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1942年，毛澤東與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合影

全國性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文化人從全國各地會集到延安。當時到延安的大多數文藝工作者，他們的立場還沒有真正完成從小資産階級到無産階級的轉變，他們的思想感情還需要有一個改造的過程，在文藝爲人民大衆服務的方向問題上，也還需要一個從口頭承認到思想上感情上徹底解決的過程。雖然這些問題不能說是延安文藝界的主流，但它們對于抗戰和革命事業畢竟是不利的，同時也妨礙了文藝本身在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毛澤東深知文藝對革命戰爭的重要作用，在西北局面基本穩定後，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來抓文藝工作。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准備以毛澤東、秦邦憲、何凱豐的名義，召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中央大禮堂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門負責人共100多人。這次會議，對後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産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隨後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簡稱“魯藝”）的講話，使許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開朗，在眼前展現出一個新的天地。那些和毛澤東有過面對面接觸的文藝工作者，毛澤東的言談舉止給他們留下了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象。

爲深入了解當時延安文藝界的實際情況，毛澤東接觸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時間同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舒群、劉白羽、何其芳、丁玲、羅烽等交換意見，並請他們幫助搜集文藝界提出的各種意見。毛澤東深入細致的作風和真誠坦率的態度，得到了很多文藝界人士的尊重與信賴。

以小說《八月的鄉村》聞名的作家蕭軍，與毛澤東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是比較早的，也可以說在那段時間是最多的。1938年3月，蕭軍第一次到延安。毛澤東聽說《八月的鄉村》的作者蕭軍來到了延安，很想見見這位與魯迅有過密切聯系的年輕作家，就派自己的秘書去邀請蕭軍見面，但性情耿直的蕭軍竟婉言謝絕了。令蕭軍沒想到的是，第二天毛澤東親自登門拜訪。蕭軍晚年回想這一往事的時候感到非常愧疚。他說：“毛主席當時真是禮賢下士，平易可親，氣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偉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輕氣傲，就太渺小了。”

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來到延安。他主動找到毛澤東，而且與毛澤東開始了一段頻繁的往來。1941年7月，蕭軍因爲工作中的矛盾想離開延安。臨行前，他到毛澤東那裏辭行。蕭軍晚年回憶：“我到毛主席那裏去辭行，毛主席很奇怪我爲什麽要離開延安，問我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希望我坦率地毫無顧慮地告訴他。我看他那麽誠懇，那麽熱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無保留地同他談了。他聽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認延安是有某些缺點，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及時反映，幫助改正。同時毛主席也勸說我，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

准備召開文藝座談會的那段時間，毛澤東與蕭軍的交流更頻繁。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42年4月4日致信蕭軍：“來信及附件收讀，並轉給幾個同志看去了，感謝你的好意。”當時，蕭軍受毛澤東的委托，陸續將搜集到的文藝界情況材料送給毛澤東。4月7日寫信約蕭軍在當天下午或晚上來談，蕭軍應約而來。他們接連兩天談了有關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等問題。4月13日分別致信蕭軍，歐陽山和草明，舒群，要他們代爲搜集文藝界的反面意見。4月27日致信蕭軍：“准備本星期六開會，請你稍等一下出發？開完你就可走了。會前我還想同你談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馬來接你。月報（指《文藝月報》）1—14期收到，謝謝你！”

1987年5月11日，蕭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難忘的延安歲月——讀〈延安文藝運動紀盛〉隨想》一文。文中寫道：“5月23日開了最後一次大會，毛主席作總結發言，這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制定了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各項文藝方針政策，解決了文藝界存在的各種矛盾，理順了各種關系，如文藝和政治的關系，文藝和群衆的關系，源和流的關系，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以及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政治標准與藝術標准、愛與恨等等的關系問題，基本取得了一致看法。毛主席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麽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事實證明，從那以後，大家都照著《講話》的方向、道路和目標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丁玲

