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八路軍”這個稱呼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也很清楚這是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稱呼。不過，要說到“八路軍”這個番號的由來，恐怕就很少有人能夠說清楚了。今天就來回顧一下我黨軍隊是如何從紅軍演變爲“八路軍”的。

“路軍”也稱“路”，原本是作戰時的臨時編組的戰役、戰術指揮層次，一般在戰後即取消。不過，由于國民黨軍隊派系衆多，“編遣會議”引發了內戰，沒能完成整編工作，結果“路軍”便被作爲一級作戰指揮層次保留了下來，相當于軍或略大于軍。

民國十五年（1926年）7月，爲了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終結北洋政府的反動統治，實現全國統一，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當時，負責留守後方的李濟深雖然也派出了兩個師和葉挺獨立團參加北伐，但其在廣東仍有相當的留守部隊。

“甯漢合流”後，蔣介石于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重回總司令職位，之後開始著手解決軍閥割據問題，並在2月份的“徐州會議”上將國民革命軍編爲四個集團軍，分別由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率領，之後繼續進行北伐，張作霖敗退關外後被日本人炸死，隨著張學良于同年末宣布易幟，北伐以勝利告終。

實際上，在奉軍于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敗退關外後，蔣介石便就已經開始著手削弱馮、閻、桂各派勢力，他以減少軍費負擔、從事經濟建設爲借口，在同年8月的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便作出了對全國軍隊進行“編遣”的決定。

馮基善、蔣瑞元、閻錫山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經過數月准備後，國民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有意通過“編遣”將軍權收歸中央，同時削弱地方軍的編制，而擴大自己的實力。當然，馮、閻等人也不是傻子，他們看出了蔣介石的目的，結果就此引發了蔣唐戰爭、蔣馮戰爭、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內戰。

在一系列內戰期間，蔣介石逐漸對全國地方軍隊進行整編，其中以李濟深部的粵軍被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因總指揮李濟深被囚禁，陳濟棠出任總指揮。此後，陳濟棠以廣東爲根基割據一方，後來又趕走省長陳銘樞，成了廣東的南大王。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蔣介石決定趁著胡漢民去世的機會，解決兩廣割據問題，陳濟棠則聯合李宗仁、白崇禧發動“兩廣事變”舉兵反蔣，失敗之後其部隊被蔣介石吞並，“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番號隨即被撤銷。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軍侵華，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卻奉行“攘外必先安內”長期圍攻紅軍根據地。即便是後來日軍不斷擴大侵華規模，但蔣介石卻始終沒有放棄對紅軍的圍剿。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秋，紅軍經過長征後抵達陝北，而爲了徹底剿滅我黨軍隊，蔣介石于9月20日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並調東北軍進入陝西和甘肅剿共。同年11月，日本推動“華北自治”，我黨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根據共産國際會議精神，將反蔣抗日方針改變爲“逼蔣抗日”。

蔣瑞元

迫于內外壓力，蔣介石雖然也決定調整內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並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國防建設，並改善與蘇聯的關系，但卻仍然堅持要剿滅紅軍。甚至在“兩廣事變”後，將准備用來征討兩廣的中央師北調，與剿共不利的東北軍換防。

與此同時，負責在前線剿共的張學良卻與紅軍停戰對峙，就抗戰事宜進行磋商，並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9月簽訂《抗日救國協定》。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0月22日，鑒于張學良的態度，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督戰，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兩人大吵一架。此後數日，兩人圍繞抗日還是進剿多次發生爭執。

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會見蔣介石，以部下不穩、難以支撐爲由，請蔣介石前往訓話。4日，蔣介石再度前往西安。7日，張學良前往華清池再度苦谏，仍被拒絕。10日，蔣介石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于12日宣布動員令。

11日晚，蔣介石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參加晚宴，宣讀了任命蔣鼎文爲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爲晉陝綏甯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正式決定由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剿共。同日夜，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12月12日清晨進行兵谏。

12日5時，東北軍奉命前往華清池抓住蔣介石，並扣留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人，隨後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西安事變”後，在各方的斡旋下，蔣介石最終對張學良當面承諾放棄內戰，國共雙方經過多輪磋商後，也于12月24日初步達成了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協議。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于12月26日回到南京，但旋即便將張學良扣押，楊虎城也于次年1月被撤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我黨于次日發出《爲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築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15日，我黨又提出《中國共産黨爲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布紅軍願意皆受改編。

