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1924年的泰戈爾訪華與1933年的蕭伯納訪華，無疑是最重要的事件。這當然是因爲這兩位都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具有世界性的巨大影響，同時也因爲這兩度“訪華”，激蕩起中國文化界、思想界起伏不已的波峰浪谷，由此展現了若幹文化人的心態與觀念，透露出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系，也給文學流派、文學社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窗口”與線索，于是成爲研究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現象的重要切入點和值得反複“發掘”的“富礦”。徐志摩又是以那樣的方式，在濟南“結束”了傳奇的一生，更極大地增加了後世對徐詩人及其行狀進一步探究的興致和持久不衰的關注。于是，山東省現代文學研究會等機構，在徐志摩逝世90周年之際，在濟南成功舉辦了有關征文活動以資紀念，引發了文化界一定規模的轟動，也恰在情理之中。
是什麽機緣促成了詩翁泰戈爾的山東之行？又是什麽人物從中聯絡，寫就雲端錦書，織就當時的“詩和遠方”？現在頗有必要梳理複盤史料，再現當年的真實情景。
1924年4月，泰戈爾（前坐者）與林徽因（左一）、徐志摩（左二）等合影。
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1861—1941）由香港乘熱田丸號客輪抵達上海，從上海的彙山碼頭靠岸。碼頭上迎接的上海文化界人士，據說有600多人，其中當然有徐志摩，還有瞿菊農、鄭振铎等。包括上海文學研究會、上海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以及各大報社記者。泰翁下榻于滄州飯店，13日下午1時先在閘北寺中與印度詩人集會，到3時至慕爾塔路37號聚會，在蔣百裏家與歡迎者攝影留念。14日遊西湖，16日回到上海。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講、參觀、遊覽時，徐志摩爲之翻譯。然後由南京浦口車站乘車北上，22日淩晨到達濟南津浦鐵路車站，下車就宿。泰戈爾蓄卷發留長髯，飄然一襲長衫，圓形眼鏡，橫架鼻梁，慈眉善目，沉思凝想——正是人們想象中的東方詩翁！濟南一路陪同的，是徐志摩的山東朋友王統照，也是泰翁此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且看下面幾封信函：
一、徐志摩1923年10月22日致王統照信
劍三兄：
泰戈爾的來信，差一點讓寄跑了。現在寄給你請你在晨報發表，不過我以爲英文的原信可以不必登，因爲這也許是他口述給書記寫的，所以竟有好幾處文法的錯訛。
他的計劃變更了，我的計劃也要變更了。我現在還不知道怎樣的變法，不過總得變就是。也許月內我到北京來也說不定。我想在我匿迹之前，我們總還可以有會敘的機會。
現在與適之在西湖上享福，想翻一點東西，但惱人的湖光秋色總不放過你，叫你什麽事都做不成——怪不得天下有殉情的傻瓜！京友恕不另函了，請爲多多致意。
志摩
十月二十二日西湖新新旅館
據說該信原刊于1923年11月1日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時編輯有按語如下：“志摩這封來信，已經七八天了，我們因爲徐君所譯泰戈爾的來信，以及他那段附意，有盡先發表的必要，故在二十八日的晨報上已先印出，俾大家先周知此消息，在本刊上不再發表，只將徐君致記者的信刊登于此。”收信人劍三，即王統照，他正在北京主編《晨報·文學旬刊》，與《晨報副刊》關系十分密切，與徐志摩更是詩壇好友，對泰戈爾都非常崇敬，是當時最熱心向中國讀者介紹、推薦這位印度詩翁的中國詩人。徐志摩以此重要“工作”委托王統照，也就非常自然。
二、徐志摩1924年4月12日致王統照信
劍三兄：
今天午前十時泰戈爾踏上了中國的土地，我簡直沒有力量來形容我們初見他時的情緒；他的實在超過我們的理想，但我此時講事實要緊。
他們這次來日子很急促，他們在北京大概只有三個星期耽擱；在中國一起也不過六個星期。他們預備五月底或六月初就去日本，住二星期再回上海搭船回印，因爲泰翁怕信風期的緣故。所以我們預定的計劃也得變更了。我現在簡單地告訴你，後天（十四）早車到杭州，十六夜車回上海，十七上海大會，十八到南京，二十北上，沿途過曲阜泰山濟南等處，約至遲二十四五抵京。
現在最要緊的是你的活動。你幸虧不曾南來，我盼望你趕快與山東接洽，你和孔二爺或是誰一定得在曲阜等著我們。你二十前必得到濟南等候我的快信或電報，由教育會轉。你先去信知照一聲我想總可以接頭。你回信（快信）請立即發出寄南京東南大學任叔永先生轉交不誤。
