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漢末期王莽遷都洛陽的原因進行探討，離不開對西漢時期洛陽的城市地位進行分析。這一問題可以追溯至西漢建立伊始。隨著劉邦打敗項羽，一統天下，統治集團內部對定都長安或洛陽孰優孰劣的爭論便已展開。《史記・高祖本紀》 載：“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绾、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複之十二歲，其歸者複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漢初劉邦建都洛陽，一方面可能因爲此時關中故秦都城宮室已有所損毀，而此時的洛陽南宮仍在，相對長安來說無需進行大規模的修繕；從另一方面來看，建都洛陽與洛陽地區在楚漢相爭的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只不過洛陽地處四戰之地，地理區位優勢在漢初分封諸王的特殊背景之下較之長安來說顯得相對遜色。

張良等謀士建議以長安爲都也正是由此出發，他們認爲：“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劉邦舍棄洛陽建都長安，究其原因理應是對漢初特殊的政治局勢加以考慮後所選取的理想方案。漢高祖劉邦定都長安的這一決策，開啓了自西漢以來較長一段時間內尊都城長安爲正統的濫觞。

在西漢初期人們的認知觀念當中，並沒有像周人一樣將洛陽作爲可以與長安相提並論的東都加以重視，他們只是簡單地將洛陽視作 “天下要沖”。《史記・三王世家》 載：“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 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沖厄，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于雒陽者。去雒陽，余盡可。’”漢武帝認爲洛陽是“漢國之大都”，實際上只是在強調洛陽是漢王朝轄境範圍之內較大的城邑。

形容城市爲 “大都” 之例，還可見于《左傳・隱公元年》：“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傳》所提及的“大都”與漢武帝將洛陽所視作的“大都”在字面意義上區別不大，其意均爲一國當中僅次于國都的較大城邑。漢武帝並沒有將洛陽封給皇子，應是爲了防止所封皇子依靠洛陽的戰略地位及武庫的軍事儲備發動叛亂，危及國家社稷。

到了西漢中後期，統治集團內部對于洛陽與長安的定位隨著經學的滲入逐漸發生了新的轉變。《漢書・翼奉傳》 載：“奉以爲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叠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在翼奉看來，漢家現行的宗廟祭祀制度有違古制，同時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由此他認爲漢家必須以遷都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劉奭

爲了給自己所主張的遷都觀點尋求更大的理論空間，翼奉以三代遷洛的曆史作爲其理論依據，對漢元帝說：“‘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戆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叠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翼奉的遷都主張雖然並沒有被漢元帝采納，但其爲了解決宗廟祭祀問題所做的努力被匡衡等人繼承下來。

探明翼奉的思想主張，離不開對翼奉的知識結構進行梳理。翼奉所學之詩實爲《齊詩》，這在《漢書・翼奉傳》 就有所體現：“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翼奉所學的 《齊詩》，當傳自齊人轅固。《齊詩》 學派的鮮明學術特點之一便是極言變革。早在漢景帝之時，轅固就曾因思想激進而被窦太後加罪，落得“刺豕”抵罪的下場，幸得漢景帝施以援手才幸免于難。轅固在與黃生的辯論中，極力支持湯武革命這一舉措，也可能對湯武的統治政策有所支持。

《史記・封禅書》 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三代建都于河洛地區，並依靠這一地區走向繁榮。因此，在《齊詩》學派的學術思想中，河洛地區可能被塑造成爲一個極其理想的定都之地。翼奉的建議當中也提到了 “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這一重點，他可能會認爲湯武之興在于擇都。盡管翼奉的這一主張並沒有得以實現，但卻開啓了西漢遷都洛陽的思想濫觞。

