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普京第五次擔任俄羅斯總統，其上任後首次出國訪問，又是來到北京，中俄關系于是成了世人關注的重要話題，此時，《環球時報》記者也在莫斯科采訪了知名的學者亞曆山大-杜金。

在訪談中，當記者談到杜金近期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開設賬號一事時，他回答的主要內容有：

“首先，我對中國的傳統與現代都有極大的尊重……我現在歌頌中國精神、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現在，需要更深入地闡述中俄兩國友誼的哲學基礎，更好地理解彼此……”。

“我開設賬號後，引發了巨大的辯論，這對我來說是驚人的，我感到非常驚訝，我沒有預想到這種情況……”。

“我也注意到對于我的攻擊，一些觀衆用我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觀點來攻擊我——當時，我們所處的環境完全不同，在那個時候我認爲，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會失去主權，會背叛傳統價值觀，轉而支持全球資本主義，也會背叛社會主義理想”。

“……現在，對中國我有完全不同看法：不僅僅是在理論上的積極轉變……了解中國越多，我越仰慕中國……”

當杜金面對中國人，主動言及“一些觀衆用我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觀點來攻擊我”時，不妨先看看他這番話的背景與原由吧：

在1997年，杜金發表了令其聲名鵲起的成名之作——《地緣政治學基礎：俄羅斯地緣政治的未來》，在書中，他力主“俄羅斯通過征服與結盟的方式，將前蘇聯加盟國重新納入其勢力範圍”。

同時，杜金還認爲：鄰近的中國，對俄形成巨大的“威脅”，因此建議對中國予以“拆分和解體”——他的想法是：要將包括東北、內蒙古和新疆在內的中國北方地區，納入到俄羅斯勢力範圍，以此作爲俄國的所謂“戰略緩沖區”。

——看到此，是不是讓人想到，當年前蘇聯還與中共友好時，仍然將中國的外蒙古地區強行“獨立”出去，作爲兩國之間的“戰略緩沖區”，以及現在，俄國將烏克蘭視作其戰略緩沖區，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呢？

杜金還在書中稱：“作爲一種補償，俄國默許中國，可將除越南以外的東南亞國家，以及更南邊的澳大利亞納入勢力範圍之內”——這其實，既是一種不現實的國際笑話，更可能是想制造中國與東南亞、澳大利亞的矛盾與對立，以利于俄國從中漁利的陰謀了。

更讓中國人驚掉下巴的是，爲了聯合起來對付中國，杜金竟然還在書中提出一條建議：俄國可與中國的世仇——日本結盟，且還是以“俄國歸還日本南千島群島”，作爲安撫日本的條件；同時，其還建議俄國拉攏日韓及印度，形成一個環中國的遏制聯盟。

像這種將環中國周邊國家的日韓、印度拉攏成聯盟，一起形成一種地緣勢力，用于共同對付中國——這其實，已與當下美國拉攏日韓、菲律賓、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對于中國現實性形成的包圍鏈，就是極爲相似了吧？

杜金在書中還公開聲稱：“必要時，俄國可以和其他西方國家一起，遏制東亞文明複興”。

也就是說，哪怕是與西方國家聯手，那時的杜金，出于“文明的戰爭、價值觀的戰爭”——“遏制東亞文明複興”，都希望大家一起聯合對付中國、肢解中國——可以說，當時的杜金，完全就是一個“中國的惡毒敵人”之形象。

而且，杜金的這些思想、理論，並非僅止于其個人自嗨的書本上，而是深受此後出任總統至今的普京之重視，此書在後來，還用作俄軍總參謀部下屬軍事學院的教科書，從而影響了俄國一大批的政治、外交與軍事精英——因此，杜金被稱作“俄羅斯國師”、“普京的大腦”。

當然，時移世易，杜金或許完全沒想到的是，他的這套理論從目前來看，仍只能止于紙上談兵了——中國的不斷崛起，已將俄羅斯甩在了身後，即便美國現在將俄羅斯視作“敵人”，但美國仍然明確地指出：“中國才是最大的競爭對手”，這也是中俄地位此升彼降之現實的一大寫照。

而且，如今俄國陷入烏克蘭戰爭的泥潭之中，北約全力支持下的“俄烏戰爭”，如果形同于當年蘇聯侵略阿富汗時，變得膠著和長期化，顯然對俄羅斯的發展極爲不利——所以，其現在渴望得到並突出地彰顯“中俄友誼”，與此所處的逼仄環境，明顯大有關系。

