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曾有一支抗日力量，有兩員開國上將坐鎮，在冀東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大暴動，參與起義的人數幾乎是初始八路軍的4倍。而這支抗日力量便是以八路軍第四縱隊爲基礎的冀東抗日聯軍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隨後日寇又將魔爪伸入華北。國民黨秉承“不抵抗”政策，陸續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等賣國條約，導致華北一步步淪入敵手。

鑒于華北如此嚴重的形勢，毛澤東等中央軍委成員決定在敵人在東北以及華北的結合部，也就是冀東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聯通華北的紅軍以及東北的抗日聯軍。毛澤東注意到在冀熱邊區有名爲靈霧山的山地，十分適合進行遊擊戰爭。洛川會議期間，毛澤東命令中共冀東地區代表李運昌，率領一支精幹力量，在冀東開辟根據地。

1938年5月，隨著華北的淪陷，國民黨勢力的潰散，冀熱遼根據地的建立已經可以提上日程。當月下旬的一天，敵後河北省委在天津法租界召開華北人民武裝支委會總會的第一次會議，確立在冀東開辟新的根據地。

與此同時，八路軍總部也做出決定，將第120師雁北支隊和晉察冀軍區的一個支隊合編爲八路軍第四縱隊，宋時輪擔任司令員，鄧華任政治委員，李鍾奇任參謀長。第四縱隊轄第11、第12支隊和獨立營、騎兵大隊，共5000余人。這是一支精幹而強悍的力量，其中宋時輪、鄧華都是新中國資曆深厚、赫赫有名的上將。對于冀東暴動，黨中央不可謂不重視。

天津會議一個多月後，冀熱遼邊特委又召開了新的會議，確定計劃組織的6個總隊編號。同時決定，7月16日爲各地統一舉行暴動的日期。

我軍之所以在冀東發動暴動，其實有很多有利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民間槍械極多，達到20萬多支，有人有槍就不愁拉不起隊伍。

然而就在這時，日僞偵知了冀東黨委的暴動計劃，並且預備頒布繳槍令，收繳民間所有的武器。與此同時，日僞軍還派出大量偵探，到處捉拿准備發動起義的共産黨員，甚至連領導人高志遠都險些被擒。

日僞軍的行動，讓冀東黨委極度緊張，于是准備提前發動起義。而冀東黨委所不知道的是，八路軍第四縱隊其實早就已經進入了冀東。但是由于缺乏通訊工具，冀東抗日領導人對這關鍵信息一無所知。如果他們知道有這支主心骨存在，也不至于倉促發動起義。

1938年7月6日晚，七七事變一周年前夜，300多名拿著各種武器的抗日戰士在灤縣港北村打響了冀東暴動的第一槍。負責組織的，是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團政委李潤民。起義的槍聲一響，整個冀東都炸開了鍋。

7月7日，李運昌和胡錫奎在北甯鐵路以北的遷安縣岩口鎮組織暴動，建立華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區第二路軍司令部和第四總隊。7月8日，洪麟閣、楊十三建立了第一路軍司令部和第一總隊、第二總隊；7月9日，王仲華、高志遠建立第六總隊……

工人、農民、各行各業的群衆紛紛走出家門，拿起錘子、斧頭、紅纓槍、土槍、擡炮湧入了抗日聯軍的隊伍。許多學生、知識分子也投筆從戎，扛起了槍。一時之間，冀東抗日聯軍所建立的總隊達到48個之多，大大超過了原定的6個總隊的編制。冀東人民可被日寇、漢奸坑苦了。

甚至連國民黨方面也響應了我軍的號召，藍衣社天津站副站長朱鐵軍在多地發動起義，建立了有兩三萬人參加的中央直轄忠義救國軍第七路軍、第九路軍。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參加冀東暴動的人數已經達到20多萬人，幾乎超過了昔日八路軍總數的4倍。就在這時，宋時輪、鄧華的八路軍第四縱隊恰巧來接應，給了起義軍民以有力的支持。

激動抗日聯軍建立後，20萬大軍兵分多路，相繼攻克樂亭、盧龍、玉田等縣城，幾乎每天都有收複失地的消息，冀東大部分城鎮都得到了光複，北甯鐵路被切斷，陷入了完全的癱瘓。

其後第四縱隊與冀東抗日聯軍各部隊負責人在鐵廠會師，並且舉行了第一次聯席會議。會議鑒于冀東抗日聯軍缺乏軍事以及政治訓練，因此需要得到整訓。因此決定成立冀熱遼甯軍區，宋時輪任司令員，鄧華任政委，高志遠、李運昌、洪麟閣任副司令員，李鍾奇任參謀長，伍晉南任政治部主任。

