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一經問世，便如春風拂面，迅速席卷全國，贏得了廣大讀者的熱烈贊譽。

兩年後的1959年3月11日，當胡適在海外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時，他竟在當天的日記中，對這首詞做出了頗爲尖銳的點評：“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

那麽胡適所謂的“沒有一句通的”究竟是何意？是情緒宣泄的泄憤之語，還是基于文學理解的客觀評價？讓我們一同探尋這其中的奧秘。

先具體來看看這首詞。

《螺戀花·遊仙》(答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爲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首詞乃是建國後毛澤東爲李淑一所書。詞中的“柳”字，代表著英勇無畏的革命烈士柳直荀，也是李淑一深情摯愛的丈夫；“楊”代表的是毛澤東曾經的摯愛，楊開慧女士。

柳直荀和毛澤東在風華正茂的年紀相識相知，有著堅定革命友誼的同志。李淑一與楊開慧兩人情同姐妹，情誼深厚。柳直荀與李淑一的相識相戀，正是得益于楊開慧的巧妙引薦。

在那個白色恐怖之時，柳直荀在1932年9月英勇犧牲。李淑一聞訊心如刀絞，淚如雨下，揮筆寫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善薩蠻·驚夢》，來訴說著她對丈夫的思念與哀痛。建國後李淑一將這首詞寄給了毛澤東主席。

主席讀罷心潮澎湃，陳年往事曆曆在目，不禁感慨萬分，于是揮毫潑墨，寫下了這這首脍炙人口的《蝶戀花·答李淑一》。

這首詞以楊柳爲媒，巧妙地將楊開慧與柳直荀兩位烈士的姓氏融入詩意之中，從人間到天上，展開了一幅幅瑰麗的想象畫卷。

想象之中柳直荀與楊開慧兩位烈士英勇就義後，他們的忠魂如輕煙般升騰，悠悠然飄向九天之上。在那裏，月宮的吳剛以桂花酒爲媒，熱情地招待著這兩位英勇的亡靈。他們舉杯對飲，暢談英勇事迹，仿佛一切世間的紛擾都已遠離。

月宮中的仙子們，平日裏清冷寂寞，鮮少流露情感，更少有舞姿翩跹。然而，今日卻爲了表達對兩位忠魂的深深崇敬，紛紛舒展廣袖，在萬裏長空之下，翩翩起舞。她們的身姿曼妙，舞步輕盈。

正當她舞得興起之時，人間卻傳來了全國解放的捷報。這一消息如同驚雷般在月宮中炸響，英烈們激動萬分，喜悅的淚水奪眶而出，化作一場傾盆大雨，灑向人間。

這個幻想從現實的世界出發，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神奇的幻想世界，既展現了革命的現實主義精神，又充滿了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詞中既有婉約之美，又不失豪放之氣，深受人們喜愛，選用《蝶戀花》這一纏綿悱恻的詞牌，恰如其分地表達了詞作的主題和意境，表達了主席對兩位摯愛親朋的無限懷念，歌頌了革命烈士可貴精神。

這首詞構思之巧妙，令人歎爲觀止。只是在格律上來說，“蝶戀花”詞牌要求上下阕同調，五句四仄韻，共八個韻腳，且要求在同一韻部。

而主席這首詞並未嚴格遵循《蝶戀花》的規定一韻到底，下片的後三個韻腳〔舞、虎、雨〕改弦易轍，留下了明顯的破綻，成爲了詞壇上的一些爭議焦點。

這也許就是胡適所抓住的點，爲此他還專門去請教了當時湘籍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看是否符合湖南地方口音，得到的結果是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所以他最終有了“真有點肉麻、沒有一句通的”評價。

而作爲深谙古典詩詞之道的主席，其實從一開始就知道這首詞的格律問題，爲此他他在“作者自注”中特意強調了一點說：“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說明他如此用韻自有一番道理。

他認爲格律不過是情感的載體，正如臧克家所言：“情動繩墨外，筆端起波瀾”，那麽我們又何必過于拘泥于形式的桎梏，如同膠柱鼓瑟般不知變通呢？

若詩句中缺乏詩意、缺乏那獨特的詩味，即便它再符合格律，也終究難以稱之爲詩。

毛澤東這首《蝶戀花》雖在韻律上略有“破韻”，卻能夠淋漓盡致地傳達出作者的情感與意境，在遵循詞律的大前提下，根據表達的需要，靈活變通，這不就是他“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詩論的一種生動藝術嘗試？

從創新發展的角度來看，胡適的批評顯然是言過其實了，這不僅不是對詩歌的客觀評論，更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诋毀，可謂“胡說”、“胡批”。

他的看法未免顯得過于生硬與苛刻，仿佛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不同的風景，忽略了詩歌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實在是太小家子氣了！

在藝術的殿堂裏，每一種嘗試都值得我們尊重與欣賞，因爲它們共同構成了這個多彩而絢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