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憑著一股“少帥意氣”，堅持要送蔣介石回南京。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個決定成了不久後東北軍瓦解的導火索。
在東北軍的內部，一直就存在著“少壯派”和“元老派”的沖突。
張學良本人當年就是東北軍最大的少壯派，他在一旁少壯的擁護下，鏟除了以常槐蔭等爲代表的元老派，穩固地掌握住了張作霖傳給他的基業。
張學良地位穩固後，當年有“從龍之功”的少壯派便逐漸形成了以王以哲爲代表“新元老派”。而與此同時，張學良的身邊又逐漸形成了以孫銘九等人爲代表的“新少壯派”。
團體內的利益紛爭古來難免，東北軍自然不能例外。
新上位的元老派對張學良固然忠心，但客觀上他們是少壯派掌握權力的一大阻礙；
同樣的，元老派對新崛起的少壯派也頗爲忌憚，他們的興起是由于張學良的信賴，而如今張學良倚重少壯派，自然會分享他們的權利，乃至取代他們的地位。
不過，此時東北軍的處境並不允許他們內生爭鬥——東北軍離開東北後，實際上一直處在一種寄人籬下、無家可歸的境地，此時如果內鬥，結局必然是兩敗俱傷，考慮到這一點，雙方基本上還能保持冷靜克制，努力消弭矛盾，加強團結。
然而，隨著張學良的被囚，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圍繞著要不要接張學良回西安這個問題，雙方的矛盾瞬間激化，最終燃燒成了一場無法遏制的大火，直到把整個東北軍燒完才宣告結束。
張學良是東北軍唯一的核心，他能否被迎回對東北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無論哪一派都衷心地同意這一點。只是，在如何保護張學良的安全，如何將他迎接回來這個問題上，雙方所堅持的手段卻不一樣。
元老派認爲，此時應該積極和南京議和，保存實力，東北軍實力還在，張學良就安全就有所保障。所以他們主張在和談達成之前，不向蔣介石提張學良回不回來的問題。
少壯派則堅決地認爲，首先的要務就是確保張學良安全回來，這是一切的基礎，若不能保障這一點，他們不惜和南京政府開戰。
1937年1月底，東北軍在渭南召開會議，討論了這個問題。會議是由元老派的領軍人物王以哲、何柱國主持的，他們希望能說服少壯派接受南京的和談條件，因爲一旦開戰，一旦東北軍打了敗仗，張學良就更不可能回來了。
少壯派認爲，王以哲、何柱國完全是自欺欺人，在談判的時候不把釋放張學良作爲條件，談判結束後，誰來保障張學良能被釋放回來？
雙方因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終，少壯派的意見在這次會議占據了上風。他們決定“在副司令員回來以前堅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不惜決一死戰。”
應該說，渭南會議的這條決議代表了大多數東北軍將士的心聲，但作爲實際握有權利的王以哲、何柱國卻認爲這樣欠妥，他們決定推翻這個決議。辦法是請于學忠回來。
于學忠是張學良的心腹，也是張學良離開西安前，手谕指定的東北軍負責人。元老派希望憑借于學忠的地位來說服少壯派；少壯派則覺得于學忠是少帥一手栽培起來的，他必定會主張營救少帥，所以對于雙方都很希望于學忠能趕快回來。
于學忠並沒有掌握東北軍的權力和能力，原因有三：
第一，他在西安事變後的第三天就返回蘭州了，此時西安的情況他並不了解；
第二，他並非東北軍的嫡系，而是原吳佩孚的人馬，他在東北軍中沒有根基，指揮不了王以哲等人；
第三，張學良被囚後，東北軍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以王以哲爲中心的領導集團，他們此時東北軍真正的實權人物。
于學忠來到西安後，東北軍隨即再次召開會議。出乎少壯派意料的是，于學忠表示支持元老派的意見，渭南決議于是被推翻。
當于學忠站在台上，向東北軍官兵傳達最新決議的時候，台下的東北軍官兵們痛哭流涕，堅持不肯撤退，要求務必先把張學良接回來再討論撤兵。
王以哲、何柱國等元老派在對少壯派沒有進行充分的說服工作前，就否定了渭南決議，這顯然是欠缺考慮的。在此期間，周總理曾明確建議他們：“注意內部團結，應該設法說服你們的部下。”但王、何並未聽從建議。
少壯派于是懇求在撤兵前，再向南京提一下張學良的問題，也遭到了王、何的拒絕，他們說在撤兵之前，此事不能再提。
在張學良被囚之後，東北軍內部形勢複雜，一些高級將領們如沈克、檀自新紛紛另謀出路，和蔣介石秘密聯絡；王以哲、何柱國是不是也想趁此機會向蔣介石無條件妥協，獲取其歡心，以謀取日後的地位呢？他們是不是想借蔣介石之手除掉少帥，自己控制東北軍呢？
