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這是《三國志》中對關羽和張飛的評價。

諸葛亮在處理與關羽的關系時，非常注重分寸，並始終保持著一種禮貌和尊重的態度。這是因爲關羽對軍師的建議並不總是全然接受。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關羽在執行諸葛亮聯吳抗曹的策略時顯得不夠積極。盡管關羽駐守在荊州，但他從未真正擺正自己的位置。

當馬超歸順劉備後，他在解決益州問題上立下了汗馬功勞，並因此獲得了劉備的高度贊譽。關羽對此感到不滿，甚至想要離開荊州前往西川，與馬超一較高下。諸葛亮得知此事後，立即寫信給關羽，通過一番贊譽和安撫，才使得關羽打消了這個念頭。

另一個例子是當劉備成爲漢中王後，打算任命黃忠爲後將軍。諸葛亮對此表示擔憂，他說：“黃忠的名望素來無法與關羽、馬超相比，現在卻要讓他們平起平坐。馬超和張飛都在劉備身邊，親眼見證了黃忠的功績，所以他們可能會理解這一決定。但關羽遠在荊州，若是聽到這個消息，恐怕會感到不悅。”從這番話中，可以看出諸葛亮對關羽的態度是既尊重又謹慎的。

張飛與諸葛亮的關系則大不相同。只要諸葛亮派遣張飛執行任務，張飛總是全力以赴，並且經常能創造性地完成任務，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就。諸葛亮和張飛之間似乎有著一種不言自明的默契。例如，當傳來消息說張飛在大寨中日日飲酒，酩酊大醉，諸葛亮非但沒有責怪他，反而派人送去美酒，這表明了他們之間深厚的心理溝通和真誠相待的友誼。

在劉備、關羽和張飛最初起事時，他們三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有著明顯的差異。張飛是三人中最富有的，他“世居涿郡，頗有莊田”，可以說是一個擁有産業和財富的莊園主。相比之下，劉備只是一個“販履織席”的小商販，雖然他自稱是皇室後裔，但實際上已經衰落，無法考證，這有點像阿Q聲稱“老子先前也闊過的”。

後來，漢獻帝劉協稱呼劉備爲“皇叔”，這更多是出于政治需要，曆代皇帝爲了籠絡人心，常常會有賜姓的做法，所以這個稱呼並不需要太當真。劉備的社會地位更接近于小手工業者。至于關羽，他則是一個以推車爲生的運輸專業戶。

從這些背景來看，劉備、關羽和張飛三兄弟與諸葛亮的關系，可能也受到了他們不同社會階層背景的影響。他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可能因此存在差異。

劉備在起事時，雖然已經淪爲手工業者兼小商販，但他早先是沒落貴族，這一點應該是無疑的。至少在樓桑村，他還能有一定的立足之地。他曾拜盧植爲師，因此在文化水平上可能比關羽和張飛要高一些。這樣的背景使得劉備不僅在政治觀點上與諸葛亮相同，而且在文化上也有更多的共同點。

張飛作爲莊園主，家道殷實，擁有能供三百余人相聚的桃園，他雖然可能不屬于士族，但至少可以算作豪紳一類。因此，他和擁有南陽諸葛廬的這位軍師在經濟基礎上相差無幾，可能能找到一些共同語言。

關羽則是無恒産的自食其力者，他的個體運輸行業使他無須依賴群體，特立獨行，這可能使他容易産生階級偏見。而且，關羽雖然稍稍識得幾個字，但對文化和士大夫可能不大買賬，因此他對諸葛亮的態度可能不如劉備和張飛那樣融洽。

關羽的性格中的驕矜自滿、剛愎自用和自以爲是，尤其是在被封爲漢壽亭侯之後，這些特點可能更加突出。當他獨自承擔重任，駐守荊州時，他的自負可能達到了頂峰，導致他目中無人，對自己的地位和能力有了嚴重的錯位認識。

這種性格特點，對于關羽本人來說，可能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但對于周圍的人來說，卻可能顯得可笑甚至危險。如果關羽能夠稍微保持清醒，不那麽自負，他可能就不會遭遇走麥城那樣的悲劇，最終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

諸葛亮剛到新野時，關羽和張飛曾聯合起來抵制這位軍師，但出面挑戰的是張飛，而關羽則是在幕後唆使。

自從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以來，關羽就對諸葛亮的能力持懷疑態度。這種不信任源于他對知識分子的根本不信任，這種感情源自他作爲個體運輸戶的經曆，他在山西一路推車過來，可能遭受了不少地方小官僚和刀筆吏的壓迫和欺詐，使他産生了反抗感。關羽心裏可能想：“有什麽了不起的，端這臭架子。”

他曾對劉備說：“兄長兩次親往拜谒，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也。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這裏的“惑”字反映了他的真實想法，因爲孔明的到來動搖了他作爲劉備副手的地位。從此，將相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親密無間的了。

劉備前往東吳招親時，諸葛亮派趙雲陪同，而沒有將錦囊妙計交給關羽，可能是擔心他會擅自行事。在借東風之後，諸葛亮安排趙雲來接他，也不願麻煩關羽，擔心他可能不會如約前來。在赤壁之戰中，諸葛亮遲遲不與關羽聯系，究竟是真的在使用激將法，還是有其他難處，或者存心讓關羽放曹操一馬，這些在曆史上都沒有確鑿證據，只能姑且相信。但直到最後才安排關羽在華容道攔截曹操，可見對這位驕傲放縱的將領，諸葛亮不得不再三考慮。

關羽對諸葛亮沒有將他擺在重要位置上感到不滿，並直接質問諸葛亮：“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卻不委用，此是何意？”從他的口氣中，人們可能會疑惑，究竟是指揮關羽的是諸葛亮，還是關羽在指揮諸葛亮。這似乎表明，作爲拜把子兄弟，關羽認爲自己有特權與軍師平起平坐。

在華容道放走曹操後，關羽犯了軍令狀，最終還是劉備出來爲他求情，事情才得以平息。實際上，關羽可能正是因爲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所以才敢在華容道義釋曹操。特權和被特權階層毒化的社會風氣，使他有所倚仗，不在乎自己的行爲後果。

如果諸葛亮當時能夠嚴格執法，從關羽放走曹操的行爲開始就嚴懲不貸，那麽在荊州主政的關羽可能就不敢自我膨脹，不知天高地厚了。但因爲劉備的包庇，諸葛亮不得不遷就關羽，既不能責備他人，更不能責備自己，所以只能含糊其辭，不了了之。

諸葛亮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關羽這樣的高層人物時，確實表現出了一定的軟弱性。關羽不僅地位高，後台硬，而且作爲一個勞動階層出身的漢壽亭侯，他存心不買諸葛亮的賬。面對這樣的情況，諸葛亮除了自我安慰，以顧全大局爲重，采取妥協的態度外，似乎也別無他法。

這類抹稀泥的難處，從古至今，豈是諸葛亮一人的故事嗎?但是，稀泥這東西，糊得一時，糊不了長遠，最後關羽在荊州大敗，不就是這種遷就、馬虎、不深究，由他而去，聽之任之的結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