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奪取全國勝利後，憑借著過人的膽略和智謀，一步步將漢朝重新建立起來。然而，劉邦的執政方法讓很多人都不滿。

同時，有些實行的措施也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這讓劉邦十分頭痛。

對此，劉邦想要殺掉儒士，因爲他們只會講道理。

就在關鍵時刻，一位官員深深的瞪了劉邦一眼說：殺了儒生，你就亡國了。

官員爲何要這麽說？儒士在政治、經濟、到底有著多大作用？

«——·張良封、陳平防止了社會動亂·——»

劉邦領導的農民起義是在秦末社會矛盾十分複雜的新情況下進行的，各個階層都懷著各自的目的鑽進起義隊伍中來，各種矛盾自然也就交織于起義隊伍之中。

統一全國後，如何正確處理這些遺留下來的矛盾。對新王朝的鞏固與否有重大的影響。

例如，雍齒是劉邦平生所僧惡的冤家，劉邦曾多次想殺死他，因其有功而沒有下手。劉邦當了皇帝以後，象雍齒這一類與劉邦有“故怨”的人，以及項羽舊部，“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惟恐有朝一日降罪下來，身遭不他們在窺測新政權對其態度，有的密謀決一死戰，來一個魚死網破。這股不太引人注意的逆流，處理不當便會帶來很大的麻煩和損失。

張良敏感地看到這一點，他向劉邦建議厚封“故怨”。劉邦以治國爲重，不計私恨，把衆所周知的仇人雍齒封爲什方侯。

這件事對同病相連的其他人觸動很大，“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張良這一建議，避免了漢初一場內亂，“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

把他逮獲。公元前201年，有人告發楚王韓信謀反，劉邦想興師問罪。陳平分析形勢後認爲，興師問韓信罪，未必獲勝，況且動武是傷元氣的事，對新建的西漢政權不利。

于是他要劉邦“僞遊雲夢”，乘韓信出迎時，後來，劉邦采用陳平之計，果然很順利地處理了韓信的問題，避免了一場戰爭災難。難怪劉邦常贊陳平:“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婁敬促進了農業生産發展·——»

漢初政權能否穩定，關鍵在于農民能否安定地從事生産，農業能否得到發展。劉邦采納婁敬的建議:“屈氏、徙六國後及豪萊、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

把六國國王後裔、豪傑名家及齊國田氏、楚國的昭氏、景氏、懷氏五大族共十萬余人遷徙人關，給子好的田宅，使他們在關中建立新的家業。

在山東舊豪強被遷徙，新豪強還沒有興起的空隙，使農民獲得休息的機會，這對當時恢複和發展生産起了促進作用。

此外，劉邦爲進一步提高耕作技術，加快農業發幹公元前203年在鄉裏設置“三老”:“舉民年五十以上，有惰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老”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壓尉以事相教，複勿搖戍，以十月賜酒肉”。“三老衆民之師也”，劉邦稱新城“三老”董公爲“夫子”，可見“三是屬于知識階層。

“三老”在農村中不但“率衆爲善”，而且還幫助農民學習耕作技術和使用新的生産工具。“三老”實際是“有修行”的農村技術人才，他們對農業生産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産的發展。同時，“三老”也成了西漢統治者在農村中的代理人。

«——·叔孫通、蕭何稼定了統治秩序·——»

劉邦剛稱帝時，谙將多從民間草野中發迹，不懂得什麽叫禮節。他們在大殿上飲酒爭功，吃醉了大叫大喊，甚至撥劍擊柱，這使劉邦感到很苦惱。

博士叔孫通綜合古禮與秦儀長處，結合西漢的具體情況訂出了一套有關朝儀的《傍章律》，經魯地儒生演習後獻給劉邦。

劉邦看後連聲贊好，即命實行。“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竟朝置酒，無敢落薛失禮者”。朝廷禮儀制畢，又在民間推行禮治，提倡以禮治國，一改秦代“以吏爲師，以法爲教”的做法，禮治代表著社會秩序的安定。

