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車仔

編輯 | 陸一鳴

題圖 | 《青春時代2》

曾經，網上流行過一句話：婚姻，是你這輩子唯一一次自己選擇家人的機會。如今，這句話顯得有些過時。

在愛情變得日漸奢侈的今天，人們正在探索各種各樣的非婚、非情侶關系的共居模式。

2012年，社會學家克裏南伯格的《單身社會》出版並成爲暢銷書。那時，美國有1/7的成年人處在獨居狀態，超過了核心家庭的比重。書中，克裏南伯格提出了一個觀點——獨居不只是潮流，而是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崛起，及其所打造的都市生活支持體系下的必然趨勢。他進一步指出，人們正在學習獨居，並由此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10多年過去，婚姻對人們的吸引力的確沒有變強。全世界範圍內單身獨居人數都在呈上升趨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0年，全國共有家庭戶49416萬戶，其中一人戶家庭超過1.25億，占比超過25%。

但目前，人們的實踐卻超越了《單身社會》當初的預想，越來越多人過起了單身但共居的生活。在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愈發強烈的今天，“共居”成了個人主義和渴望連接之間的“蹊徑”。

當原生家庭令人壓抑、愛情可遇不可求、婚姻關系成爲束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想辦法建構適合自己的、傳統範式之外的共居關系。

自己選擇“家人”

什麽是“共居”？在這幾年的媒體報道中，我們能夠看到不少由個體自發組成的共居模式。

日本NHK電視台的紀錄片《7位一起生活的單身女人》便是一例。這部2018年播出的紀錄片講述了7位從71歲到83歲的高齡女性購買了同一棟公寓的7個單間後，相互照護、共同養老的生活。

以養老爲目的的友情式共居。（圖/《7位一起生活的單身女人》）

共居有一個對應的英文單詞co-living，目前還很難具體定義，它的前提是人們不因爲血緣關系或者婚姻、情侶關系，卻在某種契約下共同居住在一個空間裏。

這一概念最早可能發生在建築領域。20世紀60年代，丹麥建築設計師霍耶（Jan Gudmand-Hoyer）提出了co-housing的概念。他設想建立一個12座的聯排別墅，並在其中建立一些共享的設施，從而建立更緊密的鄰裏關系。這種設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集體主義時期的筒子樓設計。霍耶這一烏托邦構想，最終在鄰裏的反對下破産。

後來，在全世界各地的實踐案例中，我們看到了“共居”不只是簡單的人從物理空間上湊到一起，而是擁有相似價值觀或者相似意圖的人的相聚。它強調交流、分享、互助，其中不乏情感的聯系。

這很像美劇《老友記》裏所呈現的場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回家可以一起吃飯、喝酒、聊天。（圖/《老友記》）

目前比較常見的共居實踐中，有PLP（plantonic life partnership，即柏拉圖式的人生夥伴關系）、伴侶、離婚後搭夥育兒、離婚搭子、搭伴買房、共同養老等等。

2021年9月，新加坡作家埃普拉（April Lee）和好友蕾妮（Renee）通過契約，成爲PLP伴侶。她們既是室友、財務夥伴，也是雙方的首要伴侶，共同承擔家庭經濟支出，但彼此之間不發生性關系和戀人之間的肢體接觸，也可以跟其他人約會。

這種關系既包含著友誼，又有婚姻的性質。它注重承諾，倡導長期穩定的女性共居。

埃普拉和蕾妮從中學時期就是好朋友，她們共同度過了青春期，熟悉彼此的父母，在成年後也保持著深度的聯系。她們“建立了共同的曆史”，並稱彼此爲靈魂伴侶，這爲她們共同生活打下了堅固的基礎。

幾年疫情中，兩個人無法見面，視頻聊天反而成了那段時間彼此的慰藉。在人被物理隔離，連接被限制的條件下，她們比以往更加珍視彼此的友誼，這直接促成了她們共居的決定。

埃普拉和戀愛對象以及蕾妮一起吃飯。（圖/社交賬號截圖）

也有女性在離婚後選擇和好朋友成爲“離婚搭子”。根據“一條”報道，來自安徽的兩位90後單親媽媽王潔和李歡，在離婚後帶著各自5歲和7歲的孩子共同居住，組成了四口之家。兩人是19年的好朋友，共居不僅可以在生活上相互幫助，也給了彼此一些精神撫慰。

近些年來，在雲南大理、騰沖，貴州肇興侗寨等地方，也出現了一些短期共居的社群，時間一般爲一個月左右，自主報名，通過面試篩選，大家共享一個居住空間，並共同履行生活契約，成員之間共同承擔家務勞動和經濟支出，會有話題討論會以及一些特定的實踐活動。相比之下，這種短期的共居更強調體驗。

小紅書上的一些共居招募。（圖/小紅書@丁丁先頂頂）

在韓國，還有女性把“共居”生活寫成了書。韓國非虛構文學《拼團人生：無關愛情的同居生活》由兩位共居的好友金荷娜和黃善宇一起完成。兩個人以各自的視角寫了她們成爲靈魂伴侶以及一起買房子共居的經過。她們都是文字工作者，在共居前都經曆了二十幾年的獨居生活。

