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愛沙尼亞國立電視台的歲末搞笑節目《好心情破壞王》（Tujurikkuja），把腦筋動到八零年代神曲《各地都不孤單》上。節目呈現的新版本，衆星雲集一起牽手大合唱，陣容相當堅強。然而這個重新配詞過的版本，和原本民族獨立運動的背景根本八竿子扯不上邊，反而是用反諷的手法，對愛沙尼亞的種族主義者和不包容異己的社會氛圍做了最強力的批判：
維魯地區就是要仇俄，我才能勇敢大聲說：這就是我的國家！
很不幸的，保守排外的氛圍，往往和仇俄情結密不可分。歌詞中所談的仇俄情緒，並不是拉夫洛夫近日幫愛沙尼亞貼標簽的那種「恐俄」。小國基于防衛心態與曆史因素，對于強大鄰居有所戒心，是防患于未然。真正有問題的，是在愛沙尼亞社會內部，持續「異化」俄裔人士的偏見與歧視。
愛沙尼亞的族群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對于俄裔人士的歧視，又是怎麽來的呢？
▌誰是愛沙尼亞人？
1991年8月20號，愛沙尼亞自蘇聯重獲獨立，然而蘇聯統治的近五十年間，爲這塊土地帶來了許多巨變，並不是說想把時鍾指針往回撥就可以恢複的。因此，在處理經濟民生、外交國防等問題之前，最先要理清的問題就是：到底誰算是複國後的愛沙尼亞共和國國民？
複國之際的愛沙尼亞人口組成，和二戰前早已天差地遠，尤其是俄裔人口大幅增加，讓愛裔人口感到其優勢族群地位受到極大的挑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愛裔人口從88.2% （1934年） 暴跌到只剩61.5%（1989年），俄裔人口則是由8.5%成長到30.3%。鄰國的拉脫維亞面臨的挑戰更爲嚴峻：拉脫維亞裔的人口從七成五（1935年）滑落到勉強超過五成（1989年），俄裔人口卻從一成大幅攀升至三成五。
不只如此，兩國首都塔林和裏加的俄語人士（包括烏克蘭、白俄羅斯裔居民）都高達五成左右，加上蘇聯通用語爲俄語，許多人不禁擔心，再這樣下去，愛沙尼亞文和拉脫維亞文會不會就在自己國內，反倒變成少數族群語言了？
強烈的「亡國滅種」危機感，是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兩國複國後，拒絕直接給予所有永久住民公民權的主要原因。根據愛沙尼亞《公民法》規定，只有下列兩類人得以自動獲得公民權：
一、于蘇聯占領愛沙尼亞（1940年6月16日）之前爲愛沙尼亞公民
二、爲1940年6月16日前愛沙尼亞公民的後代
也就是說，在蘇聯占領後移居到愛沙尼亞的這些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操俄語、來自前蘇聯各地的男男女女，都得申請歸化，通過愛沙尼亞語文能力檢定考試，才能獲得愛沙尼亞國籍。
在愛沙尼亞複國的那一刻，人口不過150多萬的小國，就有50萬人一夕之間成了無國籍人士。他們不僅不得參與全國大選、不得競選公職、而且不論是工作還是居留，都得向當局申請許可才行。
這麽不近人情的嚴格公民政策，背後還有所謂的「國體延續說」背書，認爲過去蘇聯占領愛沙尼亞，所有在蘇聯統治期間移入的人口，並沒有取得愛沙尼亞當局的同意，理所當然的該被視爲「非法移民」。
這些「非法移民」，在前蘇聯解體後動蕩的局勢下，絕大多數還是待了下來，在他們住了數十年的地方繼續打拼，更有許多人成功歸化，成爲愛沙尼亞公民。然而，將愛裔合法公民以及俄裔非法移民一分爲二的邏輯，不僅暗示後者沒資格住在愛沙尼亞，也誇大了族群間的異質性，這樣過度簡化的想法，已經在社會上留下難以撫平的傷痕。
愛沙尼亞的《公民法》以二戰時期、蘇聯占領日的1940年爲分野——然此一作法，卻也很難分斷愛沙尼亞複雜的族群曆史。圖爲2015年代表愛沙尼亞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1944》，片中記錄了愛沙尼亞人在大戰期間的分裂與彼此無謂厮殺的故事，當時一部份青年自願加入德軍以對抗蘇聯；但另一部分青年，則加入蘇聯紅軍，試圖在1944年解放受納粹占領故鄉。
▌不會講愛沙尼亞文錯了嗎？
如果一個能說幾句愛沙尼亞文的外國人，在當地生活、被稱贊「你講得真好」的機會自然也不少，但緊接在溢美之辭之後的，八九不離十都是這一句：
你的愛沙尼亞文講得真好，一點口音都沒有，不像有些人，住在這邊那麽久了，竟然還是連一個字都不會講。
考慮到當地的族群關系背景，實在很難相信這不是話中有話，暗批俄裔人口不學愛沙尼亞文，同時也強調國家和語言不可分割：長住在愛沙尼亞又不講愛沙尼亞文，其心可議。
那究竟爲什麽俄裔人口不學愛沙尼亞文呢？
一方面，蘇聯時代通用俄文，哪有必要學習這個不到一百萬人會講的語言？就連俄愛通婚的家庭，很可能因方便起見，也都是以俄文溝通。另外，俄語人口多集中在塔林東部、以及愛沙尼亞東北部的東維魯縣，尤其是邊界大城納瓦，更有高達82%的俄裔居民，日常生活中自然以俄文對話爲主。缺乏可以用愛沙尼亞文聽說讀寫的環境，即便俄裔居民有心想學好新語言，也難免力不從心。從小在納瓦長大的芮吉娜就表示：
我二十歲高中畢業，才突然發現我從來沒在課堂外講過愛沙尼亞文。不管在公共場合還是在店裏，我都沒聽過有人講。
