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三年四月丙申日（229年5月23日），孫權于武昌（今湖北鄂州）登基稱帝，建國號爲吳，孫吳王朝正式建立。

曹丕于延康元年（220年）代漢稱帝，劉備于次年宣布稱帝。而孫權從黃初二年八月丁巳日（221年9月23日）起，一直以曹氏所封吳王的身份統治江東，直到太和三年（229年），孫權方才稱帝。及其稱帝時，劉備已駕崩6年，曹丕也駕崩了3年。爲什麽孫權能夠耐住性子，遲遲才稱帝呢？

田余慶先生曾言，孫吳建國，遷延時日最長，“孫權遲回不進，除了山越不甯、外敵威脅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樣‘畏名義而自抑’，而是等待孫吳政權江東化進程的完成。也就是說，影響孫吳建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內部力量的調整，是與江東諸大族關系的演變，是等待江東政權的根基進一步穩固”。田氏所論雖然甚是，但是如果把孫吳建國遷延時日最長的“最爲重要的原因”歸于“江東化進程的完成”，恐怕還有可商之處。

孫權稱王與稱帝，對于江東大族而言，會有什麽質的區別？難道稱王而不稱帝，就可以在稱王的期間來搞好與江東大族的關系了？而如果立即在曹丕、劉備稱帝後也隨之稱帝，就會影響他與江東大族的聯合不成？稱王與稱帝，其本質的區別應當還有其他原因。所謂稱帝，就是要做天下之主，這天下之主只能有一人。所謂稱王，就是只做江東地區的主人，可能接受天下之主即皇帝的領導，或者只是名義上的領導。因此，從事理上說，孫權延遲稱帝時間，恐非完全如田先生所言，要等待“孫吳政權江東化進程的完成”。而最重要的原因，還得從當時的外部形勢與孫權的個人能力、政治理想、政治性格等處著眼。

原因之一：襲取荊州後擔心蜀漢報複，稱臣曹魏有利于減輕軍事壓力

孫權遣呂蒙襲破江陵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因此與劉備結下大仇。在孫權占荊州之後，好在曹操心中明白孫權的用意，表其爲骠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爲此派校尉梁寓入貢，“稱臣于操，稱說天命”。經過曹操的上表，也就從法統上承認了孫權占領荊州的合法地位。顯然，這並非曹操的真實用意，而其真實用意在于讓孫權劉備鹬蚌相爭，坐收漁翁之利。

劉晔

劉備爲奪回荊州，于黃初元年（221年） 七月，不惜傾舉國之精兵，與孫權交戰。八月，孫權向魏稱臣，“卑辭奉章”，並遣于禁返回。此時，曹操已薨逝，曹丕完成代漢，以問侍中劉晔。劉晔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于此。”劉晔建議乘機進攻孫權，曹丕未予采納，只想得漁翁之利，遣使封孫權爲吳王。

孫權稱臣于魏，魏于是便征質子，這對孫權是一大狠招。孫權當然不會送去質子，這也就假魏攻吳之口實。魏黃初三年（222年）六月，劉備在夷陵爲吳陸遜所敗。九月，魏攻吳，史稱當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余年。’”由此可知，孫權雖然戰勝了劉備，但境內出了山越問題。因此，對于曹魏的進攻，只好先文後武。這年十月，孫權建元黃武，但卻不稱帝，搞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建元活動。

史載：趙咨對孫權建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孫權因此而改年號。建元而不稱帝，說明孫權存在矛盾心理。他一面想稱帝，一面又擔心稱帝之後與魏交惡，若一旦再爲蜀所攻，局勢危矣。因此，建元之後，留下一手，以備日後與魏交往。這年的十一月，孫權主動與蜀漢通使。由此可見，吳在蜀漢大敗之際與之示好，也有見好就收，緩和與蜀漢矛盾之意。可見在這個時候，孫權最擔心的是，魏借機大舉進攻。讓孫權寬心的是，劉備旋崩。劉備駕崩後，諸葛亮掌握了蜀漢的大權，迅速更變了與吳交惡的外交策略。黃初四年（223年），諸葛亮主動派鄧芝爲使節，與吳修好。直到此時，孫權方與魏絕交。

