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均基于權威曆史資料整理撰寫，文末有文獻引用來源。

1974年的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在北京郊外的豐台區大葆台村，幾名穿著沾滿泥土的工人正在進行地質鑽探。突然，鑽頭從土壤中帶出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東西——大量木炭和木頭殘渣。

這樣的發現在平靜的工地上引發了一陣騷動。難道這些木炭的出現僅僅是偶然嗎？或者它們預示著深埋地下的某種未知的秘密？

1974年6月8日，在豐台區大葆台村的一次地質鑽探中，北京地質地形勘測處的工人們在一座沙土丘下，不經意間鑽進了一層厚厚的木炭層和疏松的土壤。隨著鑽探機的深入，大量的木頭殘渣和碎片隨著鑽頭被帶到地面上。

這種情況在通常的地質勘探中較爲罕見，因此立即引起了在場工人的注意。這些木炭和木頭殘渣的存在，使得經驗豐富的工人們開始懷疑這下面可能藏著什麽不同尋常的東西。

他們知道，類似這樣的有機物質堆積往往不是自然形成的，這可能是一個人工挖掘的地點，如古代墓葬之類的遺址。考慮到中國北方地區豐富的曆史遺存，尤其是在北京這樣的曆史文化名城周邊，古墓的可能性極大。

在發現後，工人們停止了進一步的機械操作，以免破壞潛在的遺迹。他們中的一名隊長立即使用現場的無線電，聯系了他們的直屬上級，並簡要報告了發現的情況。

上級聽聞此消息後，感到既驚訝又興奮，他迅速指示隊長保護好現場，並盡快安排專業的考古團隊前來查看。

不久，考古專家和文物局的官員便抵達了發現地點。他們對現場進行了初步的觀察，並決定進行更詳細的手工挖掘，以確定這一發現的性質和重要性。在北京大葆台的地下6.5米處，首先發現了一層厚達50厘米的木板，這種異常的厚度立即引起了專家的關注。

緊接著，這層木板下面是40厘米厚的木炭層和20厘米的白膏泥層，這樣的結構在自然形成的地質層中極爲罕見，很可能是人爲設置的防腐層或密封層。這些迹象堅定了考古專家們的猜測：此處很可能是一座尚未被發現的古代墓葬。

在這一發現之後，北京市文物部門迅速行動，成立了“北京市大葆台古墓發掘辦公室”，由時任市委書記黃作珍擔任主任，表明了政府對此次發掘工作的高度重視。辦公室成立之初，主任黃作珍立即召開了一次籌備會議，確定了一系列具體的准備工作。

首先，爲了保障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和現場秩序，黃作珍協調了北京衛戍區4561部隊的工兵連參與發掘工作。工兵連的任務是進行大規模的土方移動和加固發掘現場的安全措施，他們的參與大大提高了發掘工作的效率和安全性。

同時，黃作珍通過文物部門向廣州、河南的考古研究機構發送了邀請，請求他們派遣經驗豐富的考古專家前來北京，參與指導大葆台古墓的發掘工作。這些專家不僅帶來了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還帶來了一些先進的考古工具和設備，爲發掘工作提供了技術支持。

鑒于可能出土古屍的情況，黃作珍還特別協調了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專家團隊，以確保一旦發現古屍，能夠立即進行科學的保存和分析。這個措施是爲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出土文物和遺體的科學價值，避免因處理不當而導致不可逆的損失。

爲了資助這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黃作珍向市計委申請了10萬元的發掘費用。這筆資金用于購置所需的各種物資，如工具、機械設備以及用于文物運輸的專用車輛。這些物資的及時到位，確保了發掘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同時也保障了工作人員和文物的安全。

最後，爲了記錄這次重要的考古發掘，黃作珍請來了北京電影制片廠的攝制隊，准備對整個發掘過程進行攝影拍攝。這不僅爲後世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也增加了這次發掘工作的公衆關注度，提升了社會對文物保護意識的認知。

發掘工作在北京大葆台古墓發掘辦公室的嚴格監督和指導下正式開始。伴隨著挖掘機械的轟鳴和工人們的忙碌身影，一層層土壤被小心翼翼地移除。隨著時間的推進，一個隱藏已久的古代墓室漸漸露出了真面目。

在深入挖掘的過程中，考古隊發現了多處明顯的燒痕和炭化的木材。這些木材原本是構成墓室的主要材料，如今只剩下黑色的焦炭和扭曲的形態。此外，一些扁平的立木也被發現，它們同樣帶有燒焦的痕迹。

這種情況在未遭受人爲破壞的古墓中極爲罕見，因此專家們推斷，這座墓室在很久以前就遭到了盜掘者的蹂躏。在墓室的中央位置，考古隊更是發現了一些異常的證據：一段殘留的繩索。這段繩索部分埋在土中，部分則纏繞在一塊半燒毀的木料上。

