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引發反秦起義的陳勝，史記記載是“陽城人也。少時，嘗與人傭耕。二世元年七月，發闾左適戍漁陽”，因此陳勝少時或無地佃農、或少地但仍需佃地，秦二世時被強迫戍于漁陽。

其中，適通谪（zhé），是帶有行政處罰性質的徭戍。可見，陳勝之所以被谪戍，原因在于他的身份是“闾左”。

但史書對“闾左”記載極少，僅見于《淮南子》、《史記》等文獻，而且語焉不詳，並未解釋何謂“闾左”，如此也就難以判斷陳勝當時的真實身份。新中國之後，考古發現張家山漢簡，破解了這個謎團，更重要的是據此也可以看到秦朝爲何二世而亡。

關于“闾左”，史書上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

《漢書·晁錯傳》記載：“先發吏有谪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闾，取其左。”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漢武帝爲了保持前線兵力，于是發布“七科谪”，範圍爲“吏有罪，亡命，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

兩相比較，秦漢“七科谪”有六處相同，僅有一處不同，即秦朝是“闾左”、漢朝是“亡命”（削除戶籍而逃亡在外）。據此綜合各種文獻，學者盧南喬1978年在《“闾左”辨疑》中判斷“闾左”即爲“亡命”，這一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

但問題是，晁錯說秦朝最後才征招“闾左”之人，而漢武帝時的“亡人”排在第二位，兩者可能是同一意思嗎？

如果陳勝是不給國家交稅的逃籍者，那麽被抓去戍邊，其實再正常不過了。但如果陳勝是逃籍者、是個刑徒，爲何能成爲“屯長”，爲何起義之後能一呼百應？

在湖北江陵地區，考古出土的“張家山漢簡”，是西漢初年的文獻，包括《二年律令》、《奏谳書》、《脈書》、《算數書》等，其中一些文獻推翻了上述觀點，比如張家山漢簡記載：“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居民裏中者，以亡論之。”其中，闾與裏都是基層行政單位，但秦漢之際兩者已經合流，猶如姓與氏合流一樣。

既然要將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這些刑徒的戶籍從“裏”中移除，作爲沒有戶籍的“亡人”處理，那麽豈非說明闾裏所居實爲平民或良民？

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竹簡記載：漢文帝時，“鄭裏”幾乎所有居民都向官府借貸種食，他們自有土地很少。而這與史記對陳勝的描述相符，即“嘗與人傭耕”。因此，“鄭裏”居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低下，屬于標准的平民。

因爲秦俗尚右，因而豪族居于“右”，故而有“豪右”之說；與之相反，左邊居之不祥，富豪不願居，只能平民居住于此，故稱“闾左”。兩者合起來，就是“豪右闾左”。

如果“闾左”即爲平民，那麽說明陳勝爲平民，秦朝強制戍邊的範圍，已經擴大到了普通平民頭上（規模多大不知，但陳勝吳廣率領的是“九百人屯大澤鄉”），如此喪心病狂，必然引發民怨沸騰，如此秦朝不亡真就沒有天理了。但問題是，秦二世真會如此瘋狂，如此胡作非爲嗎？

史記記載：（秦王政）三十三年，發諸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其中，“贅婿”不是今天贅婿，而是平民將子嗣抵押給豪族，當無力贖回後，子嗣就成爲豪族奴隸，之後豪族許之以婢女，這類賤役便被稱爲“贅婿”。

因此，亡人與贅婿存在一個共同點，就是屬于“隱戶”，國家沒法收稅。同時，贅婿肯定依附豪族，成爲豪族的力量，亡人也會依附豪族。春秋戰國時期，豪族之所以強大，就在于擁有很多奴仆。故而，秦始皇這麽做可謂一石多鳥，其中也可以削弱豪族力量。

但到秦朝末年，北方防備匈奴的30萬大軍，南方攻略百越之地前後上百萬，骊山大墓和阿旁宮70萬上下等，這就造成了兵源緊張和財政困難，秦朝想要大量“最低成本的人力”，那麽選擇之一就是將谪戍範圍擴大化。于是，犯官、曾經爲商的、以及父親或祖父爲商的，都要遭受谪戍之罰，但後兩者顯然是欲加之罪，極爲無恥。

然而即便如此，應該還是不夠，畢竟秦朝需要的免費人力太多，而秦朝人口並不多，于是就將範圍擴大到了良家平民身上，即前面征招其他人之後再“後入闾”，強制“闾左”戍邊，由此導致民怨沸騰，恰如晁錯所說“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

強制“闾左”之民戍邊，不知道始于秦始皇，還是始于秦二世，但無論是誰，都毋庸置疑的是一記竭澤而漁的昏招，給原本沸騰的局勢又澆了一瓢火油，最終導致陳勝吳廣起義，以及出現一呼百應反秦局勢，進而反秦者很快就滅掉了秦朝。

與之相同的是漢武帝，也出台了“七科谪”，將谪戍範圍擴大到祖父母曾爲商民者，最終導致天下沸騰，乃至出現土崩瓦解之勢。幸好，漢武帝沒有擴大到“闾左”，且隨後及時醒悟，還出台了《輪台罪己诏》，讓漢朝得以休養生息，才沒有步入秦朝後塵。

總之，政府不能毫無限度的濫用民力，一旦竭澤而漁到了超過界限，超過臨界點，那麽就會生變。于秦朝而言，跨過臨界點的標志，在晁錯看來就是“征闾左”。因此，秦朝二世而亡、僅存15年，還真不能怪別人，只能怪自己施政太殘酷，根本不顧民間實情、不顧百姓死活。

參考資料：《盧南喬——“闾左”辨疑》、《史記》、《漢書》、張家山竹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