原因之二：稱王意味著承認了魏的領導，稱帝意味著要與魏、蜀爭皇位。吳的實力難以同時對抗魏、蜀二國

爲什麽孫權遲遲不稱帝而只稱王？因爲“稱王”與“稱帝”在名義上有很大的區別：王者，地方之霸主；帝者，天下之共主。

孫權在襲取荊州之後，與劉備從前的結盟徹底瓦解，轉而成爲仇人。當孫權爲了自己的利益奪得荊州之後，他的敵人不僅有來自北方的曹操集團，同時又增加了來自西部的劉備集團。從人力與資源上講，吳雖然占領了荊州，但依然無法與蜀漢、曹魏兩國相抗，即使是曹魏一國，實力也遠大于吳。從地理形勢上看，蜀漢的政治中心在成都平原，北有劍門之固，東有三峽之險，西與南皆少數民族居住區，無強敵存在。因此易于防守。而吳與魏之間雖然有長江之險，可是，漢水、淮河等皆可運送兵秣，吳所受魏的威脅很大。在這一時期，孫權雖然想與蜀漢複交，也做到了複交，但孫權奪取荊州，且大敗蜀漢之軍，與蜀漢結下深仇。由此孫權産生一種懼怕蜀漢複仇的心理，這種心理如同一道陰影，揮之不去。

孫權

孫權只稱王，就是承認在他上面，還有一個最高的領導者——皇帝，也就是當時的漢獻帝以及後來的魏文帝。而如果立即稱帝，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孫權就要對全國上下及敵國進行宣傳：曹魏、蜀漢的皇帝，均當爲非法的皇帝，而只有他孫權，方是合法的皇帝。唯有如此告示天下，方才有“順天應民”的合法地位。若如此，就明擺著要與曹魏、蜀漢對立。而只稱王，保持源于曹丕之封的“吳王”封號，也就承認了曹魏“皇帝”的合法地位，沒有關閉與魏進行外交斡旋的大門，因而消解了來自中原曹魏的戰爭壓力。

原因之三：孫權本人與天下爭衡能力不足

孫權雖然號爲一代英主，“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但他對自己的能力估計比較保守。從他自己的能力來看，其兄孫策評價他說：“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說明在孫策眼中，孫權不具備爭奪天下的能力，而只具備保有江東的能力。建安十八年（213年）征討孫權時，見孫權的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感歎說：“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說明曹操相當看重孫權的才能，但是，曹操的意思，可能只是看重孫權敢于與其對抗的雄心。盡管曹操看重孫權的能力，而孫權本人卻缺少其兄“志陵中夏”的宏圖，只把其兄“以保江東”的囑咐當作他事業的中心任務。質言之，孫權實際上崇信孫策對他能力的評價，故而不在“與天下爭衡”方面努力，而只在“以保江東”方面努力。

原因之四：孫權的理想只是劃江而治

孫權只想劃江而治，成爲偏霸之主。這與劉備興複漢室，一統天下的理想截然有別。孫權沒有統一天下之志，從他與魯肅相見後的交談中可知一二。史載：“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余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雲肅年少粗疏，未可用。極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帏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孫權要建立“桓文之功”，不過是以齊桓、晉文爲榜樣，做一方霸主而已。因此，他對魯肅統一天下的建議回答得十分小心。

孫權

孫權在強奪荊州南部四郡後，對于外來強力采取守勢。再者，孫權從沒提過統一天下的口號，也沒有統一天下的計劃和行動，只是在蜀漢的要求下方參與北伐。可見孫權的政治理想遠非魏蜀皇帝可比。