王莽

隨著西漢統治危機的到來，王莽得以代漢稱帝。易代之際的王莽爲了使新室獲得正統地位並擴大統治基礎，采取了與知識分子進行緊密合作的態度。就《齊詩》學派來說，他們與王莽改制的聯系不可謂不密切。有的學者認爲：“哀平之際以及新莽朝初期，《齊詩》學者紛紛采取與王莽合作的態度。師丹見知于王莽，滿昌爲王莽《詩》學祭酒，張邯爲新莽朝明學男，又以大長秋進封大司徒，伏堪與伏黯也都曾出仕于新朝。對于這些人與王莽的關系及與新莽朝的合作，不能簡單地定性爲貪圖富貴或屈從于權勢……與其說這些人是無節操的貳臣，還不如說他們試圖通過與王莽的合作，來實現其盛世的烏托邦理想，是爲民與爲君理念的博弈結果。”如此說來，王莽與《齊詩》學派學者展開緊密合作後，也可能會受到《齊詩》學派變革思潮以及先前翼奉遷都理論的影響。

這種影響可能會使得王莽在“以洛陽爲新室東都，長安爲新室西都”、單純模仿周代兩都體制之余，更加笃信遷都洛陽可以使得統治安穩，王朝興盛。總而言之，鞏固統治的現實需求使得洛陽所處的河洛地區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以長安作爲都城的觀念已然在臣民心中根深蒂固，這使得王莽難以進行遷都，于是出現了民衆不配合王莽進行遷都的現象：“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徹之。”王莽僅憑一己之願難以遷都，只能先將此事作罷。

單純以《齊詩》學派的政治參與作爲王莽遷都洛陽的解釋似乎略顯單薄，實際上《齊詩》早已亡佚，這使得試圖從《齊詩》當中獲悉對遷都思潮施以影響的具體內容變得並不現實。西漢時期，與遷都舉措有關的學說思潮及經義材料稍顯不足，使得以往學者轉向從現實因素中尋找並探討王莽遷都的原因。這不失爲一條可取的路徑，但還可以對他們的既有認知進行一定的補充與修正。

以往學者注意到三輔地區的人口在王莽之時超出容納極限，但三輔地區的人口問題由來已久，並不能作爲王莽遷都的現實原因。《鹽鐵論・園池》說：“三輔迫近于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湊，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實際上在漢昭帝召開鹽鐵會議前，三輔地區便已經出現了糧食供給嚴重不足的困境，這一問題必然不會被擱置到王莽時代再加以解決。以往學者認爲遷都洛陽是爲了獲得更多的土地加以耕種，實則不然。

早在漢初，張良便認識到了洛陽地區其實並不適合大規模的人口居住，即《史記・留侯世家》 載：“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裏，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洛陽地區可耕種土地面積早在漢初人口凋零之時就已相對狹小，隨著社會經濟的恢複與人口增加，這一地區的可用土地必定會再次捉襟見肘。王莽以遷都洛陽來緩解人口壓力，很有可能于事無補。

劉病已

漢宣帝在位之時也曾敏銳地察覺到了三輔地區日益嚴重的人口問題，並采取了相應的解決措施。《漢書・食貨志》 說：“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谷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谷，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漢宣帝之時耿壽昌注意到從關東漕運糧食到京師的弊端，建議就近從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轉運到長安，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京師人口過多所帶來的生存壓力，並減省糧食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

然而，好景不長，西漢中後期是西漢曆史上自然災害發生的高峰期。有的學者統計，漢元帝、漢成帝及以後約發生大小災害1052次，占到西漢時期總數的81%。其中，這些災害不乏破壞性極強的重大災害。《漢書・成帝紀》 載：“水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甚。”《漢書・谷永傳》 載：“百川沸騰，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余。”《漢書・王莽傳》 載：“是月，大雨六十余日。”從傳世文獻中的這些記載，可見元成時期及其以後的自然災害有著影響範圍廣、波及人數衆多且持續時間較長的特點。這一時期的自然災害與西漢前期的自然災害相比，無論是波及範圍還是破壞力都更大。關東地區自然災害的頻發使得這一地區民衆的生活變得極爲困難。王莽遷都洛陽，除爲了緩解三輔大衆的生存壓力外，可能還有更爲複雜的原因。

