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和校長最後相會在病房裏。

1961年，台北。

中國目前最牛的兩所大學的曾任校長——梅贻琦和胡適，相繼因病住進了台大醫院。

期間，兩人常到對方的病房裏互相探望，聊聊往事。

胡適根據梅贻琦的病情研判，預感年長自己兩歲的老友，可能將不久于人世。于是，在交談中，他委婉地勸梅贻琦先准備一份遺囑，不論公事、私事，立個字據，給自己也給後人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

梅贻琦聽完，默不作聲，胡適不好再說下去。

1961年，梅贻琦在病房裏探望胡適

人生無常。1962年1月病愈先行出院的胡適，竟在一個多月後的2月24日突發心髒病，走在了梅贻琦前面。

物傷同類。噩耗傳到台大醫院，梅贻琦深感悲痛，病情加重，幾度昏迷不醒。

苦苦支撐了兩個多月，73歲的梅贻琦在1962年5月19日與世長辭。

清理遺物時，秘書發現了病床底下一個手提包。梅贻琦生前經常隨身攜帶，視爲珍寶，但從未當衆打開，不知道裏面裝著什麽東西。秘書遂將手提包封存起來。

後來，當這個手提包在衆人面前被打開時，所有人都驚呆了，隨之熱淚盈眶。裏面裝的，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本，每一筆賬都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梅贻琦的夫人韓詠華說，梅贻琦沒有留下任何財産，所有的話都在病床上講完了，也就無需寫什麽遺囑了。

胡適是公認的大師，新文化運動的巨擘，但從來沒有人稱梅贻琦爲“大師”。他也從不覺得自己有資格稱什麽“大師”。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平淡無奇、兩袖清風的人，在任清華大學校長期間，爲清華請來了衆多的大師，爲後世培養了衆多的大師。

人們稱他，永遠的校長！

梅贻琦，1889—1962

1

1931年底，清華大學迎來了新掌門人。

在校長之位空缺了大半年之後，梅贻琦從美國回來，走馬上任。

當時而言，這不是一個好差事。在他之前，羅家倫、吳南軒兩任校長都铩羽而歸，且留下“罵名”。

當局起初並未想到梅贻琦這名“寡言君子”，直到校長人選考察了一大圈之後，發現實在無人勝任，才決定請他來試一試。

梅贻琦的內心是拒絕的，但他對母校有情結，最終決定把自己豁出去了。

政學兩界中人都知道，清華的校長很難做。

最難之處在于平衡各方的關系：教授想要自由學術和治校權力，愛國學生想要運動救亡，國民黨當局想要黨化教育進大學……

清華是美國用庚子退款辦起來的，還要考慮美國人的想法。

個中關系，錯綜複雜。

按時人的判斷，合格的清華校長，至少須獲師生、美使館、教育部同時認可。其條件應當包括：

1、清華“土著”出身，有人脈和器局；2、有美國背景，善于與美使館打交道；3、南京國民政府不反對，政治上無問題。

梅贻琦是在符合上述條件後，獲得推薦上任的。時任教育部長李書華認爲，梅贻琦是個“很誠實而肯負責的人”。

清華大學

在就職演講中，梅贻琦說出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振聾發聩的一句名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他說，辦大學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研究學術，一個是造就人才。爲了實現這樣的目標，一個是要有設備，另一個是要有教授。

“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爲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由此，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大師與大樓”論，並提出要延攬人才，尊敬在校的教授。

多少年來，大家都記住了他的“大師與大樓”論，但很少人知道，他演講的另一層主旨，是在教學生怎樣真正的愛國。

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東北淪陷，中日民族矛盾繃到極點。年輕人對政府的退讓政策相當不滿，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導致正常的大學教學常常難以進行。

梅贻琦在演講中專門提到，“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則”。但是，他特別強調說：

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爲國家服務。

在接下來做校長的日子裏，梅贻琦要面對的，正是如何在政治與學術的博弈中，將清華建設成中國最好的大學。

一代斯文梅贻琦

2

梅贻琦最大的特點是，他身上“官氣”淡薄，溫文爾雅的學者風度外顯，行事低調，待人謙和。

有人評價說，梅贻琦“像是一個偶然被放到校長位置上去的優秀教師”。

對此，清華的教授們看得分明，始終把他當成圈內之人。

早在1928年，清華學校正式升格爲國立清華大學之時，梅贻琦就是當時的第一任教務長。而且，這個教務長是教授們投票選出來的。

47張有效票，梅贻琦得到33票，高票當選。

他的夫人韓詠華說，那時清華教授中，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爲什麽選中了只有留美碩士學位的梅贻琦？“我認爲這是大家對他人品的信任。”

