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珺

1961年，毛澤東在廬山查閱圖書

《西遊記》是毛澤東最爲喜愛的一部文學作品，貫穿了其一生的讀書生涯。他非常欣賞書中敢于沖破清規戒律束縛、同強大天庭力量抗爭、與各種妖魔鬼怪作鬥爭的主人公——孫悟空。在他的著作、講話中，也常常以孫悟空爲例作古爲今用的借題發揮。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中，當談到與日本帝國主義開展包圍和反包圍鬥爭時，毛澤東形象地比喻說：“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亘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45年10月重慶談判期間的一天，毛澤東會見陳立夫，談話中以孫悟空自喻，含蓄地批評了國民黨發動十年內戰的事情，說：“我們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爲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堅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連弼馬溫也不讓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爲中國共産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做報告。在談到准備和南京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的問題時，他說：“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我們既然允許談判，就要准備在談判成功以後許多麻煩事情的到來，就要准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興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們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備，我們就可以戰勝任何興妖作怪的孫行者。不論是全面的和平談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談判，我們都應當這樣去准備。”甚至在毛澤東的詩作中，也有取材于孫悟空的作品。

20世紀60年代，蘇聯不斷向中國施壓，中蘇關系逐漸惡化。“強者爲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的孫悟空形象再次進入毛澤東的視野。1961年11月17日，他寫下了“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的著名詩句，表達了不懼壓力的堅定決心。

實際上，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喜歡《西遊記》，其原因不僅在于欣賞該書的文學價值，更重要的是認同作者讴歌的敢于抗爭的精神。這種精神，恰與他自己的性格不謀而合。這一點，從他批閱與《西遊記》相關研究文章中也能體現出來。

1954年2月，《人民文學》發表了著名作家張天翼《〈西遊記〉劄記》的長篇論文。在文中，張天翼對孫悟空這一敢于抗爭的英雄形象進行了頌揚，認爲“孫悟空之所以敗于玉帝他們之手，難道是由于孫悟空做了什麽‘惡’而得報應麽？我們說一點也不是。作者筆底下的孫悟空，是一個現實性的具體的‘人’（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的惡魔化身），使我們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動；我們不但不覺得他這是‘惡’，而且還覺得他可愛，同情他，心向著他。他的失敗，更不是什麽‘惡’不敵‘善’，只是由于種種原因，力量不敵而已。”毛澤東在這段話的每一句下面，都畫上了一條橫道。在最後一句“力量不敵而已”下畫了兩條橫道。段末還畫一個大圈。然後，又寫下了“不讀第七回以後的章節，不足以總結農民起義的規律和經驗教訓”的批語。

1956年，《西南文藝》刊登了童思高一篇題爲《試論〈西遊記〉的主題思想》的文章。文中，童思高認爲《西遊記》是作者“借神佛妖魔諷刺揶揄當時世態，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醜惡本質；借孫悟空這個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統治者壓迫下的中國人民，在階級鬥爭中，堅持反抗，在生活鬥爭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難的偉大的創造能力。”毛澤東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在這段話下畫了著重線，有的地方還畫了兩道線。

毛澤東對《西遊記》及孫悟空的評價和引用雖然較多，但反映善惡觀的評語，據現存史料來看，只有下面一條：

“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鄉願思想也。孫悟空的思想與此相反，他是不信這些的，即是說作者吳承恩不信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惡。他的除惡，即是行善。所謂 “此言果然不差”，便是這樣認識的。

這個批語寫在光緒辛卯年（1891年）上海廣百宋齋校印的《繪圖增像西遊記》（明代吳承恩著）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義，黑松林三藏逢魔”一段文字旁。這段文字是：“大聖心中大怒，即撚訣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那碎石乘風亂飛亂舞，可憐把那些人馬一個個打得血染屍橫。大聖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從歸順唐僧，他每每勸我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著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來家，卻結果了這許多性命。’遂叫衆猴出來，把那死人衣服剝來穿著，馬皮剝來做靴，弓箭槍刀拿來操演武藝，將那雜色旗號拆洗，總鬥做一面彩旗，上寫著‘重修花果山，複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十四字。豎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積草屯糧。”故事敘述的是，孫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逐回花果山後，作法打死來花果山掠殺衆猴的千余獵人的故事。

就《西遊記》具體情節來看，唐僧師徒四人赴西天取經的最終目的是取得真經，勸人爲善，達到佛門真谛。然而，在如何達到“善”的方式方法上，唐僧和孫悟空出現了分歧。唐僧以善求善，認爲善是感化邪惡的不二法門。即使是因善而遭遇種種危險，甚至險些丟掉自己性命的時候，依然固守這一理念。而孫悟空不同，他主張對妖魔鬼怪主動出擊，堅持除惡揚善的行事准則，不相信忍讓和言語教化就能除惡的哲學。因此，他多次與唐僧發生分歧。每次，唐僧都向他進行“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的“諄諄教誨”，甚至不惜念“緊箍咒”來懲罰“劣徒”。

在行善問題上，毛澤東無疑是站在孫悟空這邊的。他認爲，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觀點，是鄉願思想。“鄉願”出自《論語·陽貨》：“鄉願，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對這個詞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後用“鄉願”代指不問是非的好好先生的處世哲學。毛澤東這個論斷十分精准地概括了唐僧的性格特征。他之所以反對這種思想，是因爲這種思想不但不能鼓勵人們去同奸邪勢力做鬥爭，反而助纣爲虐，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作惡之徒的囂張氣焰。而孫悟空的做法就不一樣了，正是由于他堅持鬥爭，堅持武力降服妖魔，才多次挽救了唐僧等人的性命，並最終到達了西天，取回了真經。毛澤東稱贊說：“他的行善，即是除惡。他的除惡，即是行善。”認爲孫悟空的非“鄉願”思想，才是“此言果然不差”。

聯系毛澤東的革命經曆來看，信仰“禅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武力革命思想的他否定唐僧“鄉願”思想而肯定孫悟空的做法並不爲奇。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的那樣，“我讀過經書，可是並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于造反的故事”。他的一生也是在不斷鬥爭、毫不妥協的實踐中度過的。他從《西遊記》中讀出了人生的哲學，也從《西遊記》中悟出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真知。這恐怕是一直到他晚年，還在書房裏存放著五種版本《西遊記》的緣故吧。

本文爲《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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