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西方經濟學愛好者，你一定被這些名詞困擾過：古典經濟學、傳統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行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學派、新古典主義學派、凱恩斯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奧地利學派……弄清楚它們的定義就夠複雜了，更不用說彼此間的觀點還經常“打架”。

千萬別急，不止你覺得亂，經濟學家們自己也亂。感覺到亂，恰恰證明，開始摸著門了。

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假設我們能跨越時空的阻隔，給古往今來的經濟學家拉到一個群裏，會出現什麽情況呢？

建群第一天。

作爲“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應該是最有資格充當討論發起人的。他最有名的比喻是“看不見的手”，所以，我們假設這就是第一天的議題。

亞當·斯密：“每個人都試圖用他的資本，生産能使其得到最大價值的産品。一般來說，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成另一個目標，雖然這個目標並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個人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效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的效果更大。”

打個比方說，面包店的老板是爲了讓你吃上可口的早餐，才天不亮就起床，吭哧吭哧地烤出好吃的面包嗎？不是。他的目的是賺到你兜裏的錢，然後去買他最愛吃的牛排。但無論面包店老板的動機是什麽，重要的是，他客觀上幫助你省下了做早飯的時間，讓你有更多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每個人都秉承著這樣的理念生活，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增加——這就是著名的“爲己利他”假設。

此時，艾伯特·塔克開腔了。他壓根不同意亞當·斯密的觀點。爲此，他舉了一個反例——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中典型的“非零和博弈”假說，講的是個人的最佳選擇並非團體的最佳選擇；或者說，在一個群體中，個人做出的“理性選擇”往往導致集體的“非理性”。

假設，A和B因爲共謀犯罪被抓，並被單獨審訊。如果兩個人都不揭發對方，由于證據不足，二人只需各自坐1年牢；若一人揭發、另一人沉默，則揭發者因爲立功而立即獲釋，沉默者因拒不合作入獄10年；若互相揭發，二人均會因證據確鑿被判刑8年。

此時，囚徒應該怎麽做？顯然，“都不坦白”是最優策略，因爲兩人都判得最輕。

但是，“都不坦白”風險太大：如果有人背叛了呢？此時，另一個人有兩個選擇，如果也選擇背叛，則兩人都獲刑8年，如果選擇“死扛”，則獲刑10年。換句話說，基于利己主義，“都坦白”才是理性的選擇。但這樣一來，個體追求私利的行爲只會導致“集體利益”受損。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說，這種行爲叫作“納什均衡僅落在非合作點上的博弈模型”。

正當兩人針鋒相對，丹尼爾·卡尼曼站了出來：等等，誰說人都是理性的？你們知道什麽是行爲經濟學嗎？讓我來告訴你們，爲什麽人經常是不理性的。

卡尼曼根據心理學研究成果提出，人腦分爲兩套截然不同的運作系統，一套憑直覺行事，另一套基于反思行事。大多數情況下，反思系統都很懶惰，非必要不啓動，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都是“跟著感覺走”的。基于這個前提，囚徒們很可能根本不會在腦海中仔細計算，哪種選擇對自己最有利。他們會跳過問題本身，直接將其轉換爲另一個問題，對方值得相信嗎？

最終，丹尼爾·卡尼曼總結道：能不能實現集體利益最大化，根本不是你們這些“黑板上的經濟學”能夠解決的問題。這是行爲經濟學的天下。

……

一夜無話。

建群第二天。

經曆了頭一天的不歡而散後，亞當·斯密決定換個話題，討論一下自己最得意的理論之一——勞動價值論。

亞當·斯密：“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根據他的看法，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生産物，並且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必須是勞動的生産物，不是勞動生産物就一定不是商品；必須用于交換，不用作交換的勞動生産物也不能夠成爲商品。比如，屠戶宰殺牲畜，得到了肉，此時的肉只是勞動生産物，不是商品。如果他拿肉去換了隔壁面包店裏的面包，肉就表現出了交換價值，變成了商品。由于每個人的大部分欲望都必須通過交換自己多余的勞動生産物來滿足，所以，每個勞動者都是商人，而社會本身即商業社會。

作爲亞當·斯密衣缽的繼承者，大衛·李嘉圖幹脆地點了個贊。

率先作出補充的是弗裏德裏克·巴師夏。他大體同意亞當·斯密的觀點，但他更加強調人的本性。在他看來，“交換的一般性質是縮小與滿足之比”。只要交換所節省的努力大于它所要求的努力，交換就會無限擴張下去。因此，他一方面把人的各種具體活動視作價值的來源，但另一方面又認爲價值是主觀的，是人在相互比較各自提供的勞務過程中産生的一種比例。

在發言結尾，弗裏德裏克·巴師夏又強調了一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

此時，羅納德·哈裏·科斯歎了口氣：都沒人考慮一下生産力水平嗎？

比如，有人發明了鋼筆生産線，能夠用流水線制造鋼筆，鋼筆的生産成本必然大大降低。假如價格保持不變，鋼筆就會一下子變成暴利行業。此時，大量企業家會瘋狂湧入這一行，分享暴利。新進入的企業家如何才能獲得競爭優勢？只有降低價格。于是，鋼筆價格下降，直至鋼筆利潤回到均衡狀態。因此，他的觀點是，成本決定價格。

之後，科斯又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自己最出名的理論——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産時的成本”，包括在交易過程中産生的各種成本，如信息獲取與處理、協商與決策、執行與監督等環節耗費的時間、金錢、精力。顯然，在真實的世界中，交易成本無處不在。他表示，這種情況將導致市場失靈、資源配置低效以及市場的不完全性。

終于，已經“圍觀”良久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聽到了自己最想聽的那個詞——市場的不完全性。因爲這恰恰就是他的觀點：自由市場本身就存在邏輯漏洞。凱恩斯強調需求管理的重要性，並認爲在某些情況下，市場自身無法快速自我糾正，需要政府的積極介入。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在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經濟可能會陷入長期的蕭條，因此政府應通過增加支出和調整利率來刺激經濟。

保羅·塞缪爾森立刻表示支持。他進一步闡述道，政府應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以避免經濟過熱或衰退。同時，他還支持社會福利政策，認爲政府應該通過行之有效的手段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水平。

凱恩斯和塞缪爾森的一唱一和引起了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的不滿。哈耶克非常看重個人自由與市場自由的重要性。他認爲，市場經濟中的價格系統是一個信息傳遞機制，能有效地協調個體行爲，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政府的幹預會破壞信號的有效性。

此時，羅伯特·盧卡斯也表達了贊同：市場的信號作用的確有滯後性，但長期來看還是有效的。

凱恩斯：“長期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這就是西方經濟學的世界，沒有一個觀點具有完全意義上的解釋力。所有的觀點，理論上都可以被駁倒，至少也能舉出反例。

這可能也是西方經濟學明明包含那麽多曲線、函數、模型，依然被劃歸爲人文學科的原因所在。它雖然需要數理思維，卻不止于數理思維。在數理思維的世界裏，1就是1，2就是2，1+2就等于3，如果你不同意，就得證明出來。但在人文學科的世界裏，1還是1，2還是2，但1+2不一定等于3，靠邏輯演繹，很難得出不容置疑的結論。你要欣賞它們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又要容忍這些不相容甚至完全相反的推論同時存在于腦海中，真可謂痛並快樂著。（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韓 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