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張家口市涿鹿縣中華合符壇。 杜船攝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對中華各民族在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值得強調的是，這種包容性並非簡單的文化疊加或混合，而是深層次、多元化且和諧統一的文化交融。這種交融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構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也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通過各民族相互學習借鑒、砥砺融合的過程得以彰顯。
高領雙豎耳陶罐（紅山文化時期），涿鹿縣礬山塔寺出土。涿鹿縣文保所收藏
（一）
中國曆史的演變過程，實際上就是各民族相互交融、彙聚成多元一體統一的中華民族的曆史進程。泥河灣被譽爲“東方人類的故鄉”，主要保存著距今200萬年至距今1萬年較爲完整的舊石器文化系列。可以說，古涿鹿是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明的搖籃。
涿鹿，見證了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起始。黃帝、炎帝與蚩尤三大部族的彙聚與交融，不僅共同塑造了華夏兒女的血脈傳承，更奠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基石。黃帝部族以卓越的智慧、堅定的勇氣和創新性引領了更大的部族群體走向昌盛；炎帝憑借深厚的農耕智慧和對生命的尊崇，爲這片土地上部族的延續發展帶來了豐收的希望；蚩尤以其獨特的技藝和強大的戰鬥力，捍衛了部族的安甯與尊嚴。這些交流與碰撞，激發出前所未有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作爲曆史上文化交流的關鍵節點，張家口地區憑借獨特的地理位置，爲不同文化對話提供了重要平台，不僅促進了文化的融合與發展，還對社會的進步和繁榮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考古學界泰鬥蘇秉琦先生曾概括了中華民族曆史基本框架，泥河灣的新、舊石器時代考古資料和學術成就是其重要支撐。
張家口地區在中華文化和曆史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作爲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見證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與發展。黃帝、炎帝、蚩尤等所代表的不同部族在涿鹿一帶進行了深入的互動與融合。這種交流不僅涉及物質層面，更涵蓋了精神、信仰等多個方面。
正是經過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張家口地區孕育出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促成了紅山文化、廟底溝文化、後崗一期文化等多種考古學文化的交融。此種文化的交融，不僅爲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更因其創新力而爲中華文明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與生命力。
雙孔月牙形石鐮刀（紅山文化時期），涿鹿縣礬山塔寺出土。涿鹿縣文保所收藏
（二）
文化的延續與演進，不僅爲我們揭示了古代文明的輝煌曆史，更爲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與文化底蘊。隨著時光的流轉與考古工作的持續深入，對于這一課題的理解將愈發全面深入。
紅山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自1935年在內蒙古赤峰紅山後遺址發現以來，學者經過深入研究紅山文化的分布地域，認爲它與黃帝部族的曆史活動區域呈現出高度的重合。地理分布的一致性暗示著兩者間存在著某種深層次的聯系。在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諸如祭壇、神廟、積石冢等遺迹，體現了對祖先和神靈的崇敬之情。這與黃帝部族倡導及日後暢行的信仰異曲同工，也強化了紅山文化與黃帝部族之間存在密切關系的觀點。
其次，紅山文化出土的女神像及大量的玉器，揭示了宗教文明的起源。這些玉器不僅數量衆多，類型豐富，而且工藝精湛，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龍，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紅山文化出土最具代表性玉器之一便是玉豬龍。去年赤峰松山區彩陶坡遺址考古發掘中，出土一件屬于紅山文化早期的龍形蚌飾，其年代遠早于此前出土的玉豬龍。此發現也填補了紅山文化早期龍形象的空白。這種文化符號的傳承與演變，印證了黃帝部族與紅山文化之間的聯系。
深藏于中原腹地的廟底溝文化，是古老多姿的文明。作爲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瑰寶，廟底溝文化以火燒制的彩陶，掀起了中國史前一次壯闊的藝術大潮。學者認爲，廟底溝文化中有炎帝部族文明的遺存。雖然廟底溝文化中並未發現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的痕迹，然而其獨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使之成爲中華文明寶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學術研究者認爲，蚩尤部族可能是後崗一期文化的締造者。後崗一期文化與磁山文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承襲發展關系。1931年安陽後崗的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位于遺址中層的龍山文化和上層的商文化。自古以來，龍的傳人這一觀念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中。而談及龍的起源與傳承，蚩尤部族與後崗一期文化均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後崗一期文化代表性遺址中，出現了大量的房址和墓葬，其中西水坡遺址的貝殼龍形圖案尤爲引人注目，暗示了當時人們對龍的崇拜或信仰。在後崗一期的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充分展現了當時人們獨特的審美觀念和工藝水平。這些遺物爲我們理解蚩尤部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提供了重要的曆史依據。
正因爲如此，中華民族的遠古神話有很多起源于太行山。
司馬遷是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偉大先驅，他在《史記·五帝本紀》後自述：“余嘗西至空桐（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不僅如此，中國三皇五帝的神話，早已成爲中國和亞洲共同的精神財富。
骨針（紅山文化時期），涿鹿縣涿鹿礬山塔寺。涿鹿縣文保所收收藏
（三）
涿鹿之地，曆經兩場戰爭，均爲黃帝部族所勝。黃帝部族並未沉湎于短暫征服之歡愉，而是以和平的目光投向了更爲遼闊之未來，吸收融合彼方卓越文化。黃帝部族采撷炎帝、蚩尤部族之精華，融會貫通，終成規模更大、活力強盛之部落聯盟。
交融展現出宏大的規模和強勁的發展潛力。在統一的基礎上，成功實現了文化、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深度融合。融合不僅使黃帝部族在更廣闊的領域發揮其獨特優勢，更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進步、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前進。綜合文獻與考古資料研究，結論與曆史傳說高度一致。涿鹿作爲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印證了黃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族的交融，爲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黃帝部族的這一做法，爲我們今天理解中華民族的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啓示。曆史告訴我們，民族的強大，不僅在于領土的廣闊和人口的衆多，更在于文化的包容和融合。
相傳堯帝生于河北，在河北的大片區域，望都、隆堯、唐縣、行唐等地均留存有堯的“行迹”，産生並流傳下大量相關古史記載和傳說，這些地名均以紀念他而延續至今。
堯在統治期間親近氏族，設官治政，治理水患，制定曆法，爲部落聯盟向早期國家的轉變奠定了基礎。更重要的是，堯不僅承接了黃帝部落文化的精髓，還隨著統治重心的變遷、區域的擴大，將之發揚出去，在更大範圍內實現著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幾千年來，太行山成爲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山。
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往往以地理爲基礎，其形態既受地理因素的塑造，又因地域差異而呈現出多樣性；其進程既受到階段性政策的影響，又無法被曆史的分期所完全涵蓋。在認識民族交融史時，必須認識到這一文化的源頭，以及源頭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從涿鹿之戰到統一于黃帝部落，這一曆史進程凸顯了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戴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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