考古專家們通過對繩索的觀察和分析，推測這可能是盜墓者在盜墓過程中使用的。他們可能用這繩索拖拽了屍體，試圖找尋和掠奪隨葬的珍貴物品。這種推斷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因爲在墓室的一端，發現了一些散落的隨葬品碎片，如破碎的陶器和金屬物品的殘余。

這些發現證實了墓室不僅被盜，還遭受了有意的破壞行爲，如焚燒，很可能是爲了銷毀盜墓行爲的證據。這種做法在古代盜墓者中並不罕見，他們經常通過焚燒來嘗試抹去自己的痕迹，防止被追究法律責任或詛咒。

隨著發掘的進一步深入，考古隊在墓室的另一側發現了墓主的棺木殘骸。棺木同樣被火焰嚴重破壞，只剩下部分木框架和被炭化的木板。在棺木附近的土層中，專家們還小心翼翼地挖掘出了一些小型的文物，如玉石飾品和銅質裝飾品，這些都是墓主生前可能使用過的物品。

在發掘現場，每一次新的發現都被詳細記錄下來，並且所有的文物都被仔細分類和保護。考古隊員們使用刷子和小鏟進行精細的挖掘工作，確保即使是最微小的遺物也能被妥善保存。

隨著更多細節的揭露，專家們逐漸聚焦于兩座墓葬的主人身份的研究。通過對墓室和出土遺物的系統性分析，確定一號墓的主人是一名年約四十歲的男性，而二號墓的主人則是一名年約二十五歲的女性。

這兩座墓葬的布局和隨葬品的性質表明它們可能屬于同一時期，且按照西漢早期的習俗，這種男女合葬的形式多見于夫妻或親密關系者之間的同墳異藏。

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專家們根據墓中出土的物品，如陶器、銅器和其他文物的風格，推測這些墓葬可能屬于漢武帝劉徹的長子燕王劉旦或其子劉建。

特別是出土的一些銅器裝飾風格和銘文，以及玉石雕刻的技法，均顯示出西漢中晚期的典型特征，與已知的燕王劉建時代的物品相符。

考古團隊特別注意到一些特殊的陶俑和銅器上的銘文，這些銘文雖然因長時間埋藏而略顯模糊，但經過清理和專家的仔細辨認，顯示出與劉建時期相符的特定字樣和風格。

此外，一些細小的金屬飾品和玉器上的符號，也與同一時期的其他遺址出土的類似物品具有高度一致性。盡管如此，這種推斷仍然面臨一定的挑戰和爭議。

由于當時的曆史文獻記載有限，對于燕王的詳細生平及其家族成員的信息描述不夠全面，使得這種身份的確認存在不確定性。此外，由于墓葬曾經遭受盜掘，一些關鍵的文物和信息可能已經丟失，這進一步增加了鑒定的難度。

爲了進一步驗證這一推斷，考古團隊決定使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輔助分析。他們收集了墓葬中的有機物樣本，進行碳十四測年，以確定墓葬的確切年代。

同時，還采用了光譜分析技術來詳細分析陶器和金屬器物的成分，希望通過這些科學方法來補充傳統的考古學分析，爲判斷墓主的身份提供更多的科學依據。

在大葆台古墓發掘過程中，盡管兩座墓葬都曾遭到早年的盜掘，但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貴的文物，總計超過400件。這些文物涵蓋了陶器、銅器、鐵器、玉器、瑪瑙、漆器以及絲織品等多種類型，爲研究西漢時期的喪葬制度和物質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陶器是出土文物中數量最多的一類，包括各種生活用具和陶俑。這些陶器的造型精美，裝飾繁複，從簡單的日常用品到複雜的禮器，各式各樣的陶器體現了西漢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

其中，一些陶器上的彩繪和浮雕描繪了當時的農業生産、狩獵場景以及宴樂活動，爲研究西漢時期的民俗提供了直接的視覺證據。銅器和鐵器的出土也同樣重要。這些金屬制品多爲日常用具、武器和儀式用品，如銅鏡、鐵劍以及各種銅錢。

銅器上常見的銘文和紋飾提供了研究當時金屬工藝技術和社會結構的線索。鐵器的出現則反映了西漢時期冶金技術的進步和鐵器在軍事及農業上的廣泛應用。

在玉器和瑪瑙方面，出土的裝飾品和隨葬品展示了極高的工藝水平。這些玉器通常用作裝飾或儀式用途，如玉佩、玉璧和各種玉雕小件。它們的形制和紋飾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象征意義，體現了古代人對美和儀式的追求。

漆器的發現則揭示了西漢時期的漆工藝技術。這些漆器多爲餐具和儲物器具，表面繪有精美的圖案和文字，不僅展現了漆藝的高超技巧，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食文化和審美偏好。

絲織品的出土尤爲珍貴，因爲這些物品通常易于腐朽，能夠保存至今證明了墓葬的密封條件非常好。絲織品的紋樣和編織技術爲研究西漢的紡織工藝和服飾文化提供了直接材料。



來自 文裁縫編著. 絕版王陵[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