自然災害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生存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爲政府的統治危機。西漢時期，盡管政府對受災地區進行一定的幫扶，但是頻繁的自然災害令政府越來越難以承受。災害發生後，多數失去家園及産業的普通百姓被迫成爲流民，成爲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一旦對流民處置不當，流民轉瞬之間就會變爲危機統治的力量：“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于征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並州、平州尤甚。”有人認爲，關中與關東經濟狀況的反差，造成了東、西關系的緊張。東方紛亂，東方流民大量湧入關中，也帶來不安定因素。饑民聚團劫掠本就是迫于生計，而王莽卻視之爲反新複漢，嚴酷鎮壓。

與此同時，東方舊有的劉姓諸侯王勢力也開始轉化爲反莽勢力。《漢書・王莽傳》 載：“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于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舊有的劉姓諸侯王勢力與屢遭自然災害從而流離失所的東方流民，對王莽來說均爲不可小觑的力量。王莽面臨的東方危機與周公輔政時所面臨的東方危機如出一轍，均是既存在著以宗室爲主體的反抗力量，同時也存在著以平民爲主體的反抗力量。錯綜複雜的東方局勢使得原本定都于關中地區的王莽疲于應對，潛在的統治危機使王莽認識到定都長安不利于長久地對東方地區進行控制，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王莽遷都的欲望。

王莽的遷都規劃可能醞釀已久並有所流露，這使得王莽的意圖在具體實施前便已暴露，于是才有了長安地區的民衆得知王莽欲要遷都洛陽後不再修整屋舍的不配合之舉。爲了應對民衆對遷都一事的抵觸行爲，王莽采用了慣用的符命手段輔以天象征兆對民衆進行心理疏導，說：“玄龍石文曰 ‘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雒陽之都。”然而，從後續史實來看，王莽的心理疏導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王莽遷都洛陽有益于新室在規避漢家已有宗廟祭祀制度的基礎上，創立自己的宗廟祭祀制度。這從王莽代漢稱帝後，對漢家宗廟社稷的態度可以看出：“以漢高廟爲文祖廟。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複親受金策于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王莽將自己的祖先與漢家的祖先分別假托爲虞舜與唐堯，意圖借唐堯禅位給虞舜的故事來說明自己繼承漢家社稷是合理的，這種合理性源自劉氏祖先唐堯讓位于賢能之人的政治實踐。由此，王莽承認漢家宗廟社稷的合法性也是在對自己從漢家手中取得的皇權合法性的一種認可。

不過，王莽對漢朝統治者的態度遠沒有對待劉氏宗廟的態度那般恭敬。王莽認爲：“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 ‘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佥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王莽在迫不得已遵奉漢家宗廟的同時，采取了刻意抹除劉氏影響力的辦法，甚至與“劉”字相關的 “卯、金、刀” 三字及其所代表的字面意義也在消除之列。

新室新立，除迫不得已遵奉原有的漢家宗廟外，新室或早或晚地也要建立屬于自己的宗廟與陵園區，但王莽對這一問題一直采取擱置態度。這可能與王莽本人在禮儀制度建設上的矛盾心理有關。王莽本人十分尊崇禮儀制度並按此行事，甚至曾一度達到幾乎不通人情的地步，這在王莽安葬漢平帝之時便已有所體現。有人認爲：“平帝時期是王莽主政的，平帝的陵墓自然也少不得王莽的謀劃，王莽個人的經曆和思考勢必影響康陵的選址。有迹象表明，王莽十分痛恨‘爲人後者’違背禮儀尊崇本生父親的做法。”王莽在對漢平帝陵墓進行布置時，十分注重禮儀制度規範，這才有了漢平帝與漢哀帝平輩相繼爲帝，卻相繼葬于渭北主陵區的奇異現象。

