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

本來就難以定義他的職業身份，現在似乎更難了。3年前，被冠以周作人、張愛玲研究者，傳記、隨筆作家等頭銜的止庵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受命》出版，當人們還沒有停止對其中複仇、80年代、命運、人的困境之類內容的討論時，止庵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令顔》又問世了。

說起《令顔》的創作初衷，止庵頗有一點惡作劇的意思：“怎麽老說《受命》是我的第一部小說啊？那再來一個第二部吧，我這人有點逆反心理，這樣大家就不會總提‘第一部’了。”

《令顔》的故事與《受命》完全不同，貼近一個54歲女性的視角，跟隨她在回憶與現實裏驗證自己長年存留心中的愛情。做出寫情感小說的選擇似乎也是偶然，《受命》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打動了很多讀者，但是一個作家朋友對止庵說，“《受命》寫的是少男少女的初戀，根本沒經過生活的洗禮和考驗，那不叫愛情。”止庵覺得，“哎，有道理啊”，那麽這次就寫一段跨越時間和生死的愛情吧。

“就想寫一個和《受命》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止庵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最理想的情景是，蓋住作者的名字，讀者會認爲《令顔》和《受命》根本不是一個人寫的。

但只要對止庵稍有了解，就會發現，它們的底色仍是相同的。無論主角什麽年紀，是男還是女，他們無不背負一個巨大而沉重的秘密，費盡心思，處心積慮，結果卻全是徒勞。這是止庵一直持有的對人生真相的看法——最終徒勞一場，但誰說徒勞就是無意義呢？只要不站在天地視角，而是站在每個人的立場上，一切努力都是有意義的，即便徒勞也是美的。他始終想要表達的，便是對徒勞之美的欣賞。

作家止庵。圖/受訪者提供

死者控制生者的故事

《令顔》的內核是一個傳統或者說老派的情感故事，讓人恍惚想起《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和當年的《受命》一樣，這故事在止庵心裏醞釀好多年。如今想起來，他感覺《受命》也許寫晚了，如果在80年代末就寫出來，男主人公冰鋒的同齡人都還是讀者，那麽小說引發的思考或許與今日不同。《令顔》不一樣，不能早寫，要等書中的女主人公程潔已經年過半百，甚至到今天幾乎不再存在類似的愛情時，把它寫出來才有意思。

這一次，止庵把所有男性都推到故事的背景裏，幕前面目清晰的，全部爲女性。以女性視角開展故事，是止庵給自己的一個挑戰，甚至寫長篇小說本身也是，給自己設置困難，再完成。

但這其實並沒有那麽難。止庵說過，“我這個人活到現在，差不多只做過讀書這一件事，如果這能算件事的話。”他從不否認自己喜愛的那些作家對他的影響和啓發，就拿用異性視角寫作來說吧，文學史上可以參考的先例很多，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當包法利夫人被邀請參加一個晚宴和舞會，她強烈地感受到浪漫的氣氛，渴望過上這種生活，她的一生即因此改變，這正是一個女性視角。而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一直緊貼男主人公佟振保，佟振保先後與四個女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從他的立場出發來感受和作爲的。

對《令顔》來說，真正難的是戲中戲。兩條故事線索同時展開，一條爲2019年，北京的一家劇院正在排演已故劇作家陳地的話劇《令顔》；另一條則是劇本《令顔》中的故事，時間跨度從20世紀80年代上溯到40年代，虛與實彼此影響，兩代女性互爲鏡像。

對止庵來說，《令顔》中的劇本創作比寫小說本身更具挑戰性。小說中劇作家陳地曾三易稿，作家止庵也是一樣。止庵一向喜歡讀劇本，寫《令顔》前又集中讀了幾十部。對《令顔》影響最大的是契诃夫的《海鷗》和皮蘭德婁的劇本《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爲此，止庵特意在《令顔》裏安排了一處閑筆，程潔應聘的劇院“正在上演契诃夫的《海鷗》”，向這位文學前輩致敬。

最終，止庵花大力氣爲《令顔》創作出了完整劇本，雖然故意沒有在小說中完全呈現，但幾乎成爲穿起書中各時代人物的最重要線索，在現實故事早已去世的作家陳地，也通過劇本裏的台詞不斷表達著審美觀和價值觀，借助2019年劇院排演的話劇，他繼續“活著”，不但如此，還影響著他身後故事的走向和一系列人物的命運。

