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間俠爲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怎堪一個情字便能了得
尤其是在這夏天的夜，少年的心，總不免像野草一般，肆意生長，像野火一樣，縱情燃燒。雲濤紛湧，滄海落起，看千古歲月江山，還有什麽比大俠夢更能沸騰熱血，震撼心腸？從錄像廳裏總是劃過雪花的《射雕英雄傳》，到課桌底下總被老師抓到現行的《萍蹤俠影》，暑天烈日下披著破被單、戴著舊草帽的靖哥哥和歐陽鋒，晚上回到家屁股挨完一頓爸媽的“化骨綿掌”之後，總能在收音機裏單田芳老爺子那似乎永遠也講不完的《七俠五義》評書中，沉入睡鄉，在那少年的夢中，與白日裏心心念念的大俠見面，期望能像小說傳奇中的英雄一樣，在夢中領悟武功的奧義。
于是，少年的我們記住了那些出神入化得讓牛頓壓不住棺材板的武功招式，記住了那些比最難背誦的單詞還繁瑣的大俠綽號，記住了那些比最難解的幾何證明還錯綜複雜的江湖恩怨。記住了那個善惡有報、快意恩仇的武俠世界——仿佛真的存在這樣一個世界，或者說，世界本就該像武俠傳奇中的那個樣子，只是那個世界已經成爲曆史——畢竟，大俠都是要穿古裝的。
曆史是制造傳奇的原料，但猶如山林原木與廟堂梁柱之別，曆史上的俠士與武俠小說的大俠同樣差之甚遠。雖則有紅拂女、聶隱娘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俠女，有昆侖奴、甘鳳池這般的奇人，但那更多是後世的演義，是懸想的傳說，是古人現實中的白日夢，而非現實朝夕所對的真人。而那些真實存在的大俠，如荊轲，如郭解，如巢谷，如範寥、如譚嗣同，他們未必有著出神入化的武功，長相可能更是庸常平凡，但他們一以貫之的，乃是那種縱橫于古今的俠義精神。
《英雄》劇照。
“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有此道義之心，輕生死，重然諾，蹈義而行，骨剛氣雄，奮不顧身，負萬死不回之氣，如此，即使不能力能扛鼎，不能淩空微步，不能劍出一擊取人首級于千裏之外，也可稱之爲俠。
武俠世界雖然令人神往，但能夠生長武俠的世界，卻絕非凡夫俗子的理想天堂。“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廟堂江湖各安其位的升平治世，任俠使氣只落得尋釁滋事而已。唯有黑白顛倒，社會失序的亂世，才是俠士施展身手的舞台，從曆史上的荊轲刺秦，到傳說中的呂四娘刺雍正，再到近代譚嗣同圍園殺後以行變法，以一己之力除暴安良，旋乾轉坤，猶如烈火中淬煉的真金，讓俠士在末造亂世的刀光劍影中熠熠生輝——他們是黑暗中的希望之光，即使這世上沒有這樣一位俠士，也需要創造出來，讓他去刺向那殘民以逞的暴戾心髒，讓她去斬下那禁锢民心的專橫頭顱——俠是一種渴望，渴望能有一位大俠，從江湖中走出，帶著他的俠骨丹心，帶著他的慈悲與果決，以一己之力去終結這樣的黑暗亂世。
“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複如斯。”英雄尿頻，美人遲暮，俠士也終究會凋零老去，因此，那迸散于天壤間的某一抔塵土，或許正是那昔日的少年夢中的俠骨柔腸。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年4月19日專題《舊日書》中的B02-03版。
B01「主題」俠
B02-B03「主題」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 秦漢遊俠兒
B04-B05「主題」事了拂衣去，難藏身與名 唐宋俠客行
B06-B07「主題」橫刀向天笑，肝膽照千秋 明清武俠傳奇
B08「主題」《後憂辭》 如何面對重新鏈接傳統時的語言危機？
撰文｜曲柄睿
多年前，我看過一部名爲《逃獄三王》的電影。故事裏的三個主人公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可也說不上有多壞。他們爲了寶藏踏上通往自由之路，在美國南部的原野上奔跑流亡，既經受誘惑，也躲避追殺，更遭遇考驗，當然，也擁抱奇迹。故事中有一個盲眼黑人老頭令人印象深刻，他總嘟嘟囔囔說著讓人費解的預言，而後一一應驗。說到這，大家都能覺察，故事的內核是《奧德賽》，盲眼老頭便是荷馬本尊。
一個好的故事，可以被無數次地重演，也可以被無數次地體驗。