年過40歲，她們早已確認自己對婚姻沒有興趣。在遇到了如此契合的人之後，她們一拍即合，選擇彼此爲家人，一起湊錢買了房子，帶著四只貓咪，開始了像家人、像朋友、像伴侶一樣的同居生活，只不過目前似乎找不到更合適的形容詞來定義這種關系。

從種種案例來看，這些“共居”生活，與互聯網上流行的“搭子”並不一樣。搭子是人們以功能爲主導選擇臨時朋友的方式，它不穩定，也沒有多少情感可言。但“共居”模式，顯然是更在乎人與人之間的深度、穩定的連接。人們不僅在生活上共享資源，也在情感上陪伴和參與。

作者: （韓）金荷娜 / （韓）黃善宇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在單身社會成爲一種大趨勢之下，人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個人自由，但與此同時，不得不承認的是，原子化的處境也加重了孤獨的漂泊感。尤其是此前因爲疫情人與人之間連接受限的那幾年，人們才發現自己是多麽需要同類。

在社會環境日益緊張，在外部約束力量難以撼動的情況下，人們互相連接到一起是一種自然選擇。愛爾蘭作家薩莉·魯尼的小說《美麗的世界，你在哪裏》寫于疫情時期。在這本書裏，她的小說主人公對親密關系的規範持開放協商的態度。他們沒有定義關系，只是坦陳彼此的欲望和感受；他們承認彼此的差別，學著彼此接納。

就像主角艾琳在給好友愛麗絲的信中寫的那樣：“會不會地球生命的意義不在于永無止境地接近某個模糊的目標——比如研發出越來越強大的科技，發展出越來越複雜晦澀的文化形式？會不會這些東西只是自然地潮漲潮落，而生命的意義亘古不變——去生活，和他人相伴？”

薩莉·魯尼的另一部小說《聊天記錄》裏也在試圖講述一些新的關系。（圖/《聊天記錄》）

告別殘酷的“樂觀主義”，

以友誼作爲方法

在全世界範圍內，“共居”這一新的生活方式的主角往往是女性，而這絕非偶然。

在現代社會，隨著女性經濟狀況改善以及女性意識逐漸增長，不少人發現，傳統婚姻許諾的幸福不僅沒有實現，還可能是將她們牢牢框在傳統角色裏的枷鎖。

在《拼團人生：無關愛情的同居生活》這本書裏，作者之一的金荷娜用一小章討論了“不結婚”這件事情。在30歲的階段，她也躊躇著是否結婚這件事，周圍的人也把還未結婚的她當成異類。但到了人生40歲的階段，她說：“如果到了我這般年紀還沒有結婚，便能窺探到隱藏在世間的一個秘密——不結婚也沒什麽大不了。”

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勞倫·貝蘭特在2011年寫了《殘酷的樂觀主義》一書，她在這本書裏首次提出“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一詞，探討了人們經常深信某些觀念、關系或者社會主流價值，從而不斷努力追逐這個價值，以獲得其承諾的幸福，但當人們陷入困境時，努力而得不到這種幸福的時候，就會痛苦和焦慮。

回看自身，殘酷的樂觀幾乎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比如相信買房就等于買到了生活，比如女性保持年輕的容貌是獲得愛的關鍵，比如要在教育中成爲佼佼者就會過更好的生活，再比如婚姻——結婚生兒育女才通往幸福。更殘酷的是，在明明看到一些幸福的路徑失效的情況下，人們仍舊相信這些幸福的承諾。

拼命讀書一定會變成想變成的大人嗎？（圖/《年少日記》）

因爲人們無法忍受失去這個承諾的幸福的目標，即使這個“幸福”存在本身就已經威脅到他們的生活。人們持續期待著這個幸福的來臨，在這之前一切都可以忍受。

最終，貝蘭特想要戳破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殘酷的樂觀主義之下，幸福無限推遲，生活本身暫停了，人們最終面臨的，是一個沒有出口、沒有未來的僵局。

但就像《拼團人生：無關愛情的同居生活》作者所洞悉的“秘密”一樣，越來越多女性正主動或者被動地脫離社會主流幸福軌道，去構建新的幸福的可能。“共居”的各種實踐讓我們看見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而對女性來說，一種超越戀愛關系的“友誼”，也許是構建新生活的堅實依靠。在《閨蜜：女性情誼的曆史》一書中，瑪麗蓮·亞隆提到，由于婚姻的不確定性，友誼可能是女性可以尋找的爲數不多的支持形式。現在社交平台上盛行的“姐妹”稱呼，也暗含著這種非血緣、婚姻關系的互助意識。

面對種種壓迫，“姐妹”成爲牢固的紐帶，連接起了女性個體，使其變得不那麽脆弱。女性的共居中，也能看到這種充滿互助和溫情的聯盟。女性之間共同性別身份的體認，給了女性共同理解的前提，也是互相陪伴、成爲家人的基礎。