王政君

此外，待到新室文母皇太後王政君崩逝後，王莽在處理她的喪葬問題時也采取了尊崇禮儀制度的作法。王莽對具體的葬儀細節進行了奇怪的改動：“文母皇太後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立廟于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于床下。”即王莽一方面將王政君與漢元帝合葬在同一陵墓之內，但另一方面爲了體現王氏與劉氏已然有別，有意地將二人分溝而絕；爲了突出新室的正統地位，王莽甚至還爲王政君立廟，並以漢元帝配食王政君。王莽的這一離奇舉措，既表明王莽在處理喪葬問題上十分重視禮儀制度的規範，又可見王莽在處理王氏與劉氏之間的複雜關系時的矛盾心理。傳世文獻當中遲遲未見王莽爲自己進行陵墓規劃一事，也可以從側面說明王莽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會對陵園的布置采取小心謹慎的態度，以便新室的宗廟祭祀制度會盡量符合禮儀制度的要求。

這一時期的長安地區，很可能已經難以尋找到一片區域適合布置新室的陵園，以緩解劉氏在禮儀制度上對新室帶來的沖擊。葛劍雄認爲，漢元帝之時，長安地區就已經布滿陵縣，沒有能力再去廣泛地吸納移民，于是漢元帝停止了西漢曆代統治者所進行的遷徙民衆充實陵縣的舉措。這未嘗不可以看作是長安地區已然帝陵密布所致。爲此，將新室宗廟及陵園建在哪裏以及怎樣建立新室宗廟及陵園，也就成了一個困擾王莽的問題。有關翼奉爲了解決漢家宗廟祭祀問題所提出的方法即遷都洛陽，這有可能給王莽帶來啓示。這時對王莽來說，另起爐竈遷都洛陽，繼而重新規劃陵園區域與創立宗廟，也可以回避這一問題，將劉氏給他帶來的影響降低到最小化。

王莽決心遷都洛陽，很有可能也是效仿周制所進行的禮儀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這離不開對西周初年建立東都洛邑的經過進行分析。西周在營建東都洛邑之際，最先考慮到的是四方繳納貢賦的成本以及便利程度問題。《史記・周本紀》 載：“成王在豐，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複蔔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 ”洛邑的營建考慮到便利四方繳納貢賦的現實因素。《逸周書・度邑解》載：“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周武王選擇在洛邑營建東都正是考慮到了這一地區 “無遠天室”，即在地理位置上相對適宜。

王莽

王莽信奉周禮，在 《周禮・地官・大司徒》 也有著關于 “地中” 的說法。“地中” 與 “天下之中” 概念類似，從地理區位上來看均指代洛邑地區。這可能也給王莽遷都帶來啓示: “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裏而封樹之。”即統治者一旦對“地中”尋找得當並在“地中”所在之地安邦建國，“地中”這一特殊的區位因素就可以發揮使政治變得安定清明的作用，民衆也可以由此獲得各種各樣的好處。

王莽是在西漢王朝面臨嚴重的統治危機基礎上擅漢而立的。王莽爲了挽救西漢中後期以來的危機並鞏固統治，進行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改革。針對西漢後期以來的社會危機，有學者認爲王莽堅信“制定則天下自平”，故而王莽銳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 之說。這一說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王莽爲了解決由來已久的危機，實施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措施。王莽笃信“制定則天下自平”的烏托邦式理想，其改革思想大多數源自周代的禮儀制度和典章文獻。在王莽看來，遷都洛陽，有利于借助 “地中” 這一特殊區位優勢，解除統治危機，穩定新室。

西漢建立伊始，就對定都洛陽、長安有過短暫的討論。西漢統治集團結合漢初的政治形勢，最終決定定都長安。此後，失去都城地位的洛陽僅僅被認爲是一座較大的城邑。直到翼奉提議以遷都的方式解決漢家禮制問題，以洛陽爲都的想法才再次被提及。到了王莽時期，爲了應對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和漢家禮儀制度對新室帶來的影響，王莽愈發笃信遷都理論，並試圖遷都洛陽，借以穩定新室統治。但由于王莽的想法招致了臣民的一致反對，最終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