1936年9月，以《莎菲女士的日記》蜚聲文壇的作家丁玲逃離南京，于11月抵達陝北，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的歡迎。此後，她作爲延安文藝界的領軍人物之一，活躍在文學創作的第一線，與毛澤東也有了較多的接觸。然而，她于1941年10月23日發表的《我們需要雜文》，引來了關于“暴露黑暗”的爭議，激起了不小的波瀾。1942年3月9日，她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沒想到引來更多批評，特別是來自抗戰前線的將領如賀龍等人的激烈批評。4月初在丁玲參加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毛澤東肯定了《三八節有感》有積極的一面。丁玲晚年回憶：“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謝他老人家。”

1941年春，著名詩人艾青等四位文化人沖破國民黨重重崗哨的盤查，到達延安。毛澤東很快就接見了他們。艾青回憶：“初夏的一個夜晚，得到通知，我們在楊家嶺的窯洞裏，第一次見到了自己所生活的當代的傑出的人物——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在我的腦子裏留下了永遠不會消失的一個既魁梧又和藹的身影與笑容。”

1942年4月，毛澤東給艾青寫了一封信，說：“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請惠臨一敘。”艾青去了，毛澤東跟他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你看這件事怎麽辦？艾青說，那就開個會，你來講一講。毛澤東說：“我講你們能聽我的嗎？”艾青說，“至少我是愛聽你講的”。過了兩天，毛澤東又給艾青寫了一封信約他談話。信中說，“前天所談的關于文藝方面的問題請你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毛澤東還在“反面的”三個字下面畫了圈。

艾青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以積極的姿態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他說，不但在思想上經曆了“一次大改造”，而且在文藝創作上也“起了很大變化”。

晚年，艾青回憶：“事隔幾十年，國家和個人都曆盡滄桑，變動太大了，許多事情都顯得淡漠了。但《講話》的一些基本原則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裏，不易消失。例如‘面向工農兵’……”

2021年8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表了《用延安精神滋養初心淬煉靈魂》。文章寫道：“‘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在詩人何其芳筆下，1938年的延安，一切都是新的。”

文章引用的是何其芳的散文《我歌唱延安》中的一段。1938年8月，何其芳離開了成都，奔向延安。原本他只打算在延安停留兩個月，寫一篇反映八路軍抗戰的報告文學即返回成都繼續教書。但延安火熱的新生活吸引了他，更令他驚喜的是，到延安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這給何其芳留下了終身難以忘懷的印象。

40多年後，何其芳仍清晰地記得那次見面的場景和感受：“毛主席穿著藍布制服，坐在一張粗糙的、沒有上油漆的小小的長方形的白木桌前。我們就坐在他對面。桌子和窗子垂直地放著。牆壁糊滿了舊報紙。我們是經過外面一間窯洞式的屋子走進裏面他辦公的地方去的。就像現在可以看到的他一九三八年的照片一樣，他有些瘦，但卻很健康，充滿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兩只眼睛炯炯有神。……我當時雖然是一個剛入伍的新兵，也像一個戰士那樣，立正著，舉手致敬，等待我們偉大的領袖發出命令，交代我們去完成什麽具體任務，然後奮不顧身地去堅決完成。”

新中國成立後，何其芳曾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1959年，毛澤東提出要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承擔了這個任務。基本編成後，毛澤東要他寫篇序文。1961年初，毛澤東請何其芳到中南海談序文的修改。毛澤東說，你寫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系起來了。毛澤東所說的“現在的形勢”是指1959年春帝國主義國家、各國反動派和某個超級大國聯合掀起的反華浪潮。他還對何其芳說：“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爲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工具。”何其芳回憶：“我們偉大的領袖對一個自己感到自己的弱點，缺乏信心的幹部的鼓舞是異常感動人的。”

