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爲漢文化圈的一員，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體現在社會的各個層面。

就以日本天皇的年號爲例，年號制度發端于中國，日本于645年孝德天皇掌權時期，首次采用中國的年號制度，定爲“大化”。至此曆任天皇都會有自己所屬的年號，這一傳統延續至今天的德仁天皇，年號是“令和”；更重要的是，日本天皇的年號，多取典于《四書五經》等中國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獻。

除了日本的天皇年號之外，還有一個深刻體現中國曆史烙印的方面，便是行政區劃。

衆所周知，我國的省級行政區劃主要分爲四類，分別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而日本的省級行政區劃也分爲四類，與我們的省級區劃名稱完全不同，是爲：都、道、府、縣，與我國封建王朝時期的行政區劃頗爲相似。

其中“都”，代表的是首都，比如隋炀帝時期就把首都洛陽改稱爲“東都”，武則天掌權時期則把首都洛陽更改爲“神都”，還有元朝把首都北京定爲“大都”，“都”成爲我國古代對首都的一種行政區劃設置。

“道”，是唐太宗首創的省級行政區劃，不再采用州或郡，當時主要依山川形勢把全國劃爲10個道，比如狄仁傑就被武則天任命過河北道行軍大元帥，以便宜行事之權，征討突厥。

“府”，是唐玄宗時期首開的行政區劃，與“州”同爲“道”之下的行政區劃，後來逐漸改州爲府，比如並州改置爲太原府，荊州改置爲江陵府……

“縣”，是秦朝設置的行政單位，屬于郡之下的地方機構，縣以下才是鄉、裏、亭。

所以，我國古代的“都、道、府、縣”，雖然與日本現在的行政區劃“都、道、府、縣”的稱謂基本一致，但含義卻相差甚遠，畢竟日本的“都、道、府、縣”都屬于平級的一級行政區劃。

日本的“都”只有1個，爲東京都；日本的“道”只有1個，爲北海道；日本的“府”有2個，爲大阪府、京都府；日本的“縣”有43個，包括福島縣、沖繩縣、神奈川縣、廣島縣等等。

這四類一級行政區劃的行政首長統一稱呼爲“知事”，比如東京都知事、北海道知事、大阪府知事、福島縣知事……

也就是說，日本的縣知事、東京都知事、京都府知事，與我國的湖北省長、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上海市長、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級別一致；相比之下，日本縣的最高行政首長“知事”比中國縣的最高行政首長“縣長”要高出2級。

最關鍵的是，我國的行政區劃主要分爲省、市、縣、鎮、村五級，日本比較簡單，通常沒有市一級單位或縣級單位，省級行政區劃往下就是鄉鎮村這一級別了。

總結來講就是兩級：“都、道、府、縣”組成的一級行政區，“市、町、村”組成的二級行政區。

在日本，市、町、村屬于平級的基層行政組織。

村，相當于我國的鄉村，最能體現農村和農業特點，主要是日本偏遠地區和落後地區設村；町又比村多了一點城市的繁華，類似于我國的城鎮；市則屬于比町的規模更大一點的城鎮，具有聚集人口多、經濟繁華的特點。

當然，日本的市並不像我國的市還設立有各個縣、縣級的城區，縣區下面又是各個鎮……，日本的市，既不設區，也不設綜合性的派出機構，依照我國的行政區劃來看，日本市比中國市小2級，畢竟我國的市屬于地級市，日本的市相當于鄉鎮級。

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日本的町、村大力推行改市進程，使得町、村數量越來越少，尤其是村，已經成爲日本當下數量最少的基層行政區劃。

不過，除了“都、道、府、縣”組成的一級行政區，“市、町、村”組成的二級行政區之外，還有一個“支廳”的區劃設置，主要存在于部分地區，地位在“市、町、村”之上，並不具有普遍性。

比如北海道就下設14個支廳，每個支廳，都管轄若幹個市、町、村。像東京都下轄的八丈支廳，所管轄的地區爲八丈町、青島村、及鳥島、須美壽島等一些歸屬未定的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