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瓦剌太師也先的大軍兵臨北京城時，幫助明朝守住首都北京，取得北京保衛戰勝利的第一功臣時兵部尚書于謙。可以說于謙從明軍發生土木堡之變的潰敗之後，便開始主導了天下的大局。從阻止明朝南遷，到擁立明代宗朱祁钰稱帝，再到除王振余黨，組織軍隊守衛北京，直至最後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于謙完全是居功至偉的。如此大的功勞，挽救了明朝被滅國的命運，于謙得到什麽樣的賞賜都不爲過。然而明代宗朱祁钰卻對于謙的功勞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就連最基礎的入閣都沒有做，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從明朝的史書上看，于謙沒有得到大賞，是因爲他自己主動推辭了朱祁钰的賞賜。可功臣一推辭，皇帝就借坡下驢，然後就把賞賜略過了，這顯然是不符合情理的。至少在曆史上這種詭異的情況極爲少見，而且都是在君臣互相猜忌的背景下才發生的。可是在整個景泰朝時期，于謙都是皇帝朱祁钰最爲倚重的大臣。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于謙雖是兵部尚書，卻掌握著朝廷大權，將內閣完全架空，成了類似于權臣的存在。朱祁钰在如此倚重于謙的情況下，卻沒有讓于謙入閣爲大學時，這就非常沒有道理了。

以資曆而論，在三楊內閣去世後，于謙就是最有資格進入內閣成大學士的人選。只是因爲當時的皇帝朱祁鎮與文官集團的矛盾，他需要加強皇權對朝廷的掌控，于是縱容王振把持朝政，利用構陷罪名等手段阻止了于謙入閣。可是到了北京保衛戰後，無論是功績，還是資曆，于謙都是內閣首輔的不二人選。

對于于謙不能入閣，在曆史上的說法很多，不同的學者有著各自的認知。有的認爲是于謙功高震主，所以朱祁钰防著他一手。也有的認爲是于謙與文官集團出現矛盾，文官集團多次集體彈劾于謙，使其無法入閣。實際上上述的說法都是表面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于謙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在北京保衛戰中，于謙帶領北京軍民抗擊南下的瓦剌大軍。在德勝門一戰中擊潰了瓦剌太師也先的騎兵主力，一舉扭轉了明軍敗局，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他能夠取得這樣的功績，並不是他前線指揮藝術有多厲害，而是戰略上做出了最爲正確的選擇。在這些選擇中，整編明朝軍隊，改革明朝軍制便是其重中之重的選擇。當時明朝北方的主力在土木堡之變中潰敗，北京城兵力空虛，無法面對即將到來的瓦剌大軍。于謙就任兵部尚書後面對即將打響的北京保衛戰，他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編明朝軍隊，改革明朝軍制。

本來明朝北方軍隊以京營爲核心，主要是以三大營爲基礎建立的軍事制度體系，分別爲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可是三大營的主力在土木堡之變中被殲滅，留在北京的都是老弱病殘，而且數量極少，根本無法應對也先的大軍。爲了包圍北京城，于謙下令調集南方的軍隊北上支援，並派文臣到河南、山東等省募集新軍。其中北上支援的軍隊包括兩京、河南的備操軍，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的官軍，以及浙江兵。他們的到來使北京兵力迅速增加到二十二萬人，形成了數量上對于瓦剌軍隊的優勢。

這些軍隊來到北京後，于謙對其進行了重新整編，建立了新的軍事制度，組建了新的京營。新的京營是從這些軍隊中精選十萬人，分十營團練，以備緊急調用，稱十團營。十團營由總兵官一人統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禦史一人爲提督。各營分設都督、號頭官、都指揮、把總、領隊、營隊等官。經過這麽整編改制後，京營的戰鬥力恢複，這才有了和瓦剌精兵正面交鋒的資本。可以說于謙能夠打敗也先的軍隊，便是從這次京營的改制開始的。因此于謙在京營中的聲望和地位都很高，這便成爲了他入閣的最大障礙。

自從明仁宗和明宣宗搞文人政治後，軍事制度層面便開始效仿宋朝，玩起了軍令和軍政分離的模式。軍令方便由兵部掌控，兵部尚書爲軍令的第一負責人，直接向皇帝負責。而軍政則由五軍都督府的都督們管理，他們都是來自于明朝勳貴集團的後人。由于文官集團和勳貴集團的互相對抗，這使得兵部和五軍都督府互相掣肘，讓皇帝能夠在軍權上放心。然而于謙改革軍制卻打破了這個慣例，成爲了一個同時兼具軍政和軍令全力的兵部尚書。他即是軍隊的命令掌控者，又是軍事制度的建立者，使他成爲繼許徐達之後第二個事實上的明軍總司令。

他在軍隊中的如此地位，不但讓皇帝和文官集團不放心，也在制度上成爲非常特殊的存在。盡管他本身沒有造反的想法，但卻成了朝廷大臣心中猜忌的對象。如果再讓于謙入閣成爲大學士，那他的權力將超過建國初期的徐達和李善長，成爲明朝廷中事實上的第一人。這種先河誰也不敢開，更不敢嘗試，只能大家只能保持沉默。而于謙巨大的功勞又不能不賞，再加上朱祁钰靠于謙才能坐穩皇帝的位置，于是朝廷出現了尴尬的局面。好在于謙對于權力並沒有什麽欲望，自己對明朝也是非常忠心的，才沒有引發內亂。

所以在整個景泰朝時期，于謙在朝廷的地位都是非常特殊的。一方面他是統管行政和軍權的朝廷重臣，但在官職和品級上卻名不正言不順。另一方面，本來管理朝政的內閣卻被挂空，所有的行政都得從于謙哪裏走。這種情況使得于謙既像宰相，又不是宰相，處于非常特殊而尴尬的地位。文官集團不把于謙當自己人，各種奏章雪花一樣飛到朱祁钰面前，彈劾于謙如仇人一般。勳貴集團積極拉攏于謙，可于謙又不想破壞朝廷中文武互相制衡的大局。景泰朝便在這種詭異的政治局面中延續了八年，直到朱祁鎮複辟的奪門之變爆發。

這種情況說于謙功高震主也可以，但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更像是夾在文官和勳貴兩個權力集團中，左右爲難。朱祁钰是非常信任于謙的，但是也不便于把于謙強行入閣。他知道于謙的忠誠，但是他不敢開這個先河。如果開了這個先河，以後有大臣走這一步入閣，同時掌握軍權，這將對明朝的皇權造成巨大的威脅。朱元璋費盡心機才將宰相除掉，朱祁钰不可能自己給自己挖這麽大一坑。說白了這就是封建政治家天下天然的政治缺陷性所在，是不可調和矛盾。這樣的矛盾也決定了于謙在喪失權力後必然成爲政治的犧牲品，令人感到惋惜。

對于這種困局，于謙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走王骥的路子。他可以請求封爵，徹底倒向勳貴集團。然後他再放棄軍政和行政大權，成爲勳貴中的閑散爵爺。這樣一來他就從朝廷的政治漩渦中完全擺脫，也就避免了後來的危機。但于謙是放不下國家政治的人，他一心想要在國家政治上有所作爲，改革明朝的弊政，造福天下百姓。這使他明知自己深入政治漩渦，甚至會帶來殺身之禍，他都毫不畏懼的承擔起了責任。這是一種具有英雄主義的情節，也是以天下爲己任的大無畏精神。自古以來中華名臣雖多，但有此境界的也就寥寥數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