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紀東無意看到了總理寫得幾句戲文，讓他心裏很是難受。

紀東作爲周恩來身邊的秘書，自然知道周總理此時的心情。

1968年，24歲的紀東來到了周總理的身邊。當時的他立即答應要去，他只是覺得高興很是光榮。他保證完成任務。

當他後來回想起來，表示那種回答只是一種感情上的沖動，一種光榮感的支配，他並沒有考慮到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務，自己是否具備條件，也不知道秘書是幹什麽的。

其實在1962年他見過周恩來一次，當時的他只是一個執勤的小戰士。那個時候周總理正在和人談話，燦爛的笑容他一直都記得。

來到西花廳上班之後，他終于見到了周總理，當時周總理剛剛從人民大會堂開會回來。他看到總理的絡腮胡子很重，頭發已經花白，比六年前見他那一次蒼老了許多，看起來也沒有那麽容光煥發，背也有些駝了。

幾個月過去了，周總理一直都沒有找他談話。

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總理才把他叫了過去。他告訴他之前一直都沒有時間，不過現在他做的一部分工作也非常不錯，也並不打算給他提要求，只有一條，你要注意保密，這是紀律。這次談話後，紀東正式成爲周恩來的秘書。

當然，在這過程中，周總理也非常注重對他的教育。

1969年的冬天，中南海雖然有了暖氣，但有一部分的老同志，這個冬天卻格外寒冷。

一天，他接到了李富春辦公室的電話，說家裏的溫度有些低，希望總理能給有關單位說一下，能把暖氣燒好一些。總理聽後，氣呼呼地說了三個字：“勢利眼！”

之後他對紀東說道：“做人啊，不能做勢利小人，特別是在人家倒黴的時候！”隨後要他去告訴中央警衛局的領導，保證李富春和其他同志家裏的暖氣供應。

紀東也知道，李富春這些老同志如果不是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也不會找總理開口。

紀東立即執行了總理的指示，兩天之後，他向總理彙報了落實的情況。

那個時期的周恩來，日理萬機，他作爲秘書，也目睹了周總理在那段特殊的曆史時期裏，工作和政治生活中的苦和難。可以總結爲四個方面，一是累，二是氣，三是憂，四是憤。

1970年，他在辦公室整理文件的時候，看到了總理寫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幹。

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幹。

他清楚這是總理在無奈之下寫的，他們知道二八月亂穿衣，冷不定，熱不定，天氣變化無常，因爲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時候。

總理寫這幾句詩就是發泄，發泄內心的痛苦和無奈。但是寫完之後他還得爲大局著想，去工作。

1972年5月，周總理被查出有膀胱癌，但他的工作並沒有停止。在他的努力下，解放了大批老幹部，恢複了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職務。在經濟上，國民經濟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可進入1973年，政治空氣也逐漸變得凝重。周總理的病情也越來越嚴重。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來再也無法離開病床站起來，在這期間，他仍然努力工作著。大家都非常心疼他，關注著他的身體。但總理總會跟他們說，我是國家的總理，這個時候我不管誰管，這個工作我不做誰做。

紀東回憶，總理喜歡聽京劇、愛打乒乓球，喜歡和小孩子們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後這幾年，卻都沒有時間，這些都是難得的享受，對他來說，睡覺都是一種奢侈。

在住院期間，總理經常會打電話給秘書們交代事情，也會叫他們去當面交代事情，清理文件。

1975年12月31日，這段時間，總理總是昏迷清醒不定。一天，周總理清醒以後，他告訴衛士要見紀東。紀東過去之後看到病床上的總理已經是非常消瘦了。

總理擡起他的右手，用微弱的聲音說道：“你們來了，問家裏同志好，我累了。”就這三句話。紀東回憶，這時距離他逝世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才說他累了。

在這時候，周總理又陷入了昏迷。衛士告訴他們，你們很幸運，老人家跟你們說話的時候很清醒。沒想到，這竟是他們最後一次見到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