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東方出版社出過一本金庸先生的評傳《夢遊九天——金庸的醉俠世界》，計劃修訂再版。今年恰逢金庸先生百年紀念，香港《明報月刊》第三期集結了十位學人，推出“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特輯。特輯介紹了金庸小說的版本，大體有六七種之多，而非我們印象裏的三個版本，評論家陳墨就回憶了如何協助金庸修改最後一版的情節、內容等。
近年和讀者交流，有兩個特別受關注的話題，一個是金庸爲何要高齡去劍橋讀書，一個是金庸小說裏有沒有融入自己的影子，有沒有他對某種理想人格的追求。當此際，不妨展開談談。
坐落在劍橋大學校園內的金庸對聯石碑，內容爲“花香書香缱绻學院道，槳聲歌聲宛轉歎息橋”，落款爲“學生金庸”。
本文作者蔣泥曾作《夢遊九天——金庸的醉俠世界》
爲爭一口氣去劍橋讀博士
金庸81歲高齡赴劍橋大學讀碩士、博士，有幾大原因。一是他高中畢業後，同時考取西南聯大、四川大學等，最後選了不花錢的中央政治學校。他在校成績優異，但由于看不慣校內國民黨學生“特務”毆打同學，向學校投訴，打抱不平，進而對校方加以指責，結果被學校勸退。所以他正式的大學生活只有一年多，沒拿到文憑。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1999年他受聘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博導。但這個博導是曆史學專業的，這有些尴尬，因爲金庸先生沒有相應的曆史學論文或著作，起碼曆史學界不認可。複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就說，據他所知，中國史學界沒有人認爲金庸是曆史學家。宋史專家、浙大教授何忠禮則披露，學校層面通過了金庸博導資格，但曆史系沒通過。
反對金庸當博導最激烈的是南京大學原副校長、戲劇學家董健教授。這位先生我熟識，做學問紮實，爲人和善。2000年，南京大學邀請金庸先生講演，董先生全程參與接待。董先生表示，“我也很喜歡金庸的武俠小說，但他只是一個武俠小說家”，金庸卻一再強調他是曆史學家，南大本想請他講小說，他堅持要講曆史政治。結果講演裏有一些知識性錯誤，學生不停地哄笑。因此南大曆史系教授認爲，金庸先生的水平別說當院長，當副教授都不夠。
這些話在媒體發表後，金庸先生不快、不服。這涉及一個問題，那就是什麽是“曆史學家”。曆史學家和曆史學學者，在自視甚高的金庸眼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2005年，他對記者說：“曆史學家和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曆史學家要目光很遠，需要一個大的曆史觀，而不是考證哪一點。”如果單從這個角度來說，金庸覺得自己雖然不懂治學的規範，但他具備卓然的史識，屬于曆史學家。
劉知幾在《史通》裏提出史學家應具“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後來章學誠在此之外又加了一長“史德”。金庸熟讀中國史，具有獨立的史才、史識，哪怕不見于具體的曆史著作，但已融會貫通到他的小說裏了。也就是說，金庸先生雖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曆史學者，但可作爲一個寬泛意義上的“曆史學家”。試問老子的《道德經》，五千言，按現代標准，是哲學著作、哲學論文嗎，符合哪條學術規範？即便如此，老子仍是最偉大的哲學家。
著名史學家饒宗頤等先生，也都對金庸的文史知識推崇備至。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先生則認爲，“對于中國曆史的獨立思考，乃金庸小說成功的一大關鍵”。著名梵學學者金克木先生在文章裏說：“（金庸）所透露的史學佛學見解，論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書立說也不見得能稱首席什麽家，得什麽國際大獎。然而以史學佛學入小說，在武俠中講‘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以佛觀史的見解未必‘超凡’，但進入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就大大‘脫俗’了。”這是知音之談。進而，金克木評第一等通俗小說，“誰能抓住讀者心理趨向而又不只是迎合于一時，同時還能揪住深層的潛力，那就能從布老虎變成鐵獅子”。