兩條線索，虛實交錯，止庵覺得《令顔》的結構比《受命》要複雜精妙得多，但在本質上，二者都是他想寫的過去影響當下、死者控制生者的故事。

長篇小說《令顔》，作者止庵。

真正的小說必須細

止庵有個“故事口袋”，《受命》和《令顔》都是他從這個“口袋”掏出來的、醞釀了起碼30年的故事。今天的我們熟知的他，是以莊子、義和團、周作人、張愛玲研究者的面貌出現的，其實，20世紀80年代，他有過一段把全部熱情放在創作小說之上的日子。

止庵最初的小說寫作課來自父親——詩人沙鷗。那還是1973年，父親在家閑居無事，起念要教授子女們學習寫作，止庵和哥哥姐姐常聚在院裏的槐樹下，聽父親侃侃而談，主要講怎麽寫小說。止庵那時剛上中學，本來就受家庭環境影響酷愛讀書，聽完父親授課，接連寫了好幾個短篇，取材于學校生活。

在正兒八經的習作以外，止庵曾和二哥玩過一種遊戲。先是在棋子上貼些編造的人名，演習類似《東周列國志》的故事，不過國度和情節都出乎自己的幻想，後來覺得有意思，幹脆你一段我一段地記在小本子上，倆人還合作寫武俠小說。家裏房子頂棚一角破了個窟窿，他和二哥每輪流寫一段，就爬上被垛把小本子藏到裏面。有一次被父親發現，擔心有違禁內容，還特意取下來檢查一番，但並沒有予以制止。這大約算止庵最早的創意寫作練習，後來遊戲中止，本子也丟了，但日後失眠的時候，止庵有個自我療治的法子，就是編故事給自己聽，某種程度上，仍然像當年和二哥合編幻想國故事的延續，雖然距離那時已經很久遠了。

止庵最開始學寫長篇小說時，因爲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語來寫城市底層生活，但是發現《駱駝祥子》裏的許多說法，與當時已經頗爲不同，不能照搬，還得靠自己在實際生活中體會，于是就留心胡同裏老頭老太太們平時的說話習慣，隨時加以記錄，以後小說裏對生活細節的留心和捕捉，大約從那時候就開始了。

彼時，期待在文壇大有一番作爲的止庵，卻頗爲不順利，在80年代發表過十來個短篇和一個中篇，沒激起任何水花。他覺得那算一段充滿失敗的經曆，在生活的各個面向經曆“徒勞”，曾經憤世嫉俗，所幸因爲通讀《莊子》而獲得了解開人世間難題的鑰匙。他放下了對小說的追求，轉而去外企做銷售，然後成爲職業讀書人，一下子幾十年就過去了，直到60歲，決定給自己放個長假，才又從當年的筆記裏找出素材，再次開始寫小說。

止庵下過很多看似無用的功夫，說無用是因爲全憑愛好，並無目的。例如看日劇，幾年前他覺得女演員尾野真千子演技特好，于是把她參演的所有電視劇和電影都找來看了，由一個演員入手看影視作品是他自己發明的路數。迄今止庵並沒寫過任何有關日劇的文章，但日劇以細致入微的生活細節來推動情節的刻畫方式，卻滋養了止庵的小說。在他看來，日本小說也是如此，人物的情感寄托于一系列細節，這些細節看似普通，實則既深厚又深刻，其中體現了作者獨特的理解發現。

《受命》裏，止庵以學醫時學到的科學精神去面對書中80年代的細節，到了《令顔》，他簡直更進一步，以繡花般綿密的細節，灌注生活本身散發的氣韻。“情節可以虛構，但細節無法編造。細節一旦不真實，讀者就會感到整部小說都虛假了。”止庵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他看來，細節像是衣服的針腳，一個地方沒縫嚴，多好的料子也顯得差勁了。

事實上，如今很多小說並沒有細節，寫人喝醉，就是“一杯接一杯，把自己灌醉”，在止庵看來，這好像個故事大綱或是影視劇梗概，可能人家的目的本就如此，也方便快節奏閱讀，但他自己接受不了。他覺得真正的小說不能粗略，要而不繁，他喜歡的小說幾乎都是這樣，例如張愛玲最長的那本《半生緣》，曼桢和世鈞相遇後並沒有發生什麽事，就是每天上班，到飯館裏吃飯，筷子有點髒，洗洗筷子，曼桢手套丟了一只，世鈞給找回來，他們的關系就在這一件件小事裏展開，成了情侶。