8月，“淞滬會戰”爆發，由于日軍直接威脅到了國民黨統治腹地，蔣介石急欲調紅軍開赴前線，兩黨第二次合作的談判這才取得重大突破，並最終在南京國防會議期間，達成了最後的合作協議。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底，周公就在西安對蔣系代表張沖提出：紅軍應改編爲四個軍12個師以組成“一路軍”，糧饷發放須按照中央軍待遇，如果遲緩改編，則每月對紅軍的軍費接濟至少不低于100萬元。

蔣瑞元

這個時候蔣介石已經脫離張、楊的控制返回南京，而日本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尚未爆發，那麽想都不用想，蔣介石肯定是不情願的。他之所以接受中共方面聯合抗日的政治主張，承諾不再“圍剿”紅軍，那是在被張、楊武力扣押的期間，現在既然逃出生天，對紅軍的態度仍然是充滿敵意的，巴不得除之而後快。

但是畢竟已有了公開的承諾，蔣介石不好全面反悔，因此在紅軍改編的問題上，開始設置各種障礙、提出各種苛刻條件，總之就是不想兌現承諾。所以在蔣介石的幕後操縱下，周公與CC系骨幹張沖、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的談判非常不順利，主要矛盾在于編制級別和兵員數量問題，蔣介石最初只答應給兩個師的編制。

蔣介石在給顧祝同的電報中特別要求：“今則時移情遷，中央准編其爲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八團兵力已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亦皆應由中央派充之”。那麽顯然，這個條件又是延安方面斷然不能答應的。

周公之前所提出的紅軍改編爲“一路軍”，重點是“路軍”這個編制，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鑒于各派軍閥已被武力壓服，南京方面又召開了一次軍隊“編遣會議”。根據這次會議的決定，所有的“國民革命軍”無論是蔣系中央軍還是各路雜牌，統一整編爲若幹“路軍”，同時取消原有的“軍級”建制。

其實這是蔣介石限制和削弱雜牌軍的一個手段，也可以視爲和平時期（跟紅軍作戰是另外一層意思），南京政府“常備軍”的標准編制，亦即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各“路軍”，路軍直接下轄師，在這樣的框架內，各雜牌軍不得不取消許多“軍級”單位、裁減大量兵員，進而起到削弱地方實力派的目的。

蔡廷锴

“路軍”的編制級別要略大于軍，等同于抗戰爆發後的“軍團”，大抵是某一方向、某一地區、某一派系部隊整合而來，下轄數個師不等，個別的還下轄軍級建制，因爲“軍級”建制的取消是有個過程的，並非一揮而蹴。比如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奮起抵抗日軍進攻上海的第十九路軍，雖然下轄三個師的部隊，但是在“路軍”之下仍然保留著第19軍的番號（蔡廷锴爲第十九路軍副總指揮兼第19軍軍長）。

截止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底，國民革命軍前前後後完成了27路軍的編組。不過從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起，南京政府軍政部又陸續恢複一些“軍”級建制，其中以中央軍居多，因此從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間，實際處于“路軍”和“軍”兩級建制同時存在的時期。

所以延安方面提出的條件就是紅軍要正兒八經地改編成爲一個“路軍”，下轄四軍12個師的編制，當然，只有70000多人的紅軍是不足以編成四軍12師的，但是談判總得有討價還價的過程，這屬于“要價”。而蔣介石的“還價”只有兩個師，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于是西安方面的談判就陷入僵局，雙方不停地談，不停地談崩。

這一談就是大半年，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6月，周公直接到廬山跟蔣介石面談，蔣介石雖然有所讓步，但是條件仍然過苛，不歡而散。豈料一個多月以後“盧溝橋事變”爆發，民族矛盾上升爲主要矛盾。蔣介石也迫切需要紅軍開赴抗日前線，于是再次讓步，同意紅軍改編爲一個“路軍”的規模，但是只能編爲三個國防師，延安方面通盤考慮後，最終也同意了這個條件。

“淞滬會戰”爆發後，雙方最終達成了將在陝甘地區的紅軍主力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在國民黨統治區若幹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和出版《新華日報》等一系列合作協議。