何其芳

何其芳于1977年7月逝世。去世前，他抱病完成了最後一部作品：《毛澤東之歌》。此部回憶錄在他去世後作爲遺作首發在《人民文學》1977年第9期上。他開篇寫道：“我感到特別慚愧，也特別遺憾的是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在世的時候，我不曾寫出一篇《毛澤東之歌》。我是多少年都在想著，構思著這個題目，而且夢想能夠寫出這樣的詩。”他寫到瞻仰毛主席遺容的時候說：“我痛哭失聲了。我哭得不能停止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遺容，立刻就想起和他見面的情景，他多次接見我的情景。而以後，我卻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貌了，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再也不能從他（那裏）受到新的教育了。”

1938年春，在北平文學界小有名氣的劉白羽毅然奔赴延安，並于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他曾經這樣深情地回憶道：“我還記得當我還是二十歲剛出頭的青年時，帶著兩肩塵土，一顆真心，踏破黃河兩岸的冰雪，在這崎岖的小路上，第一眼看到延安，那一刹那間，我的眼睛充滿了淚水。那是從黑暗中，第一次看到黎明的幸福的眼淚呀！是的，我們的莊嚴的、戰鬥的道路從這兒開始了。”

讓劉白羽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到達延安的第三天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晚年回憶：“我終生難忘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的情景：我們站在門口等候，看見毛主席戴著灰布八角帽，穿著灰布軍衣，踏著粗布鞋，沿著擠滿行人的、延安中心的石板路，邁著大步向我們走來。當時毛主席面龐清瘦，目光深沉。我和主席緊緊握手時，我覺得主席的手那樣巨大而溫暖。我想到這是指揮鐵流兩萬五千裏、完成震驚世界的長征的巨手時，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可是面前的毛主席是那樣虛懷若谷，平易近人。當我們圍著毛主席坐在白木條凳上談話時，他的和藹的笑容、慈祥的眼神，總在鼓舞著你，使你感到無限親切，讓你想把心裏的話都對他說出來。”毛澤東還問到他想做什麽工作，劉白羽說希望到敵後遊擊區去。

使劉白羽感動不已的是，毛澤東一直記著他的這個願望。1939年5月的一個夜晚，毛澤東把劉白羽找去，告訴他有個機會去敵後遊擊區：陪同美國總統特使卡爾遜訪問華北抗日根據地。劉白羽晚年回顧這件事的時候說：“如果說當我開始接近毛主席時，我只感到個人的幸福，多年之後，我反複想著主席對我的教誨時，我才深刻領會到這是無産階級領袖對青年人的熱忱關懷、培養和信任。是毛主席把我這個無知的青年引進無産階級革命戰鬥序列之中。”

1940年，劉白羽回到延安，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黨支部書記。當感到工作實在難做時，他首先想到向毛澤東傾訴。他在一個深夜不揣冒昧地跑到楊家嶺找到毛澤東。毛澤東認真地傾聽完他的訴說，對他說：“是呀，工作中會有困難，有時甚至很困難，甚至不被人理解。在我們黨內，有時也會有委屈，有冤枉……”然後，毛澤東跟他講了革命曆程的曲折和艱難：“在中央蘇區，王明路線打擊了大批幹部，有的被撤了職當戰士，可是這些同志，在長征途中爬雪山，過草地，還是一步步跟著黨走，跟著黨幹革命呀！”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劉白羽作爲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主要負責同志之一，擔負著聯絡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工作，多次向毛澤東彙報文藝界的情況。他回憶道：“那段時間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學生涯的轉折點，我和許多同代人一樣，在《講話》的指引下成爲自覺的革命者，成爲戰士。”

2002年，進入暮年的劉白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爲曆史作證》。文章滿懷深情地寫道：“我是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前後後還活下來的，還能動筆的人。我應當承擔這個責任，爲這段曆史作證。”

以兒童文學見長的嚴文井在193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山寺暮》以後，于1938年5月來到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39年在魯藝文學系任教。延安的生活使他感到“延安，從清晨到黃昏，青年們的歌聲響徹了山谷與河川”。但他印象最深的，還是毛澤東和他的談話。

