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革命形勢一日千裏地發展著，東北的部分地區已經解放了。

在這即將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時刻，同志們並沒有忘記那些爲了這勝利的到來出過汗、流過血的戰友。“賀子珍，你在哪裏？”許多同志發出了這樣的呼喚和詢問。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麗，就是帶著戰友們對賀子珍的深切思念，來到蘇聯的。

王稼祥夫婦

他們踏上莫斯科的土地，就到處尋找、打聽賀子珍的下落。他們終于了解到，賀子珍被關在伊萬諾夫市的精神病院裏。于是，通過組織的渠道，向蘇方提出，要見一見賀子珍。朱仲麗是個醫生，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親自察看一下賀子珍是否確有精神病。特別是，他們多麽想親眼看到，受了那麽多苦難後的賀子珍，如今怎麽樣了。蘇方終于同意了。

見面後，王稼祥夫婦細心地打量著站到面前的賀子珍。她身材消瘦，戴著一頂法國式的圓形無邊帽，遮蓋著那被剃光了的頭。上身穿著黑灰色薄呢子西裝短衣，下面穿著一條黑裙子，一雙半高跟的圓頭皮鞋。他們看到，賀子珍雖然經曆了如此巨大的悲痛，受到如此嚴重的磨難，但她的容貌如初，神態安詳沉著。

賀子珍

戰友的重逢，使賀子珍有說不出的喜悅和高興，她激動地說不出話來。

王稼祥問道：“賀大姐，您身體好嗎？”

“還好。”賀子珍簡單地答道。在瘋人院住了幾年，一直混在精神病患者中間，她的中國話已不很流利了。

“賀子珍同志，您這幾年受苦了，我代表國內的同志向您問候！”

一股暖流頓時滋潤了賀子珍那枯萎的心田。在瘋人院的日子裏，她從沒聽到過類似的問候，于是她露出了一絲喜悅的表情，說道：“你們是從國內來的嗎？”

“是的。”朱仲麗邊說，邊削蘋果，削好後先遞給賀子珍，賀子珍感激地看了朱仲麗一眼，擺了擺手。朱仲麗又把蘋果遞給了嬌嬌（賀子珍和毛澤東的女兒）。

賀子珍、李敏

王稼祥夫婦發現，賀子珍是一個神智非常清楚的正常人。他們向賀子珍介紹了中國國內這幾年的情況。賀子珍聽得非常仔細，非常有興趣，還不時提出一兩個問題，請他們講述得更詳細些。

回去之後，王稼祥問朱仲麗：“我看她精神沒有失常，你看對不對？”

“是的！”朱仲麗肯定地回答，“這些年也難爲她了，一個正常人常年累月關在瘋子中間也難免有點癡呆，這是可以理解的。稼祥，咱們應該馬上拯救她！”

于是，他們夫婦在莫斯科據理力爭，要求把賀子珍從瘋人院接出來。第一次被頂了回來。王稼祥又第二次提出。正當蘇聯的聯絡員想否定時，朱仲麗以一個醫生的身份出來說話了：“我是大夫，賀子珍是不是瘋子，帶出來看看嘛！”這實實在在的話，博得了友好國家同志的贊成，蘇聯的聯絡員也不好推辭了。

賀子珍、李敏

當賀子珍站在他們面前時，這蘇聯聯絡員也大爲驚訝，天下怎麽有這般荒唐的事，將一個好好的人關入瘋人院好幾年？

賀子珍爲什麽會被關進瘋人院呢？這一切還要從嬌嬌生病說起。

當時，五歲的嬌嬌突然生病，渾身抽搐，可能是急性腦膜炎。蘇聯的醫生覺得沒救了，要把她送到太平間。賀子珍不相信醫生說的話，堅持要給女兒治病。她把嬌嬌接回家，用自己種的土豆換了半杯牛奶，一小包白糖。就這樣，在賀子珍的悉心調理下，嬌嬌漸漸康複。

但是，厄運並沒有離開賀子珍，一場新的迫害即將降臨到她的頭上。

國際兒童院的院長是個蘇聯女人，她要賀子珍把嬌嬌送來兒童院過集體生活，賀子珍不肯，兩人就吵了起來。這個院長見賀子珍竟然敢頂撞自己，就誣蔑賀子珍是瘋子，要把她關進瘋人院。

關于這件事，直到晚年，賀子珍都堅持認爲，她在蘇聯遭受的這場迫害，有王明的插手，院長不過是個公開露面的打手罷了。

賀子珍、賀敏學

賀子珍既害怕，又憤怒，她反抗得更激烈了。而她的一切反抗，在院長的眼裏，都是異常的表現，這更證明了院長的看法：她瘋了。于是，一張賀子珍患神經分裂症的報告，送了上去。不久，一輛漆著紅十字的汽車，強行把她拉進了伊萬諾夫市的精神病院。

言歸正傳，在王稼祥夫婦的幫助下，賀子珍終于獲救了。

王稼祥問賀子珍：“你今後打算怎麽辦？”

“回國去！”賀子珍毫不猶豫地回答。這是她思考了多年，如今才有機會說出來的一句話，她的態度非常堅決。

王稼祥覺得，這件事牽涉到毛澤東的家庭，不便擅自處理，便打了一個很長的電報給毛澤東，報告了賀子珍的狀況和要求，請示如何處理。毛澤東很快回了一份電報：“同意回國。”于是，王稼祥決定，等他辦完公事，便把賀子珍母女帶回國來。

賀子珍（右二）

在離開蘇聯之前的那段日子，賀子珍同女兒住在莫斯科。她在王稼祥夫婦的關照下，到公園去散散心，到劇院去看看戲，那種長期受到壓抑所造成的憂郁心情逐漸消失了，她那熱情的性格又複蘇了。她在黨和同志們的關懷下，得到了新生。

1947年冬天，賀子珍帶著女兒，在闊別祖國九年以後，終于踏上了歸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