泰翁在京預備六次正式講演，此外他很不願有形式的集會或宴會，能避掉的總以避掉爲是。上海各團體的請求一概不與通融，青年會昨晚大登廣告請他講演也是今天臨時取消的。這都是顧管詩人的意思。他的朋友恩厚之是他們旅行隊的經理人，他絕對不讓詩人受須微不必要的煩惱；我們也是一樣的意思，但這意思也得大家體諒才好。
他同來的人除了恩厚之君與葛玲姑娘外，有他的大學裏的三位教授，一位是KalidasNag,是一位梵文學者很精博的；一位是Mr.Bose,印度最有名的一位美術家；一位是Mr.Sen,是宗教學教授，他們都要到北京見中國學者討論他們各有的問題。但泰氏最側重的一個意思是想與北京大學交換教授，他們自己供給費用，只要我們給他與我們學者共同研究的機會就是，這意思到京後再詳談。現在我也沒有工夫寫了，只盼望你早些安排山東的事情，余外情節大約可在時事新報上看到，這信或者可以在副刊上發表，以後有暇再作報告。百裏先生處盼立即告之，並爲道此間事，過忙不及另書。
志摩
十二日半夜
該信原載1924年4月19日《晨報副刊》，題目是《泰戈爾最近消息》。
此前，徐志摩還有致泰戈爾的信，聯系來讀，才可以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
三、徐志摩1923年7月26日致泰戈爾信
泰戈爾先生：
你准備十月來華，我們快樂極了。這次改期對我們十分合適，因爲學校在十月左右都會開課了。唯一不妥的是天氣。北京的冬天和印度的很有差別，雖然同樣的令人愉快。你來時當然要帶備全副冬裝才好。我們將在你居住的地方適當地裝上暖氣。
我已答應了講學社，在你逗留中國期間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譯。我認爲這是一個莫大的殊榮。雖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卻因有幸獲此良機，得以隨侍世上一位偉大無比的人物而難禁內心的歡飲雀躍。
我算是替你作講台翻譯的人。但要爲一個偉大詩人作翻譯，這是何等的僭妄！這件事若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試把尼亞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熱情歌唱移譯爲文字了！還有比這更艱困的工作或不切實際的企圖麽？不過安排總是要作一點的，因爲來瞻仰你豐采的聽衆不容易聽懂英語。你能明白其中的困難的，是不是？人家告訴我，你通常在演說之前把講稿擬好。要是我聽聞不差而你又體諒我的淺陋，盼望能把預備了向我國聽衆演說的講稿寄一份來，這樣我的工作就不致太困難了。我會把講詞先譯成中文，那麽即使在你演講中我無能傳送原文美妙動人的神韻，至少也可以做到表達清楚流暢的地步。盼早獲複音。此候
健康
徐志摩敬啓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北京石虎胡同七號
松坡圖書館
該信原爲英文，初刊于1982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與其他相關信件總題爲《徐志摩英文書信》，梁錫華譯注。
原來1920年9月梁啓超聯合蔡元培、林長民、張元濟等組建“講學社”的初衷之一，就是以該社堪稱雄厚的基金，有計劃地邀請世界文化名人來華講演，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他們計劃邀請的名人，主要有杜威、羅素、杜裏舒等，泰戈爾當然是其中主要的邀請對象。徐志摩就是梁啓超委托、主持泰翁訪華事宜的主幹。他先後爲此與泰翁的秘書恩厚之多次通信聯絡。
徐志摩是舉世公認的浪漫詩人，但經辦具體事務卻是有條不紊，在信件裏把來龍去脈交代、囑托得一清二楚，特別是時間、地點、事務內容、有關人士等等，絕對毫無歧義，榫卯扣接，嚴絲合縫！
泰翁的濟南之行，于是在徐志摩預先安排下，由王統照具體“執行”，完美地完成了一次帶有曆史意義的講演。1979年6月，當時作爲聽衆之一的臧克家，還清清楚楚記得當時的情景：“我第一次見到劍三，是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到了濟南，在‘鳥籠子’裏講演，劍三任翻譯，少年英俊，叫我不勝欽佩和羨慕，……”（《“劍三今何在？”》1979年6月《人民文學》，“鳥籠子”是舊時山東省議會的別名。臧克家當時正在濟南山東省立第一師範讀書——引者注）。
以上三信，都收入晨光輯注《徐志摩書信》，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這是一本樸素認真的書，沒有“注水”，值得參考。
作者:劉增人 編輯:徐征 校對:楊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