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貶谪黃州後，築室于東坡，自己開荒種地，從此自號東坡居士。元豐六年，侍妾朝雲爲東坡生了個男孩，起名遁兒。依照舊俗，嬰兒出生三日或滿月時，需要爲其洗身，稱“洗兒”。三日洗禮，東坡寫了一首“七絕”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幽默的東坡與世人開了次大玩笑，他借洗兒之機，又以“洗兒”冠名，創作了這首“怪詩”。一些學者順題索骥，紛紛誤入“洗兒”的藕花深處，引發詩外之詩。

明代名臣楊廉寫了首與東坡公開唱反調的詩：“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占多。愧我平生愚且魯，生兒哪怕過東坡。”明末清初文學家錢謙益也寫了首《反東坡洗兒詩》：“東坡養子怕聰明，我爲癡呆誤一生。但願生兒狷且巧，鑽天蓦地到公卿。”此詩也曾引發過當代知名學者的異議。南懷瑾先生曾批評此詩“可笑”。他還說：“世界上哪有這種事？ 生個兒子又笨又蠢，像豬一樣，一生中無災無難，一直到高官厚祿，這個算盤打得太如意了。”還有學者認爲“愚且魯”是要求兒子隱匿鋒芒，學會揣著明白裝糊塗，避免成爲衆矢之的。

古今種種爭議均圍繞兒輩教育與前程展開。筆者以爲東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詩諷刺北宋社會。爲官期間東坡是關心民衆疾苦的清官，仕途上經曆過春風得意的峥嵘歲月。但這位舉世罕見的天才命運多舛，元豐二年的“烏台詩案”使他蒙受一場刻骨銘心的冤獄，爲其一生埋下深重的陰影。

元豐二年三月，蘇轼從徐州遷知湖州。據《宋史》蘇轼傳記載：“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補于國。禦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爲讪謗，逮赴台獄，欲置之死，鍛煉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上文中“媒蘖”意指借端誣罔構陷釀成其罪，“讪謗”即誹謗。就是說禦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斷章取義地抓住蘇轼湖州謝表和詩詞中只言片語，以不實之辭對蘇轼進行誣陷、誹謗，導致蘇轼入獄。從宋史記錄看，蘇轼無罪之有。烏台詩案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對蘇轼的人身陷害，是徹頭徹尾的文字獄。

在此案處理過程中，對蘇轼投石下井的還有時相王珪。據葉夢得《石林詩話》記載：“元豐間，蘇子瞻系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轼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轼《桧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龍飛在天，轼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桧，何預朕事！’時相語塞。”此文中時相乃宋代著名的“三旨相公”王珪。王安石罷相後，變法派人才危機。元豐年間的宰執大臣，大都才具平庸。王珪爲相，庸碌低能，少有建樹，只會恭敬從命。此類朝官與禦史台酷吏沆瀣一氣，妒賢忌能，陷害人才，誠可謂愚且魯也。

烏台詩案發生後，朝野震驚，波及後宮。各方人士反應不盡相同。王安石是熙甯變法時的宰相與新黨領袖人物。蘇轼與王安石曾有過政治分歧。王安石對烏台詩案的態度是鑒別此案性質的重要參考依據。烏台詩案發生後，王安石、張方平等老臣曾積極營救蘇轼，王安石還力挽狂瀾地上書神宗皇帝說：“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君子一言，一語定性。王安石此言與《宋史》蘇轼傳相互映證，足以說明“烏台詩案”就是一場陷害人才的冤獄。

東坡一生，一貶再貶，從黃州、惠州再到儋州，這一切禍根均應從“烏台詩案”算起。《洗兒詩》正是在這種令人壓抑的逆境中創作的，“烏案”後數年，東坡在黃州發表了這首令世人振聾發聩的洗兒詩。面對北宋元豐年間的文字獄壓力，東坡采用幽默的筆法來抒發內心的憤怒。幽默是辭格的一種，是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手法，揭露社會生活的弊端，抓住幽默特色是解鎖此詩的鑰匙。

“我被聰明誤一生”既是穿越時空的呐喊，也是雷鳴般的憤怒與控訴。“但願我兒愚且魯”既是憤激之詞，也是指桑罵槐的雙關語。詩中“愚且魯”與“到公卿”之間顯然是存在強烈的邏輯反差，正是這種強烈的反差把這首詩的諷喻意味推向了頂峰。與東坡坎坷的人生遭遇相比，王珪、李定、舒亶、何正臣這類人物無所作爲卻青雲直上，可謂“無災無難到公卿”。詩中“我被聰明誤一生”與“無災無難到公卿”兩相對照，愈發彰顯北宋元豐年間錯勘賢愚、不愛惜人才的晦暗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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