于是陝北紅軍主力于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8月間正式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同時又轉撥了原東北軍被撤銷的第115、第120和第129等三個師的番號，于是熟知的“八路軍”番號出現了，嚴格來說應該番號稱爲“第八路軍”，三個字屬于簡稱。

原本“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番號分別是第五十九師、第六十二師、第六十三師，但在對紅軍進行改編時，卻將曾經原本隸屬于東北軍的一一五師、第一二零師和第一二九師三個番號給了紅軍。

這麽做的原因很簡單，當初蔣介石有意調東北軍參與圍剿紅軍，等于變相在削弱東北軍的力量，而這三個師在戰鬥中卻是損兵折將、屢戰屢敗。後來，東北軍被縮編，原本的17個步兵師被整編爲了10個，其中115、120、129師都因此被撤銷番號。于是，在對紅軍進行改編時，何應欽便又將這三個番號給了紅軍。

實際上，蔣介石之所以選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這個番號給紅軍，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那就是希望紅軍也像李濟深、陳濟棠那樣，能夠爲他所控制，爲他所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爲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面不設軍級建制，路軍總指揮部直轄三個師，八路軍初始總兵力爲46000余人，8月25日，八路軍正、副總指揮發表就職通電，部隊分批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華北百姓多以“八路軍”相稱，這些部隊很快也贏得了群衆的尊重和支持。

張本堯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開始擴充軍力和調整編制，組建戰爭時期的最高統帥部（蔣介石還當過幾天的大元帥），同時決定組建戰時的“戰區”和“集團軍”高級建制，最初劃分了五個大型戰區，同時組建戰爭時期的“集團軍”編制，第一個組建的是投入淞滬戰場的張治中第9集團軍（宋哲元第1集團軍反而是10月4日授番的）。

“集團軍”的組建基礎，要麽是原來的“路軍”，要麽是“綏靖公署”的所屬部隊，後來又把“軍團”也統一升格爲集團軍，比如韓複榘的第3路軍改稱“第3集團軍”、衛立煌的豫鄂皖綏署改稱“第14集團軍”等等。那麽，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因抗戰需要，決定按全國陸海空軍戰鬥序列，把各“路軍”統一改稱爲“集團軍”，並下達命令：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部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朱德改任總司令，彭德懷改任副總司令。

也就是說，第八路軍番號的存續時間其實只有一個月左右，雖然改爲了集團軍建制，但是南京軍政部並沒有給第18集團軍增加軍級番號，因爲理論上集團軍應該下轄三個左右的軍、軍再轄師。至于原因當然很簡單，南京方面不願意給延安更多的正規編制，不願意看到紅軍壯大實力，所以第18集團軍是近40個集團軍中建制最爲特殊的。

雖然當時主力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還不到一個月時間，但由于這次改編影響太大，且已經獲得了廣泛的接受，因此除了在對外交往和發布作戰命令時自稱稱第十八集團軍之外，絕大多數場合仍以“八路軍”自稱，就連日軍也很少提到第十八集團軍這個番號。

另外，紅軍方面對“第18集團軍”的番號也很不感興趣，一方面，是八路軍已經開赴敵後對日作戰，“名號”已經叫響了，來回折騰肯定不合適。另一方面，集團軍是“戰時編制”而非固定編制，一旦外寇逐退是可以取消的，南京方面有可能包藏後手。所以我方在華北大地仍然堅持使用“第八路軍”的番號，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獨立自主、保持特色的表現，因爲其他部隊已經不再有“路軍”編制了。

當然，在對重慶政府行文時、在與其他國民革命軍部隊打交道時，自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9月11日起，還必須以“第18集團軍”的名義，畢竟這才是“合法”的番號。比如八路軍第115師，正式番號的落款應該是第18集團軍第115師，因此要注意習慣性稱謂和“正式稱謂”的區別。

到民國三十年（1941年）以後，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第18集團軍“集總”（集團軍總司令部）的名頭已經被淡化了，所以也就不太流傳。事實上，抗戰勝利以後，“集團軍”這一戰時編制確實被取消了，改成了綏靖區、整編軍等番號，說明延安方面當年的預見是很准確的，不過已經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