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是解放戰爭的曆史遺留問題，也是現今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分裂，造成中華民族骨肉分離、金瓯有缺；分裂，讓外敵趁虛而入，成爲敵人可以任意拿捏的軟肋。爲了解決台灣問題，我們探討和設想了許多方法，其中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無疑便是武統。
但是武統，往往意味著同胞相殘、同室操戈，意味著無數生命的隕落，意味著無數財富的喪失。如果武統造成台灣成爲一片廢墟，人民死傷枕藉，那麽即使台灣重歸版圖，同樣也是民族的悲劇。
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爲善之善者也”。武統其實也有很多方式，相比于硬橋硬馬地硬上，其實也有巧妙的、傷亡極小的方法。對此，作爲大軍事家的毛澤東和粟裕，對此實際早有探討。
在毛澤東等領導人看來，策反無疑是傷亡和代價最小的途徑。
在解放戰爭中，我軍有很多極其成功的策反經曆。解放戰爭初期，我們成功策反了新八軍軍長高樹勳。1945年10月30日，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勳率一萬余人起義，開啓了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大規模起義的先河。
其後在濟南、長春、北平以及長沙，我軍利用多種手段，相繼策反了吳化文的96軍、滇系第60軍、傅作義集團以及陳明仁兵團。大大加快了我軍對這些堅城的解放進度，也減少了人員傷亡以及對城市的破壞。
在對台問題上，我軍同樣想利用策反手段，實現台灣防禦的內部爆破，最終通過裏應外合而解放台灣。
毛澤東曾說，攻取台灣要有兩個條件，主要靠空軍和內應，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在這裏，毛澤東把我軍最爲擅長的策反放在了攻台條件的首位，對此寄予厚望。
與毛澤東一樣，粟裕也對台灣的策反工作十分重視，他曾說：
“對策反對象可放寬尺度，工作面可更廣泛一些，即使是戰犯也可包括在內。只要他接受我們的和平條件，甚至將來你當正的，我當副的都可以。”
然而可惜的是，由于種種原因，策反工作並沒有取得理想的成績，這是爲何？對此，粟裕做了如下評價：
“雖整個形勢對開展策反頗爲有利，但由于敵軍猥集島內，特務集中台灣，其對蔣軍官兵除以立功選模等方法進行欺騙外，並進行嚴密的監視和逮捕鎮壓等毒辣手段，我對台敵策反工作已有進展，但由于蔣特管制甚嚴，不易活動與聯系，更不易形成一支有力的力量，因此不能算入戰役組織的計劃之內。”
由此可見，毛澤東和粟裕所寄予厚望的策反工作，其實是失敗的。這是爲何？
首先，蔣介石吸取國民黨軍山頭林立、雜牌和中央軍並存的弊端。國民黨的部隊剛到台灣，便立即予以繳械以及打散重組，奪取雜牌軍將領以及一些黃埔舊將的兵權。這樣一來，國民黨的山頭問題便得到了解決。
在我軍的策反工作中，往往從對蔣政權忠誠度較低的雜牌軍入手。如今台灣沒有了雜牌軍，自然難以下手。
其次，蔣介石改組了特務機構，使此前極端無能的國民黨特工組織變得十分高效。利用這些特務組織，蔣介石在台灣進行了戒嚴以及白色恐怖。據陳誠記述，1950年1月至7月，台灣共破獲“共諜”案300余宗，捕殺1000余人。他得意洋洋地說：
“半年來潛台“共諜”組織，幾已摧毀殆盡。”
除了蔣介石對國民黨軍改組以及實施白色恐怖之外，我軍在軍事上的挫折也加劇了策反工作的難度。
從1949年10月開始，我軍在對大陸沿海島嶼進行攻擊時連續遭遇挫折，我軍相繼在金門、登步島以及南日島慘遭落敗。
攻取金門、登步這樣的近岸小島尚且如此艱難，要跨越寬大海峽進攻敵軍重兵猥集的台灣，顯然更加困難。歸根結底，我軍陸軍確實厲害，但是海軍和空軍依然跛腿。依靠機帆船，是不可能解放台灣的。
有了這樣的前提，台灣原本浮動的軍心穩定了。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國民黨軍更加有恃無恐，甚至還有余力叫囂，要派第52軍去朝鮮參戰。
在國共內戰中，策反工作的成敗很少取決于國民黨將領本身的覺悟，而取決于我軍對敵軍絕對的軍事優勢。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例如在平津戰役中，傅作義之所以心甘情願地讓北平無血開城，讓20萬國民黨軍接受改編，並非因爲他對共産黨有多認同，而是因爲我軍在新保安戰役中全殲其起家的第35軍，僅用31個小時便攻克了天津城，四野的重炮已經指向了北平。傅作義與其說是起義，不如說是接受了城下之盟。
針對策反工作來說，形勢比道義更有說服力。
如果你只靠講攻打北平會造成人民大量傷亡、會造成古迹的破壞，我敢說你即使說破嘴皮，傅作義的眉毛也不會動一下。但如果你說：“我們只用24小時就能攻克北平，到時候你就將成爲戰犯，接受人民的審判。”傅作義立即就投降了。
針對台灣的策反工作也是一樣，單純依靠地下黨、親共國民黨軍將領是絕對不行的，必須要對台灣有一種泰山壓頂一般的壓力。在重壓面前，就算是鐵做的房子也會崩壞，住在裏面的人也不可能心如平湖，就一定會想辦法脫身。如果在戰場上，給不了台灣以壓力，策反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即使部分台軍將領想要起義，下面人也不會服從。
