生態文學具有嚴謹的科學精神底色。不少生態文學作家對博物學、鳥類學、植物學、生態學、動物學、海洋生物學等具有廣博的知識。他們主動拓展知識背景，不讓自己受限于傳統的人文視野。例如梭羅對緬因森林的研究、法布爾對昆蟲學的研究、吉爾伯特·懷特對區域生態學的研究、約翰·巴勒斯對鳥類學的研究、愛德華·艾比對沙漠生態學的研究、利奧波德的物候學研究、蕾切爾·卡遜對海洋生態學的研究、加裏·斯奈德對內華達地區的森林和生態的研究等，不一而足。中國生態文學作家也竭盡所能地拓展自己的自然科學知識背景，力圖把更爲廣袤的自然世界納入筆端，例如胡冬林、徐剛、陳應松、李青松等作家對森林生態學的研究，傅菲、肖輝躍、龍仁青、祖克慰等作家對鳥類的觀察和書寫，李元勝、半夏等作家對昆蟲的細描與研究。此外，詹克明、楊文豐等具有自然科學知識的背景作家加入生態作家行列，更是拓展了生態寫作的科學精神底色。生態文學正在引領作家跨越僵硬的學科壁壘，直接探尋大自然的真實面目，在宏大的宇宙生命秩序中破解人生和人性的奧秘。
3.生態文學是重建萬物一體理念的文學，是鑄造生命共同體意識的文學
之所以說生態文學超越一般題材類型文學之上，關鍵在于遵循萬物一體的理念，表達對生命共同體的崇敬。在組成人類社會、創建人類文明之後，人就始終傾向于以自我中心主義、部落中心主義、民族中心主義、種族中心主義乃至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來生活，因而人們習慣于生活在破碎、孤立、隔絕的文化牢籠之中，孤獨、焦慮、恐懼、虛無等情感體驗如影隨形。到了21世紀，當全球性生態危機赫然顯現時，以往種種文化牢籠的局限之處昭然若揭。生態文學作家意識到，人必須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等文化牢籠，從更爲宏大的宇宙生命秩序來理解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生態文學必須把自己的精神底座建立在萬物一體感、生命共同體意識之上。從表面上看，是生態危機刺激了生態文學的誕生；而從實質上看，是萬物一體感、生命共同體意識奠定了生態文學的本體論基礎。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家會意識到宇宙萬物都存在著內在的靈性，所有看似孤立的個體生命其實都是普遍聯系在一起的，都是宇宙大生命之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任意貶損其他自然生命也是貶損我們人類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不能肆無忌憚地控制自然、占有自然、征服自然，而只能親近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物質簡樸而精神豐盈地生活在自然之中。
卡夫卡等現代主義作家發現的是現代文化致命的困境，而梭羅是去大自然中尋找現代文化的出路，因此他才會說荒野中蘊藏著最後的救贖。好的生態文學既要呈現出文化因素對生態文明的阻隔，也要呈現出萬物一體的天地之大美，從地方感入手呈現出浩渺無垠的宇宙圖景，從現代人困頓的心靈難題出發尋找宇宙秩序中的靈魂維度。這樣的生態文學才能超越題材類型、地域性、時代性的束縛。
4.生態文學是人性探索與靈魂關懷的文學
文學被視爲人學，被視爲描寫和研究人性的藝術，但是既往的文學觀對人性的闡述太過狹隘了。人們往往把人從大自然中抽離出來理解人性，理解人的生活和社會曆史。然而事實上，上百萬年來，人類祖先始終在大自然中生活。即使進化至今，都市人口超過鄉村人口，人們日益依賴科技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但人無論是在肉體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深深地與大自然交融在一起。如果脫離大自然來理解人性和人的曆史，人就會變成無法理解的“怪物”。
生態文學不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認爲人無法想當然地把大自然僅僅視爲自己的生存背景，日月光華、苔藓草木、鳥獸蟲魚乃至無機的土壤礦物等都是大自然的某種能量形式，其實人類的個體生命、族類命運都只是大自然能量的一種運行方式。好的生態文學作品要盡可能地把人性探索、靈魂探索拓展到大自然的背景上去，呈現出人與自然萬物的主體間性，呈現出人在自然生命共同體中的位置和價值、可能與局限，像艾特瑪托夫的《斷頭台》、托卡爾丘克的《糜骨之壤》、理查德·鮑爾斯的《樹語》等長篇小說那樣的複合型生態敘事，就給文學注入源源不斷的藝術魅力。
當然，靈魂的力量往往是在沖突、兩難的膠著中呈現出來的。當生態保護成爲時代大潮，成爲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的時代事業時，生態文學作家必須再次出發，尋覓新的書寫角度，尋覓宇宙生命秩序對既有的人性、靈魂和生活模式的再次挑戰。
生態文學觀閃爍的是未來生態文明的璀璨光芒。真正的生態文學作品將會再次激活全人類的文學想象力，促使全人類超越歧異，萌生對地球的皈依之情，融入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之流。生態文學必然會刷新未來的文學史經典。無論是鄉土文學還是城市文學，抑或科幻文學，都有可能在生態文學的維度上被重新鍍亮，被賦予新的生命之光。（完）（原標題：探尋生態文學創作的基本維度）
作者／汪樹東，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