這樣寫當然難，因爲得對日常生活足夠了解且感受敏銳。《令顔》要寫話劇的排練，沒見識過話劇劇組生活的止庵遲遲沒能動筆，正發愁能去哪兒體驗生活的時候，恰好有個劇院請他去當文學顧問，于是，他得已完整地觀看了一部話劇從建組到演出的過程。他每天與演員們同去劇組，觀察導演與演員排練怎麽交流，休息時做什麽，隨時做筆記，記下了數萬字。就連保潔員平時在樓梯下休息的角落，他都去細心看了。書裏楊新米醉酒的酒吧也有原型，止庵請朋友帶自己去仔仔細細轉了一圈，酒水單子、不同的酒匹配什麽樣的酒杯、酒鬼什麽樣，他全記錄下來，最終，書裏楊新米喝醉那一夜的點點細節，推動了互爲鏡像的兩代女性，走近彼此。

“總框架搭建好後，少寫意外事件，多寫日常生活，讓人物關系在其中不斷發展，故事通過一系列細節來累積推進。”這就是止庵想寫的小說，《受命》如此，《令顔》更加極致。

對人物遭遇不施以援手

對人生本質的理解仍然藏在小說裏。《令顔》看似是愛情主題，其實不然，其中沒有一段愛情完滿，甚至沒有閃光，放下或不放下，都是困境，都不滿足，都爲其所苦。在他的兩部小說裏，既沒有冰釋前嫌的釋然，也沒有得償所願的痛快，止庵從不對筆下的人物稍加憐憫或予以拯救，這是他一貫的創作觀。

他小時候讀魯迅，對《明天》久久難以理解，總覺得單四嫂子很無辜，爲什麽她的兒子一定要死呢，而且最後連夢也不能夢見。《藥》的結局也是，華小栓是否也可以有別一種結局，即他吃了蘸了夏瑜的血的饅頭，病勢竟好轉了呢？這或許于作品的藝術震撼力有所減弱，但是在主題上並無大礙，至少提出這種可能性是無妨的。他開始思考，魯迅如此選擇，除了藝術方面的考慮，是否也有別的因素。止庵由此感受到魯迅作品中的殘酷或死亡之美，這在以往中國小說中幾乎見不到，魯迅小說的魅力和力量，至少有一部分因此而産生。

1984年，止庵開始讀張愛玲，發現她同樣如此。尤其是《色，戒》結尾，“他一脫險馬上一個電話打去，把那一帶都封鎖起來，一網打盡，不到晚上十點鍾統統槍斃了。”主角“王佳芝”的命運結束在“統統槍斃”四個字裏，她的死微不足道。

現在的小說家偏溫情，沒到懸崖邊上就轉回來。而在止庵的現代文學觀裏，魯迅和張愛玲是在金字塔尖兒上的，因爲只有他們，才真正做到決絕，這是真正的上帝視角——“天地不仁，以萬物爲刍狗”。止庵醉心于這樣的作品，因爲作者不因人物的無辜和悲劇而施以援手，這是超越人間的物外視角。

在他看來，這就是生活的真相。當年在醫院當牙醫，他的一個同學幫一位紅光滿面的老人做了一副義齒，一星期後，一個中年婦女來取假牙，說要放進父親的骨灰盒裏。《令顔》幾乎寫完時，止庵總覺得結尾缺點什麽，有一天出門散步，在公園一棵樹上看到一串刻痕由深至淺的“愛情記錄”：“2011、12、13……18，分了。”這段源于生活的真實，被他寫進小說，正契合了程潔的人生。《令顔》寫了愛情，但真正要探討的，還是背後的人生——一個人怎麽活過自己的一生，自己不一定清楚，別人也無從評價。

止庵認爲好的文學作品，不會用虛假的安慰哄騙讀者，而是寫出人生的真相。“這樣反而可能使人讀了之後變得堅強，我自己從閱讀中就是如此獲益的。”作品裏，他用“天地”的視角，只創造，不幹涉，作品外，他當然自居“萬物”之一，認真過自己的生活。

《令顔》完成的同時，他還打磨出一本關于張愛玲研究的全新著作《張愛玲事迹》，他覺得自己研究張愛玲20多年，一直編書和整理原稿，偶爾發些議論，是時候專門寫一本有分量的書了。他一向信服加缪說的“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他想盡量讓自己的人生充分一些，多樣一些。當然，和多數人比起來，他的經曆已經足夠多樣，當過牙醫、記者、外企銷售、編輯，後來又是作家、學者，還是讀書人，影視愛好者和美術愛好者。盡量讓人生活得豐富，大概算無意義中的意義。即便在天地看來，徒勞是人生的本質；但畢竟在萬物自己眼裏，各有各的作爲和旨趣。

記者：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