梅贻琦是天津人，在他10來歲時，家境衰落，而兄弟姐妹衆多。他是家中長兄，從小幫助撫育弟妹。1909年，20歲的梅贻琦以第六名的好成績，考中首批庚款留美生。次年入讀美國伍斯特工學院，專業是電機工程，4年後拿到學士學位後即回國。

在當時的留美浪潮中，許多人都入讀美國常青藤名校，並讀到博士才回國，而梅贻琦走了一條很偏門的道路。

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他需要趕緊賺錢，幫忙養活一個大家庭。一直到他30歲結婚後，仍用每月三分之二的薪水接濟弟妹們。在他參加工作七八年後，他才重返美國讀了個碩士學位。

1915年，他應聘到清華學校教書，僅教了一學期，就告訴他中學時代的老師張伯苓，說他對教書沒興趣，想換工作。

張伯苓對他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麽知道沒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當時只有26歲的梅贻琦，接受了張伯苓的勸誡，此後再未離開清華。

梅贻琦（左三）與胡適（左二）等人合影

在梅贻琦當校長的年代，中國大學的自由之風，以及蔡元培當年在北大奠定的“教授治校”規矩，已經開始遭到時代的沖擊。尤其是，國民黨當局一直想要在著名高校中找到能夠代表官方意志的人物，以便實現政治的滲透與控制。

連幾乎與梅贻琦同時執掌北大的蔣夢麟都說，他不信奉“教授治校”，只信奉“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毋庸置疑，這已隱然在加強校長的權力。

但梅贻琦卻把蔡元培當年在北大的作風，帶到了清華。

梅贻琦這樣形容校長的工作：“一個學校，有先生上課，學生聽課，這是主要的。爲了上課聽課，就必須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類，因此也需要有人管這些方面的事。一個學校的校長就是管這些事的人。”

這是一種打趣和謙虛的說法，但確確實實表現了這名大學校長骨子裏的服務精神。

他還經常說，他就是京劇裏的“王帽”，穿黃袍當皇帝，端坐舞台中央，看似地位崇高，無比威嚴，但其實只是個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大學裏的教授。

梅贻琦的法寶是三個字——“吾從衆”。身爲校長，奉行民主，不獨攬大權，校內大事皆由教授評議會民主決斷。他不愛說話，也沒人見他紅過臉，因此得了個“寡言君子”的名號。

曾在清華任教的蔣複璁說：“初以爲辦公事他不大內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清華在梅贻琦的手上，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增設工學院，師資越來越強大，迎來了校史上的黃金時代。

至抗戰前夕，已經從當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發展爲與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國最高學府。連曾任北大校長的胡適，都說過，清華的畢業生比北大的更搶手。

梅贻琦與夫人韓詠華

3

時代卻總與梅贻琦過不去。

如我前面所說，梅贻琦執掌清華的年代，正是學潮的井噴期。民族矛盾與學生運動強烈對沖，當局所渴求的大學秩序，隨時被沖得七零八落。

難得有梅贻琦這樣的校長，對教授不爭權，對學生則有擔當。

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傳言軍警要進清華抓學生。

葉公超、馮友蘭等多名清華教授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議對策。大家焦急地等待校長表態，但梅贻琦始終不發一言。

馮友蘭說話有些結巴，迫不及待地問：“校長，你，你，你看怎麽樣？”

葉公超也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考慮此事而不說話？”

梅贻琦這才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

後來軍警果然進校抓人。

激憤的學生懷疑校方向當局提供了學生名單，遂圍攻教務長潘公旦。他們奪過潘公旦的拐杖，扔在地上，還要毆打他。

關鍵時刻，路過的梅贻琦看到這一幕，快步走到潘公旦前面，厲聲對學生們說：“你們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們如果認爲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負責。”