福柯曾經寫過一篇叫作《作爲一種生活方式的友誼》的小文，他認爲，親密關系的核心應該是“友誼”，互相陪伴、理解、愛護、尊重。既然這樣，那麽婚姻、戀人包括家人關系都沒有根本的區別。這意味著傳統的制度、教條都會被打破。現在看，這大概很適合用來诠釋如今這些“共居”關系。

就像《小偷家族》中，一群沒有親緣關系的人因爲互相關愛，成了“家人”。（圖/《小偷家族》）

從曆史的角度講，任何關系都是人創造出來的，親密關系的範式當然也是。

費孝通曾經用功能主義來诠釋婚姻和家庭的誕生，尤其是在前現代社會，婚姻和家庭制度，有效保證人類生存繁衍，男性在外打獵，女性在家照顧孩子，這是最早關系誕生的原因。

但如今，一個單身母親，好像不需要通過與另一名男性結合，就能撫養孩子長大，婚姻關系也變得非必要了。這也是爲什麽高福利的北歐國家非婚生子的比例很高。就像前文提到的兩位離婚搭子，沒有父親，兩個女性帶著孩子也能組合成一個具備穩定性的家庭。

不僅如此，在女性共居的關系中，她們也得以卸下相夫教子的重任，自由安排自己的閑暇人生，因爲即便是在進步的婚姻關系中，女性也可能承擔著各種隱形家務，即便到了年邁的時候，也可能要繼續撫養孫輩、照顧年老的伴侶（女性往往更加長壽）……

女性共居模式，向人們展示了一種自由、平等、尊重的圖景。

共居的挑戰

在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愈發強烈的今天，共居成了個人主義和渴望連接之間的“蹊徑”，但這條蹊徑也意味著不確定的困難。

對于目前選擇共居的年輕人來說，養老並不是一個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但在未來，這會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去年，上野千鶴子當了“15小時的新娘”的新聞便揭開了獨身互助養老的社會局限性。

上野千鶴子與色川大吉合照。（圖/《婦女公論》）

色川大吉與上野千鶴子本是好友，色川早年便離婚了，兒子也住在很遠的東京鄉下，上野終身未婚，于是兩個人約定獨身互助養老。

疫情期間，上野一直幫忙照顧已經93歲高齡的色川。當時，色川感覺到時日無多，于是請上野幫他處理後事。這時候，她才感覺到非親緣關系的無力。在緊急關頭，上野無法爲色川的住院和手術同意書簽字，也不能在色川過世後爲其提交死亡證明。雖然色川已經將資産委托給上野處理，但是在銀行櫃台前，上野仍舊遭到了拒絕。

類似的重重障礙，到最後令上野迫不得已只能與色川登記結婚。一直在研究單身養老的上野，親身經曆了一回獨身養老的無奈。互助養老，最後還是需要一紙結婚證來解決問題。

無論是互助養老也好，還是共居也好，除了親緣關系和婚姻關系，其他的關系都不具備法律效力。今天共居的人們，需要考慮的不只是眼下的生活，還有未來可能發生的意外。

在《拼團人生：無關愛情的同居生活》裏，另一位作者黃善宇也提到，當公司某天發放了一個家屬同享的醫療福利，但她由于無法拿出任何具備法律效力的名分，所以無法把這個福利給到她的同居人。同樣的道理，如果她和同居人一旦出現需要簽知情同意書的情況，她們可能都不具備“簽名”的資格。

獨身人士的養老之殇。（圖/《我啊，走自己的路》）

當時，韓國共同民主黨議員陳善美提出了一項關于《生活同伴法》的提案，這項提案的主要內容是未婚同居的人應該享有相應的稅金優惠和社會福利，其中包含將同伴登記爲保險被撫養者（即保險的受益者）以及閱覽醫療記錄的權利。

陳善美議員還說了一句話，“威脅傳統家庭關系的不是某種制度，而是家庭成員無法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和照看的嚴峻現實。”

在中國，也有一種叫作“意定監護協議”的公證，這意味著人們也許可以在條件充分的情況下，以書面協議的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但目前，使用這一公證的人還不多，人們也未能預知其中會遇到何種困難。

共居模式的種種未來，還在探索中。只不過，任何事情的開始，都伴隨著未知以及尚待解決的問題。

[1]中國新觀察|中國一人戶數量超1.25億！獨居者爲何越來越多？.中國新聞網

[2]無關血緣和姻緣，她們爲何成爲“共居”搭子？.一築一事

[3]尋找婦女之地：女性共居的生活實踐.後生價值

[4]2個閨蜜離婚後，同居養娃：更幸福了.一條

[5]金荷娜,黃善宇《拼團人生，無關愛情的同居生活》

[6]薩莉·魯尼的愛與失落：現實黯淡，出路難尋，美麗的世界你在哪裏？.界面文化

[7]《殘酷的樂觀主義》：“螞蟻在不經意擡起的岩石下慌張逃竄”.北京晚報

[8]My Platonic Life Partnership Went Viral On TikTok,Peopl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REFINERY29

校對：遇見

運營：鹿子芮

排版：段枚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