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張居正是有明一代的名臣，在他任首輔的十年，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讓太倉粟可支十年，積金達四百余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淩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政體爲之肅然。

張居正要做以上這些事，沒有權力肯定是不行的。他雖然當上了首輔，但也無法做到一手遮天，好在他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一個是司禮監的大太監馮保，一個是李太後，兩人給予張居正極大地信任和支持，讓張居正能放心大膽地去做想做的事。

但即便如此，朝廷中反對張居正的人並不少，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02

這裏就需要說說明朝的政治體制。

首先要說的就是內閣大學士。朱元璋在廢除丞相這個職位之後，國家的君權和相權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但這也引起了一個問題：皇帝太忙了！比如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到二十一日，合計八天時間裏，朱元璋一共收到了1160件奏章，這些奏章一共彙報了3291件事，這意味著朱元璋每一天要處理400多件事。如此大的工作量，皇帝根本處理不過來，而且皇帝一人的知識量畢竟有限，這麽多事涉及不同的部門，也需要有經驗有學識的人來輔助皇帝。于是，翰林院的大學士就成爲了最好的人選。他們等同是皇帝的秘書，協助皇帝處理奏章。這些大學士的地位開始提升，開始的時候爲五品，後來變成了尚書一級的高官來兼任大學士。

大學士們權力的核心是他們的“票擬"，當奏章到來之後，他們先行審閱，然後把自己的處理意見寫在紙條上，送給皇帝決策。從這裏可以看出，大學士的權力是一種建議權，而非決策權。這一點非常重要！萬曆帝成年之後，長時間怠政，國家事務荒廢，當時的幾任首輔，如葉向高、方從哲、朱庚等爲何不處理各類政務呢？不是他們不處理，而是沒有權力處理，他們把奏章交上去，萬曆皇帝不朱批，這件事就辦不了，核心點就在于內閣行使的是建議權，而不是決策權。

張居正雖然貴爲內閣首輔，他同樣只擁有建議權。張居正要改革，沒有決策權怎麽能行，那張居正如何實現決策權的呢？前面說過司禮監的馮保，他是掌印太監，皇帝的印玺都在他手裏捏著呢，張居正所有的票擬交上去，馮保都照直接蓋皇帝的玉玺，張居正的主張也就能得到執行了。那馮保這樣做，萬曆皇帝沒有意見嗎？一則是因爲他尚年幼，二則是因爲李太後也大力支持張居正。

但這並不等于朝堂之中沒有反對意見。

群臣們的權力主要體現在六部和督察院，他們處理國事，接受皇帝的指示和命令。你張居正在皇帝面前論辯沒有問題，但你內閣只是皇帝的秘書，根本無權對我們發號施令。張居正現在要在全國施行改革，必定要求六部按照他的要求進行工作，這就引起了六部官員們的反彈。當時，各衙門的奏章要准備三份，正本交皇帝，兩個備份要交給內閣和給事中，交予給事中沒問題，因爲這是明代規定，給事中有封駁權。但交給你張居正，百官們有意見了，你張居正又不是以前的宰相，不是政府首腦，你這樣做，那就是弄權。

面對百官們的意見，張居正沒有辦法反駁。對于這一點，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裏面說：現在我們不了解當時的情形，總認爲張居正是一個大政治家，他主張講法治。其實他本身就已經違法了，而且違反了當時國家的大本大法呀！該皇帝管的事，他來管，那豈非不法之至嗎？

03

群臣們對張居正的不滿，最終集中在奪情一事上集中爆發。

萬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張居正父親病死，按照慣例，張居正應該回老家丁憂，爲父守孝27個月。但此時正值張居正改革的關鍵時刻，張居正不願離去，馮保等人就支持張居正奪情，也就是爲了國家，不必回家守孝。

這事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

未能盡孝何來忠君，滿朝文武議論紛。想當初， 武宗朝的大學士楊廷和，那也是一代名輔，在收到父親的訃告即回家丁憂。你張居正如此貪戀權力，又如何能夠治理好國家。如此一來，人情洶洶，無論是禦史還是六部官員都上疏要居正守制，張居正面臨了空前壓力。

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是吏部尚書張瀚，吏部爲六部之首，其分量不輕，張瀚被罷官趕回原籍。

第二天，張居正的一個學生吳中行上奏折，說張居正離家已經有十九年了，如今他父親死了，他應該立刻趕回去守孝，這才是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

第三天，張居正的學生趙用賢上奏彈劾張居正。

憤怒的張居正，對反對者實行了廷杖，趙用賢與吳中行分別被廷杖六十，並被除去官籍，永不敘用。趙用賢身體本來就肥胖，巴掌大的肉因潰爛而掉落，他的妻子把肉曬幹藏了起來。爲何要收藏起來呢？當時群臣都很尊崇敢于力爭的官員，而這些肉幹就是趙用賢反抗強權的明證，當然要收藏起來。

就在吳中行等人受廷杖之時刑，一名官員在現場，他叫鄒元標，他等廷杖一結束，也上了一封奏疏來反對張居正奪取，並大罵張居正不重孝道，與禽獸無異，鄒元標也被廷杖八十。張居正死後，被萬曆皇帝清算。日後，朝廷裏黨派紛爭不斷，大臣們之間互相勾心鬥角，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嚴重。鄒元標不由懷念萬曆新政時繁榮，也深感張居正是難得的功臣。鄒元標上奏爲張居正平反：“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正所謂，一碼歸一碼，鄒元標認爲張居正奪情是錯的，但他的功勞也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