學生被他的威嚴鎮住，悻悻離去。

“一二九”學生運動

在這之後，梅贻琦在集會上告誡學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

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們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准確 。”

末了，他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事實上，梅贻琦並不贊成學生搞愛國運動，他向來認爲，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好好學習，將來才能報效國家。

學生領袖要搞罷課，要把學生隊伍拉到校外，他決不答應。勸阻不聽，他就動用校規，處分學生領袖，甚至開除學籍。

但是，當當局要逮捕學生時，他總是通知名單上的學生立即離校，藏到安全的地方躲避風頭。他曾把一名姓郭的學生領袖藏在汽車後面的行李箱中，駛出城外，確保其安全。

真有學生被捕了，他也總是想盡辦法，進行保釋，絕不會坐視不管。

後來，學生們均能體會梅贻琦的苦衷。他們模仿梅校長的口吻編了個順口溜，還原了梅校長與當局周旋保護學生的應對之策：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爲，恐怕仿佛不見得。

在梅贻琦任校長之前的20年裏，清華走馬燈似的換過十余任校長。期間，不乏學生驅趕校長下台的先例。但梅贻琦卻從1931年起，至1948年底離開北平，連任了長達17年的清華校長，地位和威望無可匹敵。

有人問他：“怎麽你能做這麽久的校長？”

梅贻琦只是風趣地說了一句：“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黴(梅)。”

劇照：祖峰飾演的梅贻琦，像吧？

4

曆史的吊詭在于，國家的至暗時刻，誕生了大學的最高神話，迄今難以超越。

關于西南聯大的傳說和成就，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不用我再來說這所僅存在8年的大學有多牛掰。

當年，英國的科技史大師李約瑟參觀西南聯大後，深爲中國學人的水准所驚訝，並稱西南聯大等校“可與牛津、劍橋、哈佛媲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西南聯大的實際操盤手正是梅贻琦。

西南聯大三校的校長，分別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在聯大成立之初，張伯苓就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意思是你做我的代表。）而蔣夢麟則放心地對梅贻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梅贻琦，字月涵）多負責。”還說，聯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

這樣，聯大三駕馬車中，張伯苓和蔣夢麟實際上當了甩手掌櫃，常年在重慶兼任國民政府的其他職務；三人中最年輕的梅贻琦，出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是西南聯大的實際負責人。

那時的西南聯大一座大樓都沒有，卻是大師如雲，精英遍地。梅贻琦的貢獻無人能比。

在抗戰之初，國民政府曾設想組成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合大學，共赴國難，爲中國的高等教育保存火種。不過，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和後分，只有西南聯大堅持到底，“八年之久，合作無間”。爲什麽？

西南聯大的成功，關鍵就在梅贻琦的格局、管理能力和奉獻精神。他擔得起大學的重任，是因爲他放得下的東西比別人都多。

三校合並，從體量上講就不對等。當時清華的規模最大，無論是設備、經費，都優于北大和南開。從人員比例看，清華、北大和南開之比大約是7：5：2。

我們知道，中國人骨子裏的斤斤計較、狹隘和權鬥貫穿整部曆史，從不因國難或其他困難而稍減。所以合並之時，清華人已經覺得吃虧，而北大、南開又覺得自己將被清華壓倒，這個事，處理不好，隨時就一拍兩散。

在人事方面，梅贻琦平衡得很好，這個學校去個教務長，那個學校去個訓導長，各個系主任基本上匹配得很微妙。

當時，聯大師生生活清苦，清華工學院用自有的設備成立服務部，用賺來的錢補貼教師生活。梅贻琦在年終分配時，顧念北大、南開的教師，也給他們多分了一個月工資。類似公正無私的行爲，梅贻琦經常幹。