不管是不是，少壯派對“出賣了東北軍，出賣了張學良”的元老派已經頗感寒心。
他們覺得東北軍中下級軍官是普遍希望張學良回來的，只有王以哲、何柱國等少數高級軍官不希望張學良回來。
那麽，解決的辦法自然就只有一條了：解決掉王、何。
37年2月2日夜，少壯派在孫銘九、何鏡化等人的率領下，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沖進王以哲的臥室，張學良的衛士營長陳志久舉槍對王以哲說道：“長官，對不起！”隨即連開兩槍……
同一天，“西北剿總”的參謀處處長徐方、交通處處長董斌、交通處副處長宋學禮也被處死。刺殺何柱國的行動則因爲預先被楊虎城得知，勸阻了下來……
一夕之間，東北軍仿佛經曆了一次大地震。是爲“二二事變”。
二二事變後，少壯派似乎掌握了大局，他們立即推翻了之前的決議，重申了渭南會議中堅守陣地不撤退，不惜一戰救回張學良的命令。
但是，所謂權力的真相在于讓人服從且執行，而不在于坐上某個座位。從前，張學良對東北軍有權力，之後，王以哲對東北軍有權力。何柱國、劉多荃這些實權人物都對他們馬首是瞻。張學良被捕，王以哲被殺，東北軍早已分崩離析，群龍無首，前線真正掌握部隊的將領們怎麽會聽從幾個少壯派的命令？
于是，防守渭華一線的劉多荃不僅不執行命令，還調轉槍口向西安進攻，擺出火並的架勢，要爲王以哲報仇；而此前早就和蔣介石暗通往來的沈克、檀自新則公然通電，脫離東北軍而去了……
面對這種分崩離析，不僅少壯派無法控制，于學忠也是完全無力維持，只能每日唉聲歎氣。
在這種情況下，少壯派是先于東北軍一步瓦解的，他們有的被殺，有的逃跑，如孫銘九先後流轉于天津、上海等地，還一度投靠汪精衛……
不可否認的是，少壯派的行爲是過激的、魯莽的，他們的行動直接導致了東北軍的瓦解。但應該注意的是，少壯派要爭取張學良回西安的要求，是有其合理性的。
張學良對于東北軍的重要性是怎麽強調都不爲過的，甚至可以說，東北軍如果失去張學良這個中心，瓦解是難以避免的。張學良不僅是維護東北軍基石，也是“三位一體”，共同抗日，打回東北政策的基石，這些“只有張副司令回來，才能實現”。
在張學良被囚後，東北軍內部的形勢已經非常不穩定，如前文提到的沈克、檀自新暗通蔣介石，于學忠和王以哲客觀上已經存在爭奪領導權的情況。
這些情況的出現，已經證明了失去張學良的東北軍是危險重重的，而解決這種危險重重，只能依靠張學良的歸來解決。
不可否認的是，元老派避免沖突的看法是其道理的，但他們的固執，他們說服溝通工作的不周密也是二二事件爆發的重要誘因。
從當時的情況看，國軍大軍壓境，大戰似乎一觸即發，元老派老成持重似乎有其道理。但如果仔細分析當時的大背景，這場內戰實際上並沒有那麽容易爆發。
首先是蔣介石在離開西安時，曾公開許諾，如果今後發生內戰，一切由他負責。爲了自己的威信和形象，他不會那麽容易食言自肥。
其次，在36年6月，蔣介石剛剛經曆了兩廣事變，之後雖然達成和解，但對于蔣介石派兵進逼陝西，李宗仁、白崇禧是堅決反對的。其他的地方實力派此時也在駐足觀望，蔣介石如果一招不慎，可能會引發全局的動蕩。
第三，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一理念已經成了大多數人的共識，也是全國人民共同的呼聲，蔣介石前腳被釋放，後手再挑起內戰，勢必會遭到國內社會強烈的反對。
第四，即使真的打起來，憑借紅軍、東北軍和楊虎城十七路軍的共同作戰，憑借西北的有利地理條件，難道東北軍真的會被迅速擊敗嗎？
在二二事變前，周總理曾代表中央向東北軍表示：
“只要你們團結一致，意見一致，我們絕對不會對不起張先生，絕對不會對不起你們兩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內，我們一定全力支持你們。”
“我們原來是主張和平的。因爲你們兩方面有許多人堅持不撤退，爲了張先生不惜一戰。這種意見我們考慮了。我們爲了團結，只要你們雙方主張一致，我們也可以犧牲我們原來的意見。”
楊虎城作爲西安事變的發動者，他的命運和張學良是息息相關的，他也曾表示：
“我們十七路軍是主張堅決不撤退，要求副司令回來的……十七路軍力量小，都聽東北軍的，你們堅持，我們跟著……”
十七路軍很多官兵都認爲，“和平就是投降，投降就沒有好下場”，他們也有不少積極請戰者。
由此可見，三方在戰與和的問題上是有很大的共同點的。
遺憾的是，元老派和少壯派雙方都未能合理解決他們意見上的分歧，前者表現爲“保守主義”，後者表現爲“激進主義”，雙方的矛盾無法調和，最終導致了東北軍的分崩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