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沙俄帝國的擴張野心開始朝向遙遠的東方。這一時期，沙俄的目光逐漸聚焦于廣袤的西伯利亞和更遠的遠東地區，對這些未知領土的探索和地圖繪制成爲了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正如俗語所言，“地圖上的未知領地，就像未翻開的書一樣充滿誘惑”，沙俄的領導人也被這未知的“書頁”所吸引。

其中，哈巴羅夫的探險活動尤爲關鍵。作爲一位勇敢的探險家和地理學家，哈巴羅夫不僅深入探索了西伯利亞東部，還首次詳細繪制了這些地區的地圖，爲沙俄的進一步擴張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信息。他的地圖成爲了沙俄官員和軍事指揮官手中的寶貴資料。

彼得大帝的時代，沙俄的東方擴張策略進一步得到加強。彼得大帝深刻認識到黑龍江流域的戰略價值，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正是基于這樣的戰略眼光，他命令更多的探險和地圖繪制工作在這一地區展開。

沙俄的軍事和外交行動隨之加快，包括在重要地理位置建立要塞，以及派遣探險隊進行更頻繁的勘探行動。

然而，對這一地區的重視並非只有沙俄一方。清朝雖然在初期對沙俄的活動視而不見，但隨著沙俄勢力的逐步擴大，清朝不得不開始關注這一邊疆。

《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清朝與沙俄在東方邊界的初步劃定，盡管這一條約更多地被視爲沙俄的外交勝利。

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時期，盡管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歐洲的瓜分波蘭和與奧斯曼土耳其的沖突中，她對遠東的興趣並未減弱。

這位女沙皇深知“鹬蚌相爭，漁翁得利”的道理，希望通過在遠東的布局，爲沙俄贏得更多的談判籌碼和地緣優勢。

然而，她的遠東政策必須與內政和其他外交活動保持平衡，因此她不能全力以赴。此時期，沙俄與清朝的關系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

這種平衡在土爾扈特族東歸事件中表現得尤爲明顯。當土爾扈特族從俄羅斯領土逃回清朝時，葉卡捷琳娜二世原本希望通過軍事手段迫使清朝退讓，但最終因爲不願放棄與清朝的貿易利益，她選擇了忍辱負重。

這次事件雖未引發軍事沖突，卻使沙俄意識到在遠東的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都必須謹慎，以免影響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

進入19世紀，亞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繼續推動對遠東的策略。特別是在亞曆山大一世時期，俄美公司作爲沙俄在北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代表，強調黑龍江流域的戰略重要性。

他們認爲控制這一地區不僅能夠提升與清朝的貿易效率，還能爲沙俄在整個遠東地區的影響力鋪路。俄美公司的這種觀點，促使沙俄政府更加重視黑龍江流域。

尼古拉一世的統治時期，他采取了更爲積極的遠東政策。作爲一個“不問西東”的君主，尼古拉一世試圖在黑龍江流域實現沙皇家族幾代人的夢想。

他派遣探險隊深入該地區，一方面驗證地理信息，另一方面爲未來的擴張行動做准備。

這一期間的勘探活動雖然收獲頗豐，但也暴露了沙俄對該地區了解的不足，特別是對庫頁島的地理位置認識上的錯誤，這直接影響了沙俄的戰略部署。

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野心終于在19世紀中葉達到頂點，通過穆拉維約夫的外交和軍事手腕，成功迫使清朝簽訂《瑷珲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

這兩份條約不僅標志著沙俄在長達近200年的努力後取得顯著的地緣政治勝利，還直接導致了黑龍江以北及其它大片領土的割讓。穆拉維約夫利用清朝內部的政治動蕩和軍事弱點，展現了“兵不血刃”的外交策略。

清朝對這一外交侵蝕的無力回應，加之國內的混亂和腐敗，使得沙俄得以鞏固其在遠東的地位。隨著海參崴的占領和命名爲“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統治東方”，沙俄的遠東政策達到了新的高峰。

這個新的戰略據點不僅爲沙俄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和經濟活動提供了重要支撐，還成爲其對亞洲政策的重要棋子。

沙俄的這一系列行動，雖然短期內在地緣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卻也爲後來的地區緊張關系埋下了伏筆。

沙俄的持續擴張不僅改變了東北亞的政治格局，也促使其他大國如日本和西方列強重新評估自己在該地區的利益和戰略。

這一時期的外交與軍事活動，展現了沙俄如何通過“以退爲進”的策略，在國際舞台上謀求更大的影響力和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