古代東西方的曆史記錄中，對于冒險和還鄉有著同等的癡迷。走出去，踏上通往異域之旅，意味著將生命托付給未知，將未來托付給偶然。走回來，向著家的方向邁進，代表著擁抱熟悉的溫暖，也安放疲憊的心靈。人的一生莫不在去與來中奔波往複，探索的是遠方，而追尋的卻是心中的原鄉。荷馬是一位吟遊詩人，他本就是將自己從安樂的生活中抽離出來，走進顛沛生活中的前輩。同樣，司馬遷自少年起便壯遊海內，用腳步丈量大地，足迹所到之處，收獲的遠非曆史。
有見地的史家都是生命旅程上不願停歇之人。他們的本色，用中國文化中的概念形容，便是遊俠。遊俠以其卓爾不群之姿，淩駕于將相王侯之上，活出了普通人欲求而不得的樣子。可以說，他們不僅僅是活著，而是在真正生活。他們是浪漫主義的終極歸宿，也是英雄主義的最後遠征。
《忽如遠行客：秦漢的遊士與遊俠》，作者：曲柄睿，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
脫離土地，奔向未知
《秦頌》中一幕，在秦王嬴政以不服從便屠殺戰俘的脅迫下，一直倔強的樂人高漸離不得不屈膝跪下，表示願爲建立在血海之上的秦帝國譜寫《秦頌》。秦制嚴酷的律法其目的便是禁锢人身自由，使人服從，而它的創造者，卻是一位逸出規則之外的遊士，商鞅。
成爲遊俠的前提是人脫離土地的束縛。他們逸出規則之外，卻又普遍存在。在戶籍制度建立並推廣以前的人口遷徙和人員流動，自然早已存在，但是其突破性卻沒有那麽強烈。今天我們在史書中可以看到，孔子曾周遊諸國，尋找發揮自己主張的試驗場。他便是戰國遊士和遊俠的老前輩了。
《周禮》上記載的小司寇、司民、大司徒等職務，分別有著掌握人口數目乃至居住地的任務。當然這只是一種紙上談兵的想象，卻說明春秋戰國之時，控制人口已經成了國家的基本思路。史書中戶籍制度的明確確立是從秦國開始。秦獻公十年實行“爲戶籍相伍”；而後秦孝公六年商鞅變法，更“令民爲什伍”，乃是進一步重申秦獻公時的命令，進而將民衆按照戶籍編制起來。
按照商鞅之法，人口是不能脫離土地，脫離戶籍，脫離基層居民組織而任意遷徙的。現存秦漢簡牍中的《亡律》對于脫離戶口的人通通視爲亡人，予以嚴厲處罰，目的就在于增強國家對人口的控制。吊詭的是，商鞅本就是遊士。他是衛之諸庶孽公子，姓公孫氏，祖先更是姬姓。只是等到他在秦國受封商地，才被稱爲商君的。
既是姬姓，又是公子，爲何流亡他邦效力？熟悉古代繼承制度的朋友們知道，分封制下，君位和食邑有嚴格的傳承原則。要是按照《公羊傳》的說法，便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這句話得先看後半部分，再看前半部分。諸侯或者卿大夫選繼承人，先考察母親身份。正妻之子貴于偏妻之子。接下來，倘若正妻有若幹兒子，選擇其中最年長者立之。這套辦法看起來很僵化，但畢竟提供了一個標准原則，可以爲現實生活中的複雜情況提供對策。按照這個傳統，商鞅“諸庶孽公子”的身份就不吃香了。父親死了，他沒有直接的繼承權。倘若要是在春秋時代，或許他能成爲公族，得到封號和食邑。不過到了戰國，衛國既小，又面臨大爭之世的壓力，再給衆多公子安排分封，恐怕不現實。也可能是商鞅得了一點點土地，但也不值當他守候一生。莫不如就此抛開土地的束縛，奔向未知的人生吧。
商鞅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他的身上有幾對矛盾如原罪一般，始終難以擺脫。
其一，他提倡的變法，以加強君主集權爲目的，和周文明倡導的分封制走的是兩條路。而當他變法成功之後，他沾沾自喜地說自己在秦國“大築冀阙，營如魯衛”，反而用秦和自己的母國作比較。魯和衛都是最傳統的姬姓國，是周文明的當世代表。商鞅以反周的面貌示人，卻又迫切希望得到周之同姓的認可，像極了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換取媽媽誇獎的好孩子。商鞅內心有道門檻，始終跨不過去。
其二，商鞅倡導將人口限制在土地之上，而他自己便是流民。甚至我們從後來秦國的發展史上看，對秦國有大推動的人物，莫不是客卿，諸如張儀、範雎、呂不韋、李斯，都不是秦國土著。秦國是一個地小民少的國家，不用客卿便沒有出路。而商鞅對流民的極大限制，又使得東方人進出秦國，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風險。商鞅之死，也與嚴格的人口限制不無關聯。如何拿捏制度制定和執行中間的尺度，終商鞅一生似乎也沒有結論。而後秦漢兩朝用了數百年的政治實踐，努力解決法治與風俗、統治與教化、世情與人心的矛盾，其結果一直處在動態的偏向中。重的一方，是立法者。