王夫子說:“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之者，根本之潤也”。

禮治和刑法的作用各有側重，禮強調在行爲之前的教化，而法是強調行爲之後的處理。

只有兩者結合才能長治久安。早在劉邦進入鹹陽之時，在統治基礎尚未穩定的情況下，爲擴大政治影響，籠絡人心，以利于奪取政權，宣布廢除秦朝苛法嚴刑，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于是“兆民大說(悅)”，對劉邦奪取勝利起著極有利的作用。漢朝建立後，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于是制法成了迫切的治國要事。蕭何“擦擦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

《九章律》是漢代最早、最重要的一部法典。漢代以後各代的法律實際上都是根據《九章律》而增益的:“蕭何成九章，此關(後代)百王不易之道”。可見此律影響之大。

«——·陸賈改變了統治者輕文思想·——»

公元前105年，陸賈要劉邦重視《詩》、《書》。劉邦認爲“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據理論述《詩》、《書》等書能夠幫助治國的道理，並例舉曆史上“文武並用，長久之術”的事例，聽得劉邦“有慚色”，要他把這些理論總結出來。于是“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微”，著成十二篇，合爲《新語》一書。

奏皇劉邦時，“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陸賈的論述，改變了劉邦等統治者輕文思想，對漢代文化知識的提高，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劉邦在給太子救書中說:“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讀書無益。泊踐柞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劉邦這段心裏話，說明社會實踐使他認識了知識和儒士對封建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此可見，儒士只要肯盡心竭力地發揮才智，無論在奪權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建設的和平時期，都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作用。正如司馬光所說:“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

«——·劉邦對儒士采用的措施·——»

漢初，朝廷論功行賞，“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娜侯，所食邑多”。其他功臣、武將不服，認爲自己身經百戰，冒死沙場，應該功最大，責問劉邦:人也。(蕭何)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一席話，說得那些功臣、武將啞口無言。

諸如張良、陳平、曹參等儒士都受到厚封，甚至叔孫通一百多位功績不著的弟子也都被封爲郎官。

在厚賞上層的同時，對基層“三老”等知識階層也給予一定的政治和物質上的優厚，如免除“搖戍”，定期賜以“酒肉”。

公元前196年，劉邦路過魯地時，“以大牢祠孔。子”劉邦把知識階層重要象征的孔子作爲儒宗地位大大提高了。梁自超說:“漢高實儒教之竿三功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漢代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于此”。

此外，劉邦還命蕭何草律，規定對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這個制度，就是要人們在青少年時期刻苦學習，並根據知識的高低授以官這種試書制度，實際是科舉的濫筋，既提高了儒教的政治地位，還促使吏民努力學習文化知識。

劉邦下诏求賢:“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很明顯，只要“賢士”—有才能的知識者，能爲我效力，我將重用他，給他優厚的待遇，使他“尊顯之”。並令各級官吏努力發掘有識之士選送朝廷，如察覺隱藏或埋沒人才撤職懲處。

劉邦雖然自己才識不高，例如，在帶兵作戰方面，不如韓信；理財安民方面，不如蕭何；出謀劃策方面，不如張良，可謂無所專長。但因他具備了衆人所最缺乏的領導能力，陵、善于收羅有識之士，統率群賢，因此成其帝業，並使之于穩固地發展。

劉邦臨終前，巳經完全認識到知識階層對鞏固政權的重要作用，所以在遺囑中指定蕭何、曹參、王陳平、周勃相繼爲輔助帝王的接班人，他們之中大多數屬于學有專長的儒士。

而且劉邦還作了精心安排:以足智多謀的蕭何爲第一號輔助帝王執政的人，以掌握“黃老”之術較優者曹參爲繼蕭何後的第二號輔政人；周勃因“少文”但忠于“劉氏”而任太尉，王陵“少文任氣”，列爲最後備用的輔政者，並規定由陳平助之”。

劉邦以這樣一個儒士爲主體的領導集團相繼，對于西漢政策的延續、政治清平、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