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當華國鋒看到報刊上對“臨終遺囑”進行大肆宣揚的時候，他其實也是很疑惑的，爲此，他特意詢問過偉人病重期間，在其身邊照顧和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員們。得到的反饋是，從來就沒聽說過有什麽遺囑，也只是從江青和毛遠新兩人的口中，聽到過這個所謂的“臨終遺囑”。

得知這個反饋之後，華國鋒心裏也産生了懷疑，如果真有這個“臨終遺囑”，爲何不寫進更爲權威的文獻裏面，反倒只是發表在“兩報一刊”的社論當中呢？雖然，“兩報一刊”的地位在當時的地位也很重要，也是一個輿論高地和權威，但是，和中央文件比起來，“兩報一刊”在權威性方面還是比較差的，准確的說，僅僅只是以“社論”的形式出現，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這反常的操作，自然很難不讓人懷疑其真實性了。

那麽，問題就來了，“按既定方針辦”是不是那四個人僞造出來的呢？在閻長貴看來，他認爲這句所謂的臨終遺囑，確實是四人僞造出來的，但是，如果就這句話來說，還是有出處和來曆的。

陳斐章，可以說是當時的直接當事人，閻長貴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曾有幸和陳斐章共事過一段時間，陳斐章和他坦言了所謂“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由來。出生于山東濰坊的陳斐章，資曆也很深，《人民日報》創刊的時候，他就曾在創刊號上發表過一篇采訪紀實，名爲《紅旗營》；1957年這一年，他被調到了國家計委辦公廳擔任秘書職務，打這以後得20多年，他就一直宅國家計委辦公廳工作，主要的工作職責就是負責進行會議記錄，或者是負責起草講話稿和整理一些重要文件。

在同閻長貴的一次談話過程中，陳斐章坦言，所謂的“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出現，和他做記錄時的失誤有關系。陳斐章之所以願意同閻長貴講起此事，並詳細談到了不少細節，他本人的意願是要還原曆史的本來面貌，要對過往的曆史負責。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陳斐章同閻長貴談起的細節，和他當時的失誤。

那是在1976年4月30號的晚上，偉人在接見過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讓參與陪見的華國鋒留下來談話，主要是讓他彙報一些近期的重要工作。當華國鋒說到總體的形勢是好的，只是個別省市的情況不太樂觀的時候，偉人當即就寫了這麽三句話給華：

1、慢慢來，不要著急；2、照過去方針辦；3、你辦事，我放心。

這三句話的重要性很高，可以看作是華國鋒成爲接班人的一個重要依據。

在1976年7月和8月這段期間，召開了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由于當時的形勢和鬥爭都十分激烈，再加上遇到了唐山大地震，因此，座談會的現場顯得有些亂哄哄的。華國鋒當時宣讀的稿子是陳斐章等人負責起草的，在他宣讀的過程中，中途離開了稿子講了幾句話，主要是傳達偉人的重要批示，也就是當時給他的那三句批示。

當華國鋒說完“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這兩句批示的時候停頓了一下，也就是在這停頓的間隙，王洪文突然插了一句話進來：還有“你辦事我放心”呢？緊接著，華老就順著王的話頭，把“你辦事我放心”又講了一遍。

但是，因爲當時會場比較亂哄哄的，現場的很多人其實都沒聽清楚，包括當時擔任會議記錄的陳斐章。他只聽清楚了這麽四個字“不要著急”，後面什麽“方針辦”，他是沒有聽清楚的，在情急之中，陳斐章也就只能根據上下句的意思，寫成了“按既定方針辦”。

當然，會議結束之後，陳斐章在整理會議記錄的時候，發現現場的會議記錄和華的原話不一致。出于負責的態度，他立馬就把這個重要情況上報給了領導，也就是當時組織和服務座談會的一個計委副主任。陳斐章原以爲這個副主任會進行核實，沒想到的是，盡管陳斐章給他說清楚了情況，但是這個副主任壓根就沒有核實，就直接把原文給刊發出去了。

出事端之後，副主任就把責任一股腦全都推給了陳斐章，還把陳斐章叫去辦公室狠狠地批評了一頓。那時候的陳斐章的脾氣也很直，壓根就沒法接受這種無端的批評，一氣之下，直接就離開了計委。

原以爲這個小失誤也就這麽過去了，沒想到，事情的發展大大超出了他的預料。偉人去世之後，某些居心叵測的人，就把陳斐章當時那個記錄有誤的“按既定方針辦”拿出來，打造成所謂的“臨終遺囑”，並進行大肆的宣揚。要知道，這句所謂的“臨終遺囑”，在當年正式的《訃告》和《悼詞》裏面，都是沒有出現過的。如果真有所謂的“臨終遺囑”，是不可能不出現在《訃告》和《悼詞》裏的。

作爲當年的直接當事人，陳斐章老人的回憶，強有力證明了所謂臨終遺囑的虛假，這個所謂的“臨終遺囑”，也成了那四個人的重大罪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