即便如此，西南聯大也差點散夥。

國民政府在分配教育經費時，不把聯大看成三所學校，而當做一所學校進行分配，導致聯大經費緊張。清華有庚子賠款，但北大和南開向來指望政府撥款，這就使三校産生了矛盾。

最後，蔣夢麟說，不合作了，北大的經費獨立。他希望三校拆分，有利于向政府爭取經費。

梅贻琦也有些怨氣，曾向北大的鄭天挺說，讓蔣夢麟當西南聯大主席至少一年。意思是，要當家才知道這個一把手真的很難做。

西南聯大最終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合作並維持下來，梅贻琦實在受了不少委屈。

西南聯大

國民政府明知西南聯大是三校合作，卻故意在經費上只分一份，意在刁難聯大。至于原因，則是國民黨當局一直想控制高校，推行黨化教育。一個突出標志便是，黨、團組織開始進入西南聯大等高校，並硬性要求學院院長以上人員必須加入國民黨。

無黨無派的梅贻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委曲求全，加入國民黨，並成爲中央委員。

但他仍舊奉行學術自由原則，該頂就頂，希望減少政治幹擾，還大學以單純和甯靜。抗戰勝利後，他曾向教育部長朱家骅建議：1、大學可否不設訓導長？2、三民主義青年團可否不在校內設分團？

1945年，昆明發生“一二一”慘案。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爲死難者送葬，拄著手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並撰文號召“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迹”繼續戰鬥。

教育部長朱家骅爲此多次會見梅贻琦，開口便提清華的左派教授問題。當局的意思很明顯，即要梅贻琦免去聞一多、張奚若、潘光旦等左派教授的學校職務，甚至解聘更好。

梅贻琦壓力山大。但他始終虛與委蛇，未采取措施，直到1946年4月還續聘聞一多爲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倒是聞一多了解梅贻琦的苦衷，寫了長信力辭。

實際上，梅贻琦本人並不認同左派教授的觀點。他在日記中對聞一多等人的激進，“開謾罵之端”深感失望。但在大節之處，他仍盡力保護這些教授。

蔣介石曾爲此事召見梅贻琦，梅贻琦主動爲這些教授辯解，說他們最近的出格言行是一時沖動，原因是這些教授家屬衆多，生活非常困難，“于是愁悶積于胸中，一旦發泄，火氣更大”。蔣介石點頭，說生活問題確實至關重要。

梅贻琦對政治無興趣，但他並不傻。在最高領導人面前，把左派教授的政治立場簡單歸結爲經濟問題，旨在緩和雙方的對立關系。這是他爲人善良的地方，也是他作爲大學校長，守護學校、守護職員的天性所在。

梅贻琦曾說過，他對政治無深研究，但對于辦大學，他認爲：

應追隨蔡孑民（元培）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爲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爲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自任清華校長以來，就是蔡元培辦學理念的堅定追隨者。別人關心政治派別，他只關心學術自由。

然而，在動蕩的時局中，這種“超脫”的態度，常使他陷于無可奈何的苦悶之中。

1946年7月，聞一多被殺害。

梅贻琦悲憤欲絕。他一面妥善安排聞一多的善後，一面向當局交涉追查凶手，向報界發表談話，揭露特務的罪行。

爲防止類似慘案的發生，他將潘光旦夫婦、費孝通一家和張奚若安排到美駐昆明領事館避險。吳晗教授思想活躍，當局曾令清華解聘吳晗。梅贻琦一面拒絕，一面悄悄地通知吳晗離去。

對于聞一多遺屬的撫恤問題，梅贻琦也盡心盡力，每年都與國民政府教育部反複力爭。在聞一多夫人高孝貞率領子女奔赴華北解放區後，梅贻琦依然與各方交涉，請求從優撫恤。其爲人的厚道，可見一斑。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5

1947年的清華校慶，是抗戰勝利後清華複校的第一次校慶。學校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後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

梅贻琦老老實實地幹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清華人說，梅校長的酒量全清華第一。但事實上，這名老校長多次在日記中告誡自己要少飲酒。

他的好友、考古學家李濟說，看見梅贻琦喝醉過，但從沒看見他鬧過酒。

而這，可能成了梅贻琦在清華少有的快樂時刻。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

梅贻琦搭乘飛機南下。南京國民政府再三邀請他入閣，並立即公布他爲教育部長，他堅辭不就，索性離開南京，暫住上海。

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此次南下，是爲北方各大學想辦法，不是來做官的。

他依然屬意教育，等到實在看清事無可爲，才決定出國。

他沒有直接去台灣，而是去了美國。

在紐約，他以清華大學校長的名義，掌管了清華在美國的基金。他要保證這筆基金的每一分錢都用于清華。

他從未忘記故國。

據說，他曾托熟人向北京的清華大學表示，可以用清華基金購置圖書、儀器。但鑒于當時情勢，這個建議沒有得到落實。

他早年在南開的校友周恩來曾發表談話說：“梅贻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不知道梅贻琦是否聽到這個話，總之沒有回應。不過，1954年3月，他的兒子梅祖彥在美國完成學業後，決定回北京，爲新中國服務。梅贻琦不鼓勵，但也不阻止，尊重了兒子的個人選擇。