面對西方的壓制，以及中國不斷強大的現實之雙重夾擊下，俄國對于中國的靠近，既是曆史與現實的必然，也是其不得不爲之的當下無奈選擇——但這一關系的強度、深度與久遠度，顯然還要經受更多元素的長期考驗才行。

比如，中俄當下互爲利用的利益考量之下，相互走近也是必然之事——只不過，中國在綜合考量自身的國家利益時，還必然要很好的平衡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與美、西方國家的關系，這也是爲何，近日中俄兩國宣布的聲明中，中國會堅持寫下“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的重要原因。

那麽，再反過來回看杜金對于中國態度的變化，我們又該如何從其口頭的表達上，去探究其更爲貼近真實的心理與想法呢？

首先，當年杜金寫下要“肢解中國“的那本書時，正值葉利欽總統第二個任期將要結束前，以及俄國未來強人總統普京快要上任時——彼時的俄國，甚至可以說，一直到普京執政前期，俄國的主要價值觀及政體，都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價值觀設計與實施的。

雖然，杜金作爲俄國精英知識階層的代表，那時還是認爲：俄國要想成爲世界獨立的一極，所采取的路徑，仍是以親近西方的體制與價值爲主，仍在骨子裏認爲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甚至是一個西方國家。

所以，對于完全迥異于西方及俄羅斯之價值觀的社會主義中國，杜金當時的“肢解論”並不顯突兀，甚至其提出不惜聯合日韓和西方社會一道圍堵中國，也並不太難理解；其能提出“遏制東亞文明複興”的說法，正是俄國人深入骨髓的價值觀與文化觀的真實折射。

後來，中國的不斷強大，只是杜金改變態度的一個外部環境；而真正令其不得不轉向中國，尋求與中國的聯合及幫助之本質原因，一是俄國靠近西方的美夢，並未讓其得到西方的信任與青睐，比如，普京曾親口承認，他當面詢問克林頓總統，俄國可否加入北約，但顯然遭到了美、西方國家的拒絕。

二是俄羅斯經濟發展的並不順暢，致使其越來越被中國等新興國家甩在身後，在“打鐵無法自身硬”之下，徒有“軍事強國”之名號，卻難以實現綜合實力上的強大，再加上中國成爲世界重要一極的異軍突起作用下，這才使得一向高傲的俄國人，在俄烏戰爭的殘酷現實下，因此不得不稍稍低頭，開始更爲走向東方的綜合性原因。

所以，今天，杜金解釋其當年敵視中國的原因，自稱是源于“在那個時候，我認爲，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會失去主權，會背叛傳統價值觀，轉而支持全球資本主義，也會背叛社會主義理想”——對于這一說辭，再對比一下杜金及俄國的社會、文化和國家價值觀，則可以說：不能說一點都不可信，但也很難讓中國人全信！

事實上，如今中國與當下俄國，顯然在深層次的價值觀上，並不太可能達到美、西方國家那樣的價值觀之“聯盟”。

中俄當下的關系，仍然主要是基于現實利益而走到一起。即使是當年同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蘇關系，也是從起先的蜜月期，很快走向敵對關系，並因此促成中美最後走向聯手，成爲推動前蘇聯解體的一大重要因素。

這樣的曆史，也可以啓發我們：基于互相需要的現實利益，目前越走越近的中俄關系，其實在各自的考量中，以及最爲深層次的價值觀之考慮，雙方其實都會有不同的想法與顧慮，這一非常現實的因素也預示著，中俄不可能走向結盟，甚至是連當年中蘇蜜月期那樣的程度，都不可能再達到了。

我們中國人可以這樣想俄國，俄國人想來亦如是——甚至因相互地位的升降，或許會更強烈，則杜金心中未吐露的想法，是否已將其上世紀90年代的觀念，完全改變了呢？

也就是說：杜金現在是真的變了呢？還是僅僅像契诃夫的名著《變色龍》那樣，不過爲了適應一時一地之變化，而只是階段性的“變色”呢？顯然，我們還是應“聽其言，觀其行”才行。

“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中俄關系，也概莫能外。

況且，作爲有著極爲複雜況味之曆史淵源的兩大鄰國，不僅國家層面，就是兩國民衆之間，也是友誼與分歧相互間雜，要想取得更多共識，顯然還需要時間，來爲曆史作出證明。

“中國龍”當然不需要“變色龍”式的露水友情，而是需要長期相向攜手的真誠朋友，這就需要在文化價值觀上要有更多的共識與互信，而非此一時、彼一時的不斷之曆史折騰——顯然，這一切，還都需要中俄兩國精英與民衆一起探索與追求！【原創評論：瑜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