嚴文井于2005年去世。有位中國作協負責人在嚴文井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撰文回憶他與嚴文井的交往。他在文中引用了嚴文井的兩段話：“我從毛主席的窯洞裏走出來，天已經黑了。我頂著星光往自己的窯洞走，你猜我心裏想的是什麽？——你不要忘了，那時的我，是從白區來到延安的小有名氣的作家，自負得很呀！可是當時我回想著和毛澤東相處的一幕幕，我心裏說：這個人呀，現在他讓我爲他去死，我都幹！”“其實他那天沒講一句馬列，講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態人情，他是百科全書，無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馬列挂在嘴邊上。但你事後細想，講的都是馬列呀，他把馬列全融會到中國現實中啦！當時我就認定，跟著這個人幹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國肯定有希望！”

2015年10月19日，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嚴文井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紀念這位大師級的文學家，講述他生前的故事，總結和研討他的創作，其目的，也正是想從老一輩文學家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做好時代和人民要我們這一代文學工作者做的答卷。”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後不久，毛澤東又于5月30日在延安魯藝球場對全：師生講話。他指出：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到工農兵群衆那裏去。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衆的生活和鬥爭。要把小魯藝與大魯藝結合起來。

此後，延安文藝工作者提出“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爲群衆的一分子”的口號並身體力行，從而創作了一大批標志延安文藝繁榮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不但當時就深受人民群衆的喜愛，而且很多直到今天也是我們記憶中的經典之作。

張庚是1934年在上海入黨的戲劇學家，1938年到延安後任魯藝戲劇系主任。和廣大學員一樣，他來自城市。因不熟悉工農兵生活，演出的大戲、洋戲、古戲，在喜歡唱信天遊、扭秧歌的陝北老百姓中遭到冷遇。老百姓聽不來，看不懂，也不買賬，這些文藝工作者感到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尴尬。

張庚本人一開始也認爲，魯藝戲劇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藝術教育，即主要是做提高工作的，其標杆也主要是來自外國的名劇。他那時認爲普及和提高是兩回事，在延安使普及和提高互相兼顧是不可能的。

張庚在學習了毛澤東的“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和“把小魯藝與大魯藝結合起來”的講話後，終于認識到：“毛主席從前（指文藝座談會之前）告訴我們說，提高和普及應當在程度上分開又密切地聯系起來。我們過去雖也講聯系，但在實際上強調了分開，我們總沒有把這個提高和普及的關系正確地建立起來。”

魯藝人決定從陝北民衆最流行的扭秧歌入手，組織秧歌隊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鬥爭秧歌”）和演出“新秧歌劇”。這種“舊瓶裝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令人喜聞樂見，內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兄妹開荒》第一次展現翻身農民的形象，成爲最受歡迎的新秧歌劇。只要他們有演出，老百姓就說：“看王大化（《兄妹開荒》主要創作者和主演之一）去。”毛澤東看後很高興地說：“像個爲工農兵服務的樣子！”

從秧歌劇《兄妹開荒》到民族歌劇《白毛女》，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過程中的一個裏程碑式的跨越。張庚作爲歌劇《白毛女》創作工作的總負責人，經常叮囑創作者：“別的你們啥也不用想，你們就想著要中國老百姓愛聽愛唱愛看就行了。”在創作中，除魯藝開創了“集體創作”這種新模式外，還外延到與民衆的密切聯系。每幕劇初步完成後，都請魯藝師生、幹部群衆觀看並評論，邊寫作邊排演邊修改。張庚後來感歎：“《白毛女》這個戲的作用，的確是非我們的意料所及。”“正是應當遵照毛澤東同志‘文藝座談會講話’所指示的，從生活和民間文藝出發，來加以創造提高的。”最終，劇中音樂融合了北方民歌和傳統戲曲，同時吸收了西洋歌劇音樂的表現方法，呈現出獨特的民族風味，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延安演到全國，演到國外，成爲我國民族歌劇的開山之作，傳世經典之作。