梅贻琦夫婦與兒子梅祖彥合影

台灣方面曾派人到美國遊說梅贻琦，讓他帶著清華基金回台灣。他總是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

他堅持不願拿錢蓋大樓，說清華的錢只能用于科學研究。

到1955年，他才只身回到台灣，籌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就是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而這個新的清華，成了梅贻琦最後的寄托。

在他生命的最後年頭，他生病住院，竟然連住院費都交不起。如此清廉，讓清華校友潸然淚下。他們自發捐款，交齊了他的住院費。後來，同樣住院的胡適，也偷偷給梅贻琦捐了500美元。

梅贻琦逝世後，沒有留下任何遺産。僅有的，是兩岸兩個清華“同一個校長”的傳奇。

正如清華老校友所說：“他在母校十幾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貪汙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的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爲。只這一點，已足可爲萬世師表。”

病床上的梅贻琦

他的事迹，在清華的新老校友中流傳。

西南聯大時期的清華曆史系畢業生孔令仁曾回憶說，西南聯大辦了一個附中，由于教學質量高，雲南省主席龍雲送女兒龍國璧去報考，結果竟然沒被錄取。龍雲很生氣，認爲梅贻琦不給面子，就派他的秘書長去疏通。

誰知秘書長久久沒有行動，龍雲氣不打一處來：“你還站著幹什麽？”秘書長說：“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龍雲一聽，氣都消了，從此對梅贻琦更加敬佩。

梅贻琦的夫人韓詠華說過，梅先生自己從不托人情去辦什麽私人的事情。

梅贻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奠定了清華的地位與校格。僅憑這一點，他已是那個年代最牛的校長，更難得的是，他的人格，讓他的校長之名臻于完美，至今讓人懷念。

著名教育家傅任敢評價梅贻琦的一段話，深得我心：

他愛學校，所以把他一生獻給了學校。他愛國家，所以在抗日時把他的兒女打發到遠征軍去。他愛國事，所以待人一視同仁，從無疾言厲色。他尤其愛青年，所以每次的學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護著青年的安全。

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學校爲幌子而達到了自己升官發財的目的，我們便知道真愛學校之不易。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大聲疾呼地叫人愛國救國，自己卻無貢獻，或且因而有所收獲，便知默默無言地做著愛國工作之難能。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辦學的人視辦學如做官，視學校如衙門，趾高氣揚，頤指氣使，便知一個大學校長之有禮地對待一切人們之可貴。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愛護青年其名，出賣青年其實，或者愛護其名，放縱其實，甚至利用其實，我們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我們要有根基深厚的愛，育人才有著落。

1962年，梅贻琦逝世後，治喪委員會建議把梅校長安葬在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

這個決定引起了一些爭議：如果每一位校長死後都葬于校園之內，那將來校園不就成爲校長墓地了麽？

治喪委員會不爲所動，仍然將校區內一個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劃作了校長的墓園，這就是今天的新竹清華大學的梅園。

治喪委員會表示：“我們認爲，以梅校長和清華的關系，不是任何一個大學校長和學校的關系所能比擬的。其他學校的校長，不可以校園做墓園，但是梅校長卻可以，因爲清華和他已經融成一體了。”

梅贻琦魂歸處：新竹清華大學梅園（新竹清華官網）

2005年，李敖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說台灣有一個“假清華”，但有一位“真校長”。

世間已無梅贻琦。

參考文獻：

梅贻琦：《梅贻琦日記（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

黃延複、鍾秀斌：《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贻琦》，九州出版社，2011年

劉述禮、黃延複編：《梅贻琦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嶽南：《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贻琦傳》，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

[美]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