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是是蒙古族的重要一支，原是明代蒙古中興之主達延汗的直屬部落。其作爲大汗直接統轄的萬戶，在達延汗分封的六大萬戶中地位最高，長期與明朝對抗，在明末，更是差點兼並了以土默特爲首的右翼蒙古諸部，可謂是烜赫一時。但隨著後金（清）的崛起，察哈爾林丹汗在與其後金的競爭中失利，其部在崇祯八年（1635年）被後金（清）兼並，成爲了清廷的藩部之一，後又因爲布爾尼之亂，成爲內屬蒙古，全部由清廷派員直轄，此後清代察哈爾蒙古即指八旗察哈爾，由于他們戰鬥力較強，長期被清廷視作勁旅，並參加各種戰爭，爲我國的領土完整做出了一定貢獻，下面就來說說八旗察哈爾蒙古。

歸順之初，兩分察哈爾，一部編爲紮薩克，一部被編入八旗，爲蒙古八旗管轄。

崇祯元年（1628年），清太宗皇太極在得到右翼蒙古的求援後，果斷決定率領八旗兵以及外藩蒙古諸部兵大舉進攻林丹汗轄下的察哈爾部，經過連續三次大規模討伐，察哈爾部最後崩潰，林丹汗崇祯七年（1634年）走死于青海大草灘。次年，林丹汗之子額哲率察哈爾余衆歸降，清廷正式收服整個察哈爾部。

在察哈爾部歸順之後，由于其部乃是“元之嫡裔大宗也”，清朝統治者對率部歸順的林丹汗之子額哲非常重視，封爲和碩親王，娶清太宗次女馬喀塔格格，在漠南蒙古王公中地位最高，所謂“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給予統轄其部落于義州邊外（遼甯省錦縣、義縣一帶）遊牧。

察哈爾形勢圖

從現有史料來看，大多數外藩蒙古紮薩克旗只被清廷稱呼爲“部落”，而其治下的察哈爾紮薩克旗被稱爲“察哈爾國”，可見該部在在外藩蒙古中的身份和地位極其特殊。

而另外一部分在天聰年間陸續歸順的察哈爾部衆，清廷並沒有將他們劃入額哲治下，據《欽定八旗通志・蒙古佐領緣起》記載，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以和碩貝勒德格類、公吳讷格獲察哈爾國千余戶分給八旗”。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以察哈爾國來歸各官並壯丁三千二百十有一人，均隸各旗”，可見，一開始這些降衆被分管于滿洲八旗。而崇祯八年（1635年），清廷設立蒙古八旗，于是將這些察哈爾降衆又從八旗中抽了出來，與喀喇沁部壯丁成爲了蒙古八旗的一部分，這部分察哈爾人衆形成了宣大邊外的遊牧察哈爾八旗。如正紅旗的左參領第七佐領和第五佐領都是由察哈爾部衆組成的牛錄。

布爾尼之亂後，察哈爾蒙古被取消紮薩克，改編爲內屬蒙古

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爾國和碩親王布爾尼舉兵反清，清廷迅速派信郡王鄂劄、大學士圖海率領在京八旗以及八旗家奴、外藩蒙古組成的數萬大軍平叛，在清軍的打擊下，布爾尼很快敗亡，布爾尼兄弟被科爾沁兵射殺，其父親阿布奈被處以絞刑，布爾尼叛亂被平定後，清廷開始處置其所領有的原紮薩克旗的察哈爾部衆。

經過戰後清點，布爾尼直轄的十二佐領共12704人，加上奉調出征的人員家口2838人，共15542人。對于這些布爾尼直轄的察哈爾人衆的處置，清廷原本是想將他們編入京師八旗，所謂“議政王大臣等奏，歸附及擄來之察哈爾人等，應解京隸八旗滿洲、蒙古佐領下披甲，其老弱人丁，賞給被傷官兵，從之”。

但由于蒙古各部恰遇荒年，“人馬皆饑，往來迎送，實爲艱難”等原因，清廷決定將這些部衆遷到宣化府、大同府邊外遊牧，經過布爾尼叛亂，清廷廢止了原有的察哈爾王公紮薩克體制，剝奪其一切自治權，編爲左右兩翼八旗，設立總管，由清廷派員直轄，“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劄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所有人都被納入了軍事組織八旗系統，成爲八旗蒙古的一部分。乾隆年間設立察哈爾都統管轄，下設副都統、總管、參領、副參領、護軍校、骁騎校等官，與內地八旗同，成爲定制。據《欽定八旗通志》記載，共有兵7700余名。

察哈爾八旗駐牧地示意圖

而原來駐紮于宣、大邊外的、隸屬于蒙古八旗的遊牧察哈爾部衆，由于其左翼四旗察哈爾官兵曾經在布爾尼之亂中嘩變，攻掠皇家牧場和附近蒙旗。在被清軍招降後，據《清實錄》記載，左翼四旗、右翼四旗被調往河南、榆林駐防。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時代發展，察哈爾八旗並不僅限于察哈爾人，後來變成了一個部落混合體。察哈爾八旗在宣、大邊外編組後，清廷爲了分化稀釋有反清傳統的察哈爾部民，不斷使用摻沙子的方式將厄魯特蒙古、喀爾喀、科爾沁、茂明安等蒙古人丁編成佐領混雜于察哈爾八旗內，而這些由外來人丁組成的佐領甚至超過了察哈爾本部落。