就在冀東抗日聯軍和第四縱隊緊鑼密鼓地建設新根據地時，日寇的反撲很快就來了。冀東起義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爲日軍主力當時正在武漢鏖戰，抽不出手來。夏去秋來，武漢淪陷，日寇終于能抽出兵力反撲了。再加上，冀熱遼本就靠近東北，關東軍與僞滿洲國軍的實力十分強大，就像一張巨手，重重地壓在我軍的頭上。

對于日本來說，滿蒙地區的穩定是重中之重，臥榻之處豈容他人酣睡。因此日寇對于冀熱遼軍區的反撲也是空前的。華北日軍從武漢調來一個旅團，並將十多萬關東軍和僞滿軍布置在長城沿線，對我軍形成了步步爲營、多路進擊的大包圍狀態。

而此時，我軍所面臨的問題非常嚴重。首先，宋時輪、鄧華發現靈霧山附近沒有人煙，養不活如此之多的部隊，因此決定攻占北部的都山。然而在前進過程中，遭到關東軍和僞軍的頑強抵抗，部隊減員嚴重，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能打硬仗的老兵。

其次秋收以後，冀東平原的青紗帳已經被砍倒，部隊失去了隱蔽的屏障，平原遊擊戰打不起來。

因此，宋時輪和鄧華認爲，應當將第四縱隊和冀東抗日聯軍拉到平西地區整訓，留下少數遊擊隊在冀東抗戰，待時機成熟再回冀東。其後，宋、鄧二人將這個提議告知了聶榮臻。

9月26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得知第四縱隊和冀東抗日聯軍要西撤的消息，焦急萬分，堅決表示反對。八路軍總部認爲宋時輪和鄧華過高估計的了地熱你的力量，忽視了自己的有利條件。只要找准方法，八路軍一定能在冀東平原站穩腳跟。

幾天後，宋時輪、鄧華又致電中央，敵人已經兵分七路殺了過來，部隊必須緊急西撤。10月8日，中央再次複電宋、鄧，指出目前讓大部隊西撤將面臨極多的困難，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能將主力向白河以西轉移。

看到“萬不得已”的字眼，宋時輪和鄧華斷定，現在已經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日軍小林旅團已經非常近了。

對此，李運昌表示不同意，他認爲激動抗日聯軍雖然戰鬥力不足，但完全可以通過多次短期整訓來彌補；敵情雖然嚴重，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建立基層抗日政權，通過發動群衆來站穩腳跟。有了廣大農村的掩護，即使沒有青紗帳也能打仗。

爲今之計，應該將部隊化整爲零，與敵人周旋，采取靈活多樣的遊擊戰。如果將整個抗聯都拉去平西整訓，十多萬人暴露在平原上，很容易遭到敵人的截擊、堵擊以及轟炸，勢必造成極大的傷亡。

從後來的結果來看，李運昌無疑是正確的，後續的平西大撤退成爲了一場悲壯的軍事災難。10月中旬，抗聯和四縱開始了大規模的西撤。爲了減少目標，部隊精簡一些人員，大約集中了5萬人馬。

然而剛一出發，問題就暴露了。首先暴動隊伍是臨時組織的，不鞏固、紀律不好，不能長期行軍；其次，裝備、糧食都沒有准備足，戰士們穿單衣，沿途沒有根據地依托，部隊走到哪吃到哪，沿途群衆難以支應，風餐露宿、又冷又餓。

此外，起義群衆大多數第一次離開家門，沒有充足的訓練，也沒有建立堅實的黨組織，政治訓練不夠，因此開始出現了逃散的現象。

就在這時，日僞軍發動了全方位立體打擊，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天上還飄著飛機。到了薊縣，戰況已經嚴重到難以收拾的成都，抗聯三路副司令陳宇寰犧牲，他率領的三個總隊瓦解殆盡。在高裏，冀東抗聯昌黎支隊司令丁萬友壯烈犧牲，部隊損失慘重。

李潤民的抗聯第五總隊被敵軍打散，李潤民、政治部主任高培之流落到北平，結果被日僞識別逮捕，慘遭殺害。

隨後日僞軍嚴密封鎖白潮河，李運昌、李楚離的部隊總共僅剩六千多人，如果繼續西進，必然全軍覆沒。李運昌當機立斷，命令抗聯立即返回冀東，保持力量，重新發展。幾經輾轉，李運昌部終于回到了遷安柳溝峪，他身邊僅剩130人

再看高志遠部，他們連遭敵人襲擊，部隊成批地散去，到達平西根據地的已經不足1000人。

經過悲壯的平西大撤退，曾經人數是八路軍四、五倍的冀東抗日聯軍失敗了。原本20萬人槍，撤回冀東的部隊加上原本駐守平西的部隊僅剩2000多人，他們在李運昌的領導下繼續進行遊擊戰爭。

冀東暴動的不完美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日僞軍確實過于強大，冀東平原的地形也不利于我軍作戰。同時，部隊領導意見的不統一也是造成冀東暴動以及平西大撤退失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