其三，商鞅早年的智慧到了晚年便失靈了。最初，商鞅來到魏國侍奉國相公叔座。老國相快死了，魏惠王來探視，問問有沒有推薦的人選。公叔座說，我身邊的中庶子公孫鞅人才難得，不妨“舉國而聽之”，意思就是用公孫鞅作國相。魏王不應。公叔座又建議魏王除掉公孫鞅，不要讓他流亡外國。這次魏王倒是同意了。轉身公叔座叫來商鞅，將事情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讓他快走。商鞅自信地說，王不能聽你的而用我，怎麽會聽你的而殺我呢？這時商鞅表現得對情況的掌控力遠異于常人。當商鞅大權在握之後，趙良來勸說他要警惕秦孝公一旦駕崩，便會面臨危險時，商鞅沒有理會。曆史誠如趙良預言一樣，商鞅的命運在孝公身後急轉直下。同一個人，少年時明智，老年時昏悖，于其間發揮作用的未必是時間帶來的衰頹，更多的可能是權力導致的蒙蔽。
商鞅焚書，這部出版于1976年的連環畫《商鞅變法》對商鞅極盡歌頌，同時將商鞅的政敵都貶斥爲陰險小醜。商鞅因自己制定的嚴酷人身限制法令而無法逃亡，最終作法自斃，也被美化爲敵人陷害下的自我犧牲。
這三對矛盾是所有選擇出離家鄉，四海爲家的人無法回避的基本矛盾，也是所有遠遊人的原罪。當你踏上旅途之時，便想著做出點成績給家鄉父老看看。于是無論你怎樣努力，卻始終無法在心裏擺脫家鄉人目光的打量與注視。遊，代表著進入陌生的場域，在他人的熟悉中注入陌生，將自己的陌生變爲熟悉。內與外、他與己、主與客的矛盾，是永遠烙印在遠遊人心中的痕迹，無論經曆多久也難以磨滅的。遠遊倘若失敗，無言面對家鄉父老。遠遊倘若成功呢，又會引發當地人的嫉妒、非難乃至攻擊。客居的身份給人一份漂泊的刺激，但也帶來不安定的緊張。
不過，人生何處沒有嫉妒、非難乃至攻擊，人生又何嘗不處在別人目光的打量與注視中呢？以社會經濟的觀點審視商鞅，他既是戰國社會變動的推手，也是戰國社會變動的産物。沒有變，自然不能遊；沒有遊，變局也無從談起。以心態情感的角度觀察商鞅，他集中體現了遠遊群體的普遍共性，糾結且矛盾。上述兩點，從古至今，恐怕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其背後，則是人對事業成功和內心安甯的追求和困擾。
商鞅算不算得上遊俠？其實遊士和遊俠何嘗有本質的區別？敢于舍棄家鄉的安定，義無反顧踏上遠征之路的人，內心何曾沒有做過一番鬥爭和決斷呢？那份決絕和勇敢，不稱之爲俠，又稱作什麽呢？
掙脫階層，廟堂江湖
遊俠生存于曆史和現實的縫隙之中。廣袤原野上，長得整整齊齊的是莊稼，被農夫除掉的是雜草。莊稼就像編戶齊民，而雜草便是各種脫離常規的人物，遊俠也在其列。遊不單純是地域的改變，更是階層與身份的改變。地域的變化，帶來的風險是物理層面的。遠遊之人會遭遇風雨，面臨不測。而階層與身份變化的風險是精神與文化上的。打破上下關系的人是危險的，他們是格格不入的異類，值得小心警惕。
散盡家財招徕門客刺殺秦始皇的張良，刺殺失敗後，張良與客皆逃亡，在秦代嚴峻的人身控制法律下，卻“大索不得”，可見再嚴酷的環境下，遊俠還是在狹縫中掙出了一片天地。而另一方面也說明，秦代嚴苛的人身控制，在實際操作中未必能完全貫徹執行。
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在戰國和漢初，遊俠數量衆多，活動頻繁，往往出現天下聞名的俠客。等到漢武帝以後，遊俠只有地方影響，倘若知名天下，就很快會遭致鎮壓和剿滅。究其原因，便在于戰國至漢初的漫長歲月裏，並不存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因應著各地的對立——諸如戰國七雄、漢初關中和山東，遊俠得到了廣泛的生長空間。權力觸不到之處，便是遊俠生長之地。漢武帝以後，王國問題最終得以解決，中央與地方，好似如臂使指，無所不能。遊俠的存在便是和諧交響樂中的雜音了。漢代刺史六條問事，第一條便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說的不就是遍布郡國之間的遊俠嗎？