奉命征伐，屢著勞績

清朝在鎮壓布爾尼叛亂後，被納入八旗的軍事系統，爲清廷所牢牢掌握。鑒于察哈爾兵在各蒙古中戰鬥力很強，清廷遂將其當作了一支常備軍事力量調遣，平時生産，戰時從征。尤其是在平准定回的一系列戰役中，察哈爾官兵被頻繁調遣。

康熙時，准噶爾大汗噶爾丹入犯，奉命出征的左翼察哈爾四旗參加烏蘭布通戰役，察哈爾提督博爾和對率領察哈爾奮勇戰鬥，由于其英勇表現，“即在軍前授爲參贊大臣”，後奉命去噶爾丹處取其降表，在返回途中戰死，爲了表彰其功績，“賜祭葬如典禮，谥襄慤，又加一雲騎尉世職”。其後，又參加了昭莫多戰役和第三次圍剿噶爾丹，察哈爾官兵吃苦耐勞、表現英勇。如在昭莫多戰役中，察哈爾員外郎阿吉斯率察哈爾兵出征，中途後勤補給不利，“兵若饑”，但在阿吉斯的鼓勵下，繼續前進，參加戰鬥。康熙帝誇贊道“爾衆察哈爾官兵，並無俸糧，而勤勞素著，是以朕每有诏旨，必雲我察哈爾”。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聖祖這篇诏旨中指出，察哈爾兵居然沒有俸糧，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整編後竟然是無薪的，著實讓人咋舌。在昭莫多戰役後，清廷才“格外開恩”，“比照京官俸，量給減與”。

在雍正年間，又戍守西路，參加了額爾德尼昭戰役。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廷考慮到“准噶爾不靖，惟烏梁海障之”，派察哈爾兵2000人，每名士兵備馬三匹，在參贊大臣薩賴爾的率領下，擊敗並俘獲了烏梁海宰桑瑪木特，最後收服烏梁海。清高宗對察哈爾蒙古的表現非常滿意，“察哈爾此次辦理烏梁海，擒拏瑪木特等事，往來行走，奮勉效力，著有勞績”。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察哈爾官兵又參加平定准噶爾戰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小和卓殺害清廷前往招撫南疆的副都統阿敏道，公開反叛。兆惠率健銳營兵1000人，索倫兵2000人，察哈爾兵1000人南下平叛，由于輕敵，被圍困于黑水營三月。期間，副將軍富德“聞黑水圍急，即率新到之索倫、察哈爾並二千余及北路軍千余，冒雪赴援”，一路轉戰，解了黑水營之圍。清軍攻破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地，南疆至此被平定。

在平准定回之役結束後，爲了防止叛亂再起，察哈爾八旗官兵奉命戍守南疆各城，喀什噶爾“駐兵一千，派索倫兵五百名，察哈爾並三百名，厄魯特兵二百名”；英吉沙爾“駐兵五百，派索倫兵三百名，察哈爾兵二百名”；庫車“仍余察哈爾等兵三百，益以綠旗兵二百，共五百名”。這些察哈爾兵是臨時性駐防，緊張事態一過，就撤防了。《欽定八旗通志》中記載南疆駐防兵的時候，並無八旗察哈爾，是故有此判斷。

察哈爾營建立，戍守北疆

清朝在統一新疆後，爲了充實西部邊防，永久駐守，抽調索倫、錫伯、察哈爾兵丁西遷新疆駐防。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自張家口外移駐察哈爾八旗官兵一千八百戶”，這些察哈爾官兵以及家眷分前後兩批，攜帶4萬只羊，由清廷發放補貼，去博羅塔拉、哈布塔海、賽裏木淖爾“一帶地方遊牧，種地自食”。分左、右兩翼駐紮，左、右翼各有官兵921名。

爲了保證察哈爾官兵順利到達，清廷在待遇上非常重視，兵丁給“整裝銀二十兩”；營長等月支鹽菜銀六兩，並跟役六名，馬十匹；佐領等月支鹽菜銀四兩，並跟役四名，馬八匹；骁騎校月鹽菜銀二兩，跟役兩名，馬六匹。待遇不得不爲優厚，還高于索倫官兵。到達駐防地後，各級官兵仍發薪俸，總管歲支130兩，副總管歲支105兩，佐領歲支105兩，骁騎校歲支60兩，藍翎侍衛歲支45兩；筆帖式歲支30兩；領催歲支24兩；披甲歲支12兩。從總體待遇來說低于滿營、錫伯營，與索倫營等量齊觀，高于厄魯特營。

這些官兵在北疆肩負這駐守卡倫、看守台站、屯墾牧養的任務，並“隨時操演矛杆鳥槍，間習騎射”，以備作戰任務。值得一提的是，據《塔爾巴哈台事宜》記載，伊犁將軍特准“歲賞本處察哈爾騎射銀五十七兩六錢”，可見察哈爾營的騎射技能同爲蒙古的厄魯特營較高。

綜上所述，八旗察哈爾蒙古被清廷吸收後，成爲了清廷開疆拓土的一支重要武裝，並屢次立功，而在戍守邊疆的過程中，察哈爾蒙古也是盡職盡責，在清末，察哈爾營官兵與其他各民族挺身而出，抵抗沙俄，正是在他們的抗爭之下，保住了博爾塔拉，爲維護國家統一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值得曆史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