原因之五：孫權惟利是視，用柔勝剛，甯願忍受一時之辱

陳壽以勾踐比擬孫權，甚有理。因爲勾踐有過臥薪嘗膽的行爲，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屈膝事敵。孫權在奪回荊州後，爲了避免兩面作戰，就屈膝降魏，與勾踐屈膝事吳十分相似。在《十七史商榷》裏，清代史學家王鳴盛這麽形容孫權：“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于蜀，乃既和于蜀，又不絕于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史評以勾踐相比，非虛語也。”可見孫權政治性格中存在可屈可伸的複雜性。

史載：“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孫權爲何要在太和三年（229年）稱帝呢？

從外部形勢上說，曹丕在做了7年的皇帝後，于黃初七年（226年）五月病崩。即位的明帝曹叡性格沉靜，在東宮爲太子時不交朝臣，不聞政事，唯潛思書籍。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其主要的任務是要整合內部統治隊伍，不會把注意力放在對外戰爭上。而在此時，諸葛亮首次攻魏，開始了北伐事業。也就是說，從此，蜀漢與魏的對立矛盾開始激化，雙方開始了對涼州邊地的爭奪。蜀漢要北伐，而蜀漢實力很弱，根本不可能與吳爲敵了。相反，蜀漢北伐，還需要得到吳的大力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蜀漢也就不可能再對荊州存在奪回去的任何想法，事實上，就是承認了吳對荊州南部四郡占有的合法性。

在這種形勢下，孫權開始主動與魏交惡。魏太和二年（228年），吳周鲂假降于魏，誘曹休等攻吳，至石亭，爲吳陸遜所敗，損失嚴重。標志著孫權開始大張旗鼓地向魏挑戰。吳與魏的矛盾開始激化。當然，這時候，曹操、劉備已去世很長時間了，連曹丕也駕崩了，孫權面對的魏國皇帝是沒有政治經驗的年輕皇帝，也就不再畏懼這個新皇帝了。到太和三年（229年），諸葛亮已北伐三次，與魏的戰爭持續不斷。在此背景下，孫權也就沒有必要繼續稱王而不稱帝了。如再不稱帝，就等于承認了自己地位當在魏、蜀之下，也就是要繼續承認魏、蜀皇帝的合法地位了。

孫權

從內部形勢上說，正如田余慶先生的論斷，孫權對吳國內部力量調整成功，孫權與大族已達成了心理上的共識，政權已經相當鞏固。

在這種背景下，孫權終于在太和三年四月丙申日（229年5月23日）稱帝，改元黃龍。孫權稱帝的告天文表達了三層意思：一是宣示漢祚運盡：“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二是宣布曹丕父子禅代非法：“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三是宣稱孫權稱帝是上天的旨意：“權生于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鹹以爲天意已去于漢，漢氏已絕祀于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征嘉瑞，前後雜沓，曆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

可是這個告天文卻對蜀漢政權一字不提。這是一個極大的“政治外交”問題。因爲蜀漢自稱是大漢的正統皇朝，大漢之運並未中斷，吳的政權也就不具有合法性，畢竟天無二主。如果蜀漢不予認可，吳與蜀漢的聯盟可能行將解體。

諸葛亮

問題的關鍵在于，蜀漢對孫權稱帝一事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孫權稱帝後，就派出使者告于蜀漢，蜀漢政府官員中，有人以爲孫權稱帝名體不順，是對蜀漢正統的公然藐視。但經諸葛亮的解釋，以求其爲犄角之援，也就不再爭論了。蜀漢還借此機會派出以陳震爲首的使團前去祝賀。史載：“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兖、冀、並、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于董卓，終于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麽麽，尋丕凶迹，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幹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複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制，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複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鹹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谌，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這個盟約回避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即誰是真正的天下之主？但好在雙方都明白，只有鞏固結盟關系，方可與魏長期周旋。因此，對于這一關鍵問題，雙方都主動回避。與蜀漢訂立盟約之後，孫權感覺蜀漢再也不會對荊州存在“非分”之想，就放下心來，于當年的九月遷都建業。遷都建業，標志著孫權的政治重心從此東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