漢初大俠的影響力也的確大了一點。魯國的朱家掩護劉邦不喜歡的季布，終究爲後者謀得了一份朝堂之上的差使。因爲朱家“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以至于“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從個人魅力來說，朱家絕對是個好朋友。可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朱家就是亂化之民了。且看這一句，《史記·遊俠列傳》說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余庸人不可勝言”。朱家收留了成百上千的人物，這些人必然都是楚漢相爭之際的遊俠，也就是和朱家身份與氣質相近似的人物。他們在亂世可以翻雲覆雨，到了天下一統之際，集中在一人門下，又作何打算呢？統一王朝不能不警惕，也不能不關注。
不妨將目光轉移到劉邦侄子吳王劉濞身上。此老素來與漢朝分庭抗禮，不臣之心的一個表現便是“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于是吳國多養死士，而七國之亂的萌發便以此爲基礎。到了王莽時代，凡是類似能夠在鄉裏聚會徒衆之輩，統統被視爲不穩定因素予以監視和捕捉。比如當時的儒生窪丹、桓榮“徒衆數百人”，王良“教授諸生千余人”，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類似記載《後漢書》中俯拾皆是。戰亂中，徒衆追隨經師左右，表現出強大的凝聚力。他們憑借龐大的人數，緊密的組織，堅強的信仰，形成一支足以引起朝廷重視的可觀力量。史稱劉昆“春秋飨射，常備列典儀”，“每有行禮，縣宰辄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所謂“有僭上心”不過是將其鎮壓的借口罷了，真正引起王莽警惕的還是劉昆“多聚徒衆”一事。
這樣看來，遊俠之大者，自然不是如荊轲之輩以一身侍奉權貴，更多的是以徒衆號令鄉裏，乃至影響全國之人。司馬遷筆下的郭解，是一個不必說話，只要用眼色示意，就能驅使身邊少年替自己殺人的人。漢武帝面對來自衛青的不要遷徙郭解的請求，表現出了帝王的清醒與警惕：“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當曆史來到集權時代，遊俠便走向下坡路了。
一方面，司馬遷說有一些遊俠，諸如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不過是“盜跖居民間者”，其實已經蛻化爲豪強；另一方面，還有長安樊仲子，槐裏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這些人尚能保持“退讓君子之風”，還有幾分漢初朱家、劇孟的遺風罷了。
再往後看，光武皇帝劉秀爲布衣時，也是遊俠。《後漢書·光武帝紀》中記載他“性勤于稼穑”，以至于劉秀“好俠養士”的哥哥劉伯升經常笑話他是個只會種地的順民。王莽末，南陽饑荒，劉秀家豢養的賓客多爲“小盜”，劉秀也避吏新野。試想，倘若劉秀沒有參與豢養賓客，沒有與賓客一起做一些不法之事，何至于隱居于新野呢？還是後來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說的好：弟弟你作白衣的時候，“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按照這個說法，“性勤于稼穑”只是後世史官的美化，劉秀能在亂世之中拉起一支隊伍，絕非平日守法之輩。面對姐姐的指責，劉秀也只有無奈苦笑：“天子不與白衣同。”
遊俠突破了既有階層的限定，實現了自我權力的張揚。他們的行爲往往讓人欽佩，卻不得不引發人們的思考。英雄豪俠之外，是否有幾分不理智的風險存在呢？遊俠是有理無法之處的王者，也是有法有主之地的亂臣。
山東嘉祥漢代畫像石中的武庫圖。雖然家藏兵刃在漢代法律中亦是犯罪，但許多豢養門客的豪俠之家中都多藏武器。
艱難轉型，成爲想象
故而到了漢武帝以後，遊俠面臨著身份上的轉型。有一批人，固守著因襲下來的風采與習慣，盤踞鄉裏成爲豪強。另一批人，選擇進入宮廷，效力皇室，而他們的方式，主要是文學。
首先是司馬相如。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更仰慕蔺相如之爲人而改名爲相如。讀書和擊劍，是典型的戰國遊士與遊俠的做派，更早一點的項羽，稍晚一點的東方朔，大概都走這條路。更不用說，蔺相如絕非按部就班、因循守舊之輩，他也是遊俠中人。司馬相如先侍奉漢景帝爲武騎常侍，覺得沒有自己施展才華的空間。于是他東遊梁國，與“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交甚深。鄒、枚、莊在今天的眼光看，都是文學家，而當時評價爲“遊說之士”，說明他們的底色是遊士和遊俠。