《白毛女》劇本的主要執筆者賀敬之回憶：當年在魯藝球場上，“我搬個小馬紮坐在人群第一排，離毛主席很近”。在2021年12月接受采訪時，他說，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使他對“人民的文藝”“革命的文藝”有了系統地認識，而“文藝爲什麽人”的問題讓他感觸最深。深入群衆後，他曾僅用一天時間便寫出了脍炙人口的《南泥灣》的歌詞，不但深深地鼓舞了抗戰中的全國軍民，而且傳唱至今。

後來被譽爲“漫畫界的國寶”的華君武，1933年赴上海求學後開始漫畫創作。全國性抗戰初期，他讀了《西行漫記》後，感到“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于是他在1938年8月奔赴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後在延安魯藝任教並擔任美術部黨支部書記。

華君武到延安前已經在漫畫界小有名氣，但沒多久他就發現，延安的老鄉們看牆報時總是跳過他的漫畫。華君武回憶：有一個小牆報，我們當時也偷偷地遠遠地看看老百姓看我們的牆報有什麽反應呢。一看別的東西他還看一看，看到漫畫他就不看了，就走了。爲何出現這種現象，他一時理不出頭緒。

1942年2月，華君武和另外兩個漫畫家在延安開了個諷刺畫展，諷刺延安自己隊伍中的人。正在密集調研文藝界情況的毛澤東，有一天也來看了。當日值班的華君武請毛澤東提意見，毛澤東只講了一句話：“漫畫要發展的。”華君武聽後好長時間都沒明白其中的內涵，也不好意思發問，直到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聽了毛澤東的講話，經過幾次討論之後，才有所頓悟。華君武後來曾經這樣說：“現在看起來，當時的漫畫是有毛病的。”“我覺得我的漫畫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把這些東西誇大了，有片面性；第二個就是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抗戰時期，你去畫這些東西幹嗎？那個時候應該講一致抗日。”

這年8月，毛澤東把那次辦畫展的華君武等三位畫家請到棗園，就漫畫的發展問題與他們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毛澤東從前幾天《解放日報》上刊登的華君武的一幅漫畫談起，說延安的植樹搞得不夠好可以批評，但是諷刺不能濫用。“要區別這是局部的還是全局的，是個別的還是一般的。”華君武回憶：“許多年來，我是按照毛主席講的兩個區別‘個別和一般，局部和全局’來畫漫畫的。”

此後，華君武開始認真學習老百姓的語言，用老百姓熟悉的內容作爲漫畫題材，所作漫畫很快有了質的飛躍，一度被稱爲能“抵得上千軍萬馬”。對于很多不識字的農民，他的畫作比社論的影響還大。解放戰爭時期，華君武還用畫筆成功地塑造了蔣介石的漫畫形象。也許是這一形象太有感染力了，哈爾濱的國民黨特務組織竟以“誣蔑領袖”的“罪名”，將華君武列入暗殺的黑名單。他的揭露蔣介石假和談、真備戰嘴臉的漫畫《磨好刀再殺》，成爲中國美術史上的傳世之作，在中國漫畫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晚年的華君武深情地說：“我在上海畫的漫畫，是高級知識分子看，這種畫到延安去，老百姓不喜歡看，那麽你要轉變，這就是屬于毛主席說的，要到生活裏頭去。這也是後來我追求的一個方面，假如沒這些東西，我的漫畫也不會這樣。”“《講話》給我的世界觀以轉折性的影響。從此，我有意識地使自己的漫畫爲人民服務，爲工農兵服務，能使他們喜歡是我最大的光榮。”“不到延安，沒有黨的教育，毛主席的教育，也就沒有我的漫畫，沒有華君武的今天，這一點是感到非常深刻的。這是老話，但還是非說不可！”

2010年華君武去世，中國文聯負責人在追思會上說：“華君武先生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一生追求漫畫藝術的民族化大衆化，形成了新鮮活潑、爲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生動樣式和豐富特色……爲我們的藝術創作和藝術教育爲什麽人服務、怎樣服務提供了最好的現身說法。”

本文爲《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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