因此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利用策反手段以較和平的手段解放台灣，其時機實際並不成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經營和隱忍。說白了，就是韬光養晦。
到了2010年後，我國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軍費逐年提高，台灣形勢終于出現了質變的態勢。
在空軍方面，我們的空軍與台灣空軍不僅在數量上完爆對手，質量上也形成了代差。人民空軍的五代機——殲20，足以殲滅台灣的陳舊的F-16v、幻影2000以及“經國號”。
至于海軍，人民海軍隨著一輪輪地“下餃子”，已經擁有了3艘航母。並且還擁有包括055 、052D在內的重型驅逐艦；而台灣僅僅只有4艘美國淘汰下來的驅逐艦。無論是技術上還是數量上，台灣同樣不能和大陸相提並論。
至于“炮多”，我軍不僅有“遠火”爲中堅的超遠程火箭炮，武器庫中還存放著大量“二炮”，即中遠程導彈，足以覆蓋台灣全島，足以壓制敵人的火力。
要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我們很多武器甚至連台軍都壓制不了，更何況趕來支援的美國第七艦隊。但到了今天，形勢已經完全逆轉了。
我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完全壓倒了敵軍。相對于美軍，美軍僅僅只是在遠洋作戰中有優勢，但我軍在近海卻足以完爆美軍，我軍的“東風快遞”可不是好玩的。美國航母編隊進入第二島鏈時，就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腦袋是否還在肩膀上。
因此，我軍已經有實力給台方、美方講講形勢。
佩洛西竄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進入中國台灣省環島海域行使主權，展開全方位全要素諸軍兵種聯合實彈鎖島演訓。
這是我軍首次在台島的領海、內海行使主權，我軍首次將演習範圍覆蓋到台灣島的外海。那麽美國和西方的反應是什麽呢？只能幹瞪眼
18條國際航線每天300多架次航班，規規矩矩地改變了航線或取消了航班。也就是默認了我軍對台灣外海的控制。
這也表示，美日通過外海給台灣提供增援，是行不通的。台灣不要以爲能夠像烏克蘭那樣，能夠毫無阻礙地從西方獲得武器。
其次，演訓了我軍對台的戰役布式——通過全方位全要素諸軍兵種聯合實彈鎖島演訓，我們營建了常態化的預設戰場。它特點是“三隨”。即隨常偵察、隨時可打、隨處可攻。我軍052D型導彈驅逐艦南昌艦，已經抵達距台灣花蓮和平電廠煙囪只有6海裏左右的距離了。
我軍不僅能在台灣內海發動攻擊，同樣也能攻其腹背，很快實現登陸。
最後，演訓也讓美國露出了底褲：美軍停飛了所有的F35戰鬥機；五角大樓推遲了彈道導彈試射；裏根號航母艦隊後退了數百公裏。
而這也讓台獨分子們看到，美國主子的大腿抱不得
如此一來，台獨分子們就將面臨嚴重的“囚徒困境”。那麽啥叫“囚徒困境”呢？是指兩個被捕的囚徒之間的一種特殊博弈，說明即使合作對雙方都有利時，保持合作也是困難的。
在我軍的絕對軍事優勢之下，即使鐵杆台獨分子也要掂量掂量自己未來的下場。我們早就頒布了“反國家分裂法”，對于這些台獨分子早就有法可依。一旦武統發生，他們便將成爲戰犯，將會受到法律的嚴懲。因此對于他們來說，最有利地莫過于向我軍投誠。如此一來，策反的時機就到了。
曆史經驗表明：敵人走投無路之時，就是我軍政治攻勢大有作爲之際。
只要迷途知返，人民是會寬恕甚至獎勵他們的，畢竟傅作義、程潛等人都曾被主席列爲戰犯，但只要投奔人民，人民依然能讓他們身居高位；周恩來甚至說，只要蔣介石如果主動與大陸統一：“官肯定比我大”。
由此可見，對于台獨分子以及台軍將領來說：抗拒統一，危害極大；擁抱統一，收益極高。民族罪人和民族英雄，只在一念之間。
事實上，在我軍軍事實力高度發展之時，台灣方面就已經風聲鶴唳了。2012年台灣陸軍少將羅賢哲因間諜罪獲無期徒刑，是台軍近50年來遭對岸策反的最高階級共諜。
爲此，台情報機構還專門推出所謂“自白條款”。與大陸合作的台軍將領只要能主動“自首”，就可獲得減刑。由此可見，台軍高層的動搖實際由來已久。
到了最近，台灣更是“共諜案”頻發，有一種回到“戒嚴”時代的“美感”。台媒曾炒作，大陸耗費1500萬美元（約1.08億人民幣），“策反”台空軍一名中校，一旦確定可以執行任務，可先付訂金100萬-200萬美元訂金。媒體還煞有介事的說，大陸曾要求該飛行員在今年6月，山東艦途徑台海“中線”的過程中，駕駛CH-47運輸直升機降落在山東艦上。
而這則謠言，不過是台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一個縮影。台海還沒開戰，台軍就已經上下相疑，胡亂指責對方爲“共諜”。如果台海真的開戰，恐怕就是畫面太美，不敢再看。如果策反工作足夠成功，我軍甚至可能以“零傷亡”的代價實現登陸作戰，以皆大歡喜的形勢迎來祖國統一的美好結局。從現在的形勢看，大規模的“策反”和滲透已經成熟。
對于我軍的策反工作，即使強如美軍也只能幹瞪眼。畢竟美軍不敢大規模入駐台灣，台軍官兵如果想棄暗投明，美軍也阻止不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並不是火急火燎地發動“武統”，而不是不斷加強自己的內力，給美日台造成更大的壓力，壓碎台軍這只“鐵烏龜”的龜殼。我們完全不用急，急的是台獨分子以及反華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