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方士能夠知曉天命，占蔔吉凶，十分符合封建統治者的需求，不少方士得以進入朝堂奉職甚至被封侯賜爵。

可即便如此，他們大都還是窮困潦倒，不得善終，這是爲什麽呢？

«——·命運坎坷的方士·——»

方士作爲戰國末期興起的社會群體，廣泛活躍在秦及兩漢的社會及政治舞台上，對當時的社會曆史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並且對兩漢民間信仰的發展和早期道教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方士群體最初的任務是爲諸侯尋訪海上仙山，尋找不死長生的捷徑。

傳聞仙藥仙人的所在是在渤海的神山之中，而神山上不僅有仙人和不死藥，與之相配的是一幅美好而神秘的景象，于是靠近渤海的諸侯便嘗試去探索追求神山、神人、神藥，但是結果都是一無所獲。

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同樣進行了追求長生不死的努力，任用方士徐巿、盧生等，大興物力，最後以方士謗讪、焚書坑儒收場。

到了西漢，方士群體的仕途和命運幾經起伏。漢文帝時，方士新垣平得到信用，但因人告發而被誅滅，文帝自此後對方術方士也不再有興趣；漢景帝時則並不迷信此道。

漢武帝時，因武帝個人興趣所在，方士群體得以大的活躍，著名方士則先後有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孫卿、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方士群體得到了大的發展。

之後，漢成帝接受匡衡等的建議，罷黜淫祀，但到了末年，因無繼嗣，又重新任用起了方士；漢哀帝即位，“博征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複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王莽用事後，又大興神仙事，濫施淫祀，方士則再度乘勢而起。

至後漢時期，劉秀以圖谶得天下，方術之一種的谶緯成爲顯學，方士也在後漢登堂入室，且能專有列傳，最終在漢末成爲早期的道教的重要組成部分。

方士從先秦到漢末，能夠頑強生存發展下來，並且對其所處的社會曆史時期産生強大影響，這一現象確實令人矚目。

西漢時期，方士在官方主持的國家信仰體系裏所起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武帝時期及之後的西漢諸帝。

具體表現爲三個方面：方士參與構建了太一信仰，成爲武帝時太一—後土祭祀的重要組成部分；爲武帝封禅進行了方仙道的理論闡發和實踐設計；廣立候神迎仙的神祠。

以上這些過程都不缺乏方士在國家祭祀體系中進行的參與、改造乃至構建的工作。

«——·高度依靠皇帝喜好的命運·——»

然而，方士的地位卻是脆弱的。首先，高度依賴皇帝個人的興趣。大概方士們提供的信仰多關乎個人的福祉，如接黃帝的神龍僅是爲他一人而來，成帝、哀帝、王莽不論是征求方士還是興起神祠，又緊密關乎著皇帝自身的需求，即成帝無子、哀帝多疾、王莽欲仙。

在皇帝制的政治結構中，皇帝本人和國家本就很難區分開來，往往皇帝個人的好惡就會體現爲朝廷政策風向的變更。因此統治者是否需要方士，往往是方士能否得勢的首要條件。

其次，他們面對著舊制度和儒生的不斷挑戰。方士以爲人主解憂的立場興神仙事，儒生則往往述禮托古來對抗方士無稽之語。

西漢時期方士的興盛與否往往系于人主一心之好惡，並無其他更多條件。統治者使用“羁縻”之術控制方士，在需要時便賜之小官與一定數量財物，最多不過侯爵之虛位，不會讓方士掌握到實際的權力。

所以說，方士群體在政治上的命運並不穩定。當統治者有方仙道的興趣時，方士群體便承勢而起；當統治者厭惡方士時，朝中方士便又應聲而落。

不穩定的仕途揭示出方士的官方地位十分低下，僅是滿足人主喜好的工具，雖可憑借逢迎人主興盛一時，但不能長久地保持。同時，西漢時期也有方士進入朝堂奉職或者被封侯賜爵的現象。

西漢時期，方士群體在官方的地位並不高。其實即使部分方士被官方任用，也有大量的方士活動于民間。官方與民間是並行的。

«——·經濟收入極其不穩定·——»

方士行走于民間，靠著方術在民間勉強爲生。所行方術除了戰國末到秦漢時期新興起的神仙、黃白、服食、導引、房中等外，還繼承了巫祝自古流傳下來的擇日、驅鬼、祭祀、治病、占蔔等傳統的巫術，並且各類方術和巫術都在民間的從業者中相互交流、傳播，使得不論是方士還是巫祝，亦或是蔔筮者、擇日家，對于非自己本業的技術可能都有所涉及甚或熟習。

方士的另一收入門道，就是攀附貴族或者皇權，以“阿谀苟合”的逢迎來謀求一些賞賜。

方士攀龍附鳳得到的收入不少，也是一大經濟來源。

只是這種收入首先需要方士有一定真才實學，能夠博取貴族信任；其次這樣的收益伴隨著更大的風險，或者觸怒皇帝，或者貴族失勢，都動辄有殺身之禍。

方士還有一種收入方式就是百姓的供奉遺饋。如李少君未發迹前，在民間已經有了一定名氣，“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馀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

李少君的名氣在百姓中像滾雪球般越來越大，單單依靠傳聞就能得到衣食，一方面和李少君本人“善爲巧發奇中”的天賦有關，能夠用如簧巧舌將自己推銷出去，並且不露破綻。

另一方面，這樣的現象和漢代人崇信神仙的社會風氣是分不開的，這樣的風氣就是方士生存的文化土壤。

正是因爲方士群體身份地位低賤，所以才會在構建自己的升仙理論中，不強調身份、出身、地位等因素，反而表現出平等、開放的特質。

又因爲方士群體自身出身低微，沒有可以倚靠的先天條件和資源，才將後天的努力和方法列爲成仙的關鍵。而方士長期行走在民間，與底層人民交往甚多，在售術的過程中了解到百姓的生活狀態和思想情感，對于貧民百姓的苦難才有更深入的體會，因此成仙之法中也多少體現出同情、關懷的一面，借仙說來震懾迫害貧苦人民的現象，傳達樸素的善惡相報思想。

方士自興起之後，就一直是被史家批評的角色，原因大概不離語多荒誕、其術不經、欺惑民衆之類。

方士群體素質不一，且長生不死之說迂遠不經，又因爲是非生産性的職業，且不似商賈之類能夠積累至巨富，因此在社會經濟意義上，方士的地位是低的。

不過，另一方面方士在民間信仰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如占蔔吉凶、交通鬼神、日常祭祀、迎生送死等事務都需要方士或者類似職業者來處理，而秦漢時代民間又充滿迷信鬼神的風氣，方士在此類非經濟事務上具有主持人般的話語權，在信仰層面的地位是高的。

盡管方士可以知天命，測吉凶，可是在重農抑商的古代，他們的生存條件十分艱難，因而生活窮困潦倒。

若是依附于統治者，方士自然可以得以生存，甚至加官進爵，可是伴君如伴虎，要是有一句話說錯了，很有可能就招致殺身之禍，所以說大多數的方士還是沒有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