金庸小說無疑是金克木所說的“鐵獅子”，他把天文地理、易經八卦、琴棋書畫、美食酒茶等和小說有機結合，是打動人心的要素之一。
然而，這些只是我們的“維護”，學界不認賬，金庸也未必看過金克木等人的文章。但他了解到了自身不足，毅然辭去院長和博導教職。
張紀中導演就曾透露，金庸選擇讀博，是憋著一口氣的，要回擊那些嘲笑金庸學問功底不夠的批評者——誠然，這種說法邏輯上並不成立，因爲人家“嘲笑”的是沒有拿學位之前的金庸，一旦補上所謂專業訓練上的不足，誰還嘲笑呢？
這幾大原因導致了金庸想繼續讀學位。不過問題在于，金庸爲何要認准劍橋大學？
依我看，是爲了完成他媽媽的遺願。因爲他的表哥、詩人徐志摩讀的就是劍橋大學。小時候媽媽常拿表哥做榜樣，激勵他好好學習，跟他說，你看你表哥多厲害，讀的是劍橋大學！不認輸的金庸便說自己長大了也要讀劍橋大學。他媽媽徐祿是徐志摩堂姑，比徐志摩大一歲。1937年金庸13歲，日本人轟炸他的家鄉海甯袁花鎮，徐祿在逃難途中染疫去世，而金庸當時遠在一百裏外的嘉興中學讀書，很快也要隨學校一起逃亡了，未能及時知情。這是他切身的巨大隱痛。既然在媽媽面前許過願，那就要實現。
金庸爲什麽能上劍橋呢？2005年初，時任劍橋大學校長理查德女士偶然讀了《鹿鼎記》的英譯本，贊歎不已，隨即向教授會推薦，提議授予榮譽文學博士頭銜，全票通過。金庸卻謝絕好意，請求到劍橋讀書，完成博士課程。理查德驚訝說：“查先生，榮譽博士是劍橋最高級的學位，排名一般在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甚至比校長還高……”金庸說，我讀博士是因爲學問太低，我不爲學位。他執意要從碩士讀起，劍橋最終同意了他的入學申請。
2005年，金庸師從唐史專家麥大維教授（David McMullen），攻讀博士學位。他拒絕照顧，每天騎自行車去教室聽課。經過五年苦讀，先後拿到碩博學位，金庸尚不滿足，2009年起又到北大深造，師從國學院院長袁行霈先生。袁行霈是常州人，其伯父是溥儀皇帝的老師，而伯父的兒媳正是金庸的堂姐。北大校方專門爲他制訂計劃、確定學制，按計劃金庸應于2013年畢業，但由于他年事已高，終未完成學業，故未如期拿到文憑——北大爲金庸准備了博士文憑，至今都沒能發出去。
亂世孤兒的理想
金庸的主要小說都可歸入成長小說一類。主人公從小到大，在山野間漂泊，孤身奮鬥，或突遭變故，人生劇烈拐彎。這和他本人早期的經曆吻合。
金庸本是富家公子，日本侵華時他是初中生，隨學校從嘉興徒步大遷徙，走到麗水碧湖鎮，差不多一千裏。後來念高中時，因寫文章諷刺訓教主任被開除。在校長和同學幫忙下，1940年7月轉去幾百裏外的衢州中學。浙贛會戰時學校停課疏散學生，故1942年5月提前予以畢業。金庸時年18歲，決定去戰時陪都重慶求學。他走到湘西時已是冬天，盤纏所剩無幾，于是借住同學家。因離考期還遠，他就在農場幹活、複習，次年去重慶考取了中央政治學校。學校實施軍事化管理，是國民黨“黨立的最高學府”，不安分的金庸雖想好好念書，最終沒念完。後去湘西生活一年多，直到1946年初夏，才返回故鄉海甯。
亂世孤兒，崇山峻嶺裏奔波不定——這不就是青少年時期的金庸和他筆下諸多男主角共同的遭際嗎？而彼時他肝膽俠義，一次次挑戰強權、反抗壓迫等不凡之舉，亦與小說裏“俠客”們的拯世救民一致。郭靖、楊過、令狐沖、喬峰、張無忌，這些俠之大者、爲國爲民的典範，其經曆性情，便帶上了金庸的身影。
至于小說裏的女主角，也帶有他一度念茲在茲的夢中女郎夏夢女士等人的麗影。當然小說創作，人物往往是多樣的複合體。
金庸的理想人物是民間身份，憑本領救民于水火；而力不從心時，則像楊過那樣歸隱——學的是範蠡。
範蠡是金庸最佩服、欣賞的曆史人物。《越絕書》上說範蠡功成身退，偕西施隱居于無錫的蠡湖一帶。那是我的家鄉，我對範蠡多有研究，爲此寫有長篇《大氣運》在《小說月報》發表。大體說來，實際生活中的範蠡亦非金庸理想裏的樣子，早期充滿政治算計，算計不成，被逼離開，複以“陶朱公”揚名後世。這和作爲報人的查良镛差不多——金庸48歲即宣布“封筆歸隱”，其實他改小說改了一輩子。按陳墨的揭示，2004年，他80歲時還在大改自己的作品。
改完全部小說後，不安分的老人，才開啓了轟轟烈烈的讀博之旅。
這哪裏是“封筆”“歸隱”呢？分明就像我在《大氣運》裏所寫的，活脫脫的陶朱公再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