徐州漢代畫像石，上面是兩個人各持箭戟對打，下圖則是兩群人互相拜谒的場景。盡管上下圖之間未必有必然聯系，但卻反映出漢代尚武與交遊之風。
遊俠本就是打破規則束縛之輩，故而司馬相如的婚姻大事每每爲人津津樂道，可以稱作自由戀愛的先聲。褚少孫補于《史記·滑稽列傳》的東方朔事迹中，也交代他所得錢財賞賜，“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東方朔的媳婦一年便棄去，更取婦。往前看，遊士和遊俠的前輩蘇秦和陳平，在人品方面似乎都有些不清不楚的說法。恰恰是這些混亂和無序，表明遊俠之所爲不與凡人同。
生活上的極大浪漫造就了他們情志上的極大張揚。于是遵循遊俠傳統成長起來的人，在漢武帝時代以後選擇將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發揮在文學領域。司馬相如、東方朔乃至司馬遷，莫不以文章名世。既然用武之地不可尋，那不妨在文的方面多作貢獻。由此而言，文學之士是遊俠的後身，而文學則是遊俠在承平年代馳騁遨遊的廣闊天地。
曹操少年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在漢末清議之風盛行的時代，他自然不被人所重。當亂世到來，遊俠氣質和行爲舉止又能發揮作用之時，曹操的個性便得到了彰顯。從裴松之注中保留的漢魏之際的史料看，曹操是一個愛學習的人。比如孫盛的《異同雜語》上說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曹魏的官修國史《魏書》還說曹操“以能明古學，複征拜議郎”，更說明他是一個文化水平頗爲出色的人。另一方面，曹操又有著輕脫勇猛的一面。《魏書》稱呂伯奢之子和賓客要劫殺曹操，搶奪財物，曹操“手刃殺數人”方才免禍。當然，這件事在《世語》和孫盛《雜記》中就變成了我們熟悉的版本，然而曹操動手殺人的戰鬥力卻保持未改。
兼資文武，行事果決，就是戰國漢初遊俠的典型氣質。抛卻既往，周遊天下，更是遊俠常見的人生路徑。曹操所爲與戰國漢初時人一脈相承。故而他一反東漢尚儒之治，而重提法家之道。此等變革，非有獨特的個性不能開創。
曹操之子曹丕，同樣是遊俠中人。曹丕在《典論·自敘》中回憶，自己六歲便會射箭，八歲便能騎射。曹操敗于張繡時，年僅十歲的曹丕可以乘馬得脫。這個故事實在太過傳奇，預示著曹丕有著冒頓單于一般的好運和英雄氣概。用曹丕自己的話說，“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要知道曹丕的另一個形象是和吳質一起回憶南皮之遊，所謂“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那是何等的逍遙暢快。正因爲直面死亡，所以追求極致的自由。遊俠生存的空間雖然有限，而其精神狀態作用于文學，反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揚。
于是我們更能看到，漢魏六朝關于遊俠之詩屢見不鮮。除去人們耳熟能詳的曹植《白馬篇》不論。諸如張華的《博陵王宮俠曲》說：“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甯爲殇鬼雄，義不入圜牆。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鮑照的《代結客少年場行》寫道：“骢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雠。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複得還舊丘。”這一類的詩篇演化到了唐代，便有了李太白的《俠客行》，以及他自己親身實踐的輕俠人生了。換言之，經受了王朝限制的遊俠，在文學場中發揚自己的性格，更成爲後代想象的母題。他們生生不息于詩篇之中，在口耳相傳與推杯換盞之際，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傳奇。
秦漢遊俠，負累重重，又不甘平庸，終究在跋涉于崎岖，尋路于坎坷之際，擁抱了浪漫，也诠釋了英雄。
後漢趙娥爲父複仇當街手刃仇人，出自清人《無雙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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