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範某明，身爲長治潞州五馬街道中山頭村的一名村民，我不得不站出來，勇敢地揭露我村村長、村支書姚某平的涉黑涉惡行爲。那是一場發生在2008年夏天的噩夢，讓我和我的家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至今仍然無家可歸。現在，請允許我詳細敘述那段黑暗而屈辱的過往。

2001年春，村子進行了一場農田改造。村委會與我進行了深入的協商，希望我家能從舊日的宅院遷出，遷入村委會所在的樓房。他們承諾，會爲我範家安排一處嶄新的住所。然而，事情並未如預期般順利。

我家遷入的那座村委樓房，實際上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建築。每逢雨天，雨水便會肆無忌憚地湧入屋內，造成“外面大下，裏面小下”的尴尬局面。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我們全家老少被迫居住了整整七年。

在這期間，我多次向村委會提出要求，希望他們能夠兌現之前的承諾，爲我範家提供一處安全舒適的住所。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村委會的領導們對此一直采取回避的態度，互相推诿，置我們的困境于不顧。

2008年5月，我收到了村委的通知，他們計劃拆除我家現住的房子，以在此地修建養老院，並限定我們全家在三天內搬離。我們的老宅在數年前已被村委拆除，而現在又要求我們離開這座危險的建築。這樣的安排讓我們全家無處可去，感覺像是被逼上了絕路。從那時起，我們全家一直處于高度緊張和恐懼之中。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2008年6月30日下午4點左右，村支書姚某平召集了副村長李某、路某軍、常某、陳某、牛某軍、牛某龍共六人，他們手持帶鐵釘的木棍，氣勢洶洶地沖到了我家門前。他們大聲叫嚷著要拆掉樓梯，並狂妄地聲稱：誰敢阻攔，就打死誰。面對這樣的威脅，我立即撥打了報警電話。然而，當警方趕到現場後，他們卻以拆樓梯不屬于他們的職權範圍爲由，選擇了離開。看到警方的無動于衷，這夥人更加肆無忌憚，開始動手拆樓梯。我試圖上前阻止，但他們卻對我一家老小大打出手。此時，我妹妹再次撥打了110報警電話。然而，當新的警方王某強等人趕到現場時，他們卻眼睜睜地看著我們全家被惡霸打倒在地，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整個現場慘不忍睹。

在這個過程中，村支書姚某平還在一旁叫囂著：“打死我負責”。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的小兒子範某紅夫妻急忙趕到現場，看到家人被打的慘狀後，他們帶著受傷的老小趕到了城區政F，找到了某領導。然而，該領導只是看了一眼，便說：“該下班下班，出任何問題我負責”。

隨後，區信訪領導將我家受傷的幾口人送到了醫院接受治療。經過檢查，我年近7旬妻子宋某香的鎖骨、腰骨及肋骨多處被打骨折，無法動彈，至今仍臥床不起；大兒子範某紅的左小腿被打骨折；二兒子範某紅的頭部受傷。

自事件發生至今，以及隨後的兩次住院治療，我們未曾獲得來自村支書姚文平以及那位傷害我們親人的凶手的任何關心和慰問。爲了治療家人的傷病，我們已經背負了沉重的債務，生活的每一餐都成了難題。作爲社會的弱勢群體，我們深深感受到了無助與絕望，全家再次被困境所困擾。

姚某平對我和家人的欺淩，似乎已經演變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2015年11月30日，僅僅因爲我的疏忽，忘記了姚某平的孫子三歲生日沒有送禮，他竟然在12月20日對我和我的孩子施加了殘忍的暴力，導致我身受重傷，骨折不已。當派出所的警方聞訊趕到現場時，姚某平堅決拒絕支付醫療費用，導致警方無奈離開。在寒冷的天氣中，我孤獨地躺在地上，曆經了160多個小時的煎熬，期間不僅停水停電，連基本的生活用氣也被切斷。最終，我在痛苦中躺了整整八個月，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傷害。

于是，我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上訪之路。然而，令人憤怒和無奈的是，長達十多年的上訪投訴之路。那個曾經對我施暴的凶手至今仍逍遙法外，仿佛法律的制裁對他來說只是一紙空文。

面對這樣的欺淩和壓迫，我，範某明，一名普通的村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我必須站出來，借此平台，爲我和我的家人爭取應有的尊嚴和權益。姚某平，作爲我們村的村長和村支書，他的行爲已經嚴重違背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線，他的所作所爲已經深深地傷害了我們全家的身心。

在此，我強烈呼籲有關部門能夠盡快介入此事，對姚某平及其同夥的涉黑涉惡行爲進行徹底的調查和處理。我們不能讓這樣的惡霸繼續在我們的社區中爲非作歹，我們不能讓無辜的村民再次遭受他們的傷害。我們需要公正，我們需要公平，我們需要一個安全、和諧的生活環境。同時，我也希望廣大市民能夠關注此事，爲我們的正義之聲提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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