不僅如此，九零年代的愛沙尼亞政府，雖然自複國之初，便將國籍歸化和愛沙尼亞語文能力挂勾，然而不僅師資、教材和設備都嚴重不足，政府對于針對俄裔居民的愛沙尼亞語教學，也沒有統籌規劃或分配更多學習資源，等于是把從頭學習新語言和適應新社會的重擔，完全讓俄裔居民概括承受，讓人不難想象他們的無助和無奈。
一直要到九零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面對歐盟對入會設的種種門坎和要求，愛沙尼亞政府才終于正視現實，這些俄裔居民既不會隔天一早醒來就消失無蹤，也無法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就神奇的講得一口好愛沙尼亞文，這才制定了以族群融合爲目標的八年計劃，將重點擺在幫助俄裔居民學好「國語」，讓他們能盡快適應以愛沙尼亞文運作的新社會。否則的話，就如住在東維魯縣的尼基塔所說的：
愛沙尼亞社會不接納不會說國語的人，那些人會被社會孤立、又找不到工作。在公家機關工作，如果不懂愛沙尼亞文的話，輕則罰錢、重則開除。
各項調查都顯示，俄裔居民的愛沙尼亞語文能力，有相當長足的進步。1989年，只有13.7%的俄裔人口會講愛沙尼亞文；到了2005年，已經有73%的俄裔人口自認爲愛沙尼亞文程度足以應付日常生活對話，64%表示每天都會用到愛沙尼亞文。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在15-29歲間的年輕俄裔居民，有超過八成都會愛沙尼亞文。
那麽爲什麽許多人還是會認爲「俄羅斯人不願學習愛沙尼亞文」呢？刻板印象終究不是一時三刻就會消失的，但最令人擔心的是，這種針對俄裔居民的歧視，不僅無助于族群融合，更是忽略了複雜的曆史、地理、社經因素，讓優勢民族無法真正理解，少數民族所面對的困境爲何。
▌揮之不去的歧視
既然愛沙尼亞語這麽重要，那麽應該只要學會國語，就可以順利融入社會了吧？這可不一定。讓我們再請尼基塔出來現身說法：
說國語不一定保證可以完全融入愛沙尼亞社會。一些我們政治人物所發的聲明稿中，把俄語人口叫做移民、稱俄文爲占領者的語言。
不只是一般的俄裔居民會遭到這樣的言詞攻擊，就連部長級人物，即便愛沙尼亞語說得再流利，都難逃作爲俄裔的「原罪」。2014年，年輕的俄裔教育部長歐西諾夫斯基（Jevgeni Ossinovski），就在一場電視辯論後，被和他意見相左的財政部長利基（Jürgen Ligi）在一則臉書貼文上稱爲「移民之子」，引發軒然大波，利基隔天隨即引咎辭職。
2016年總統大選前，極右派的國會議員馬汀赫爾梅（Martin Helme）就公開表示，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德高望重的前外交部長卡琉蘭德（Marina Kaljurand）不配當下任總統。「我對卡琉蘭德是俄羅斯人沒意見，但是我不覺得俄羅斯人能當愛沙尼亞總統。」他隨後進一步解釋：
我們認爲，總統不管是身體還是靈魂，都得是愛沙尼亞人才行。
由這兩個例子看來便不難發現，不斷強調語文能力作爲融入社會的最好方法，並沒有從根本上對抗歧視和偏見。套用極右派的邏輯，就算再怎麽學習愛沙尼亞文化和語言，靈魂可能被同化了，但是身體一樣還是外族人的，這件事情不會改變。
對于不是部長級的俄裔居民來說，不僅要適應劇變，還要應付歧視和偏見，這是相當難以承受的壓力。研究顯示，這些環境因素速間接導致了九零年代的愛沙尼亞，俄裔自殺率大幅提高、俄裔的預期壽命也和愛裔出現相當的落差。
不只如此，俄裔的社經地位也急速滑落。2000年，一則民調顯示，分別有高達八成和九成的俄裔居民認爲愛裔較容易找到符合個人專業的工作、事業也比較容易高升。去年才發表的研究更顯示，愛裔獲得高階管理職的機會，整整是俄裔的兩倍之多，失業風險卻只有俄裔的一半。
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從白領階級和勞工階級中愛裔和俄裔不對稱的比例來看，就可略見端倪。更糟的是，社經地位的不平等，相當容易反過頭來，繼續替既有的偏見和歧視背書。
更糟糕的是，愛沙尼亞所做的民調，絕大多數都會區分「愛裔」和「其他族裔」，後者想當然爾，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俄語人士。在這樣的民調做法之下，愛裔和俄裔的不同，便會不斷被以對立的方式呈現出來。不管是兩個族群所支持的政黨之不同、又或是對社會議題不同的接受度，這樣的解釋方法，都忽略了兩個族群社經地位差距所造成的不同，反而繼續深化族群偏見，暗示「愛裔」和「俄裔」這樣的標簽，就能解釋兩者一切的差異。這樣下去，要談族群和解，簡直是天方夜譚。
或許最重要的，是打破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不管是民調或學術研究，都已經習慣了以俄裔和愛裔兩者拿來互作比較，卻完全忽略了許多通婚下所産生的家庭：到底這些人算是愛裔或是俄裔呢？身分認同也不必然符合家庭背景吧？要是將目光轉向這群「混血兒」的身分和語言認同的話，應該能得出打破一般人成見的結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