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國民黨軍調集百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軍事圍剿，我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英勇抵抗，奈何敵我力量懸殊，最終反圍剿失敗。

自此，中國工農紅軍爲保存革命火種，被迫放棄中央蘇區根據地，開始戰略轉移，二萬五千裏長征之路由此開始。

那麽，在紅軍的長征時期，又是哪裏來的錢維持部隊生存呢？

要知道在中央蘇區贛南一帶，可是有著大量的鎢礦，此前紅軍就是靠和粵系軍閥陳濟棠，做鎢砂貿易來補充軍費，而離開中央蘇區後，自然就沒有了鎢砂大宗軍費收入，那又是哪裏來的軍費呢？

其實，憑借此前的鎢砂貿易和其他收入，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前隨行的家底，包括有80余萬資金，90余萬石糧食，以及每名紅軍戰士還會隨帶7天左右的糧食和活動經費（用于長征途中物資購買）。

在長征出發前，朱德總司令曾親自寫信給陳濟棠，望粵軍停止作戰，方可恢複鎢砂自由貿易。

其實，陳濟棠自然是懂紅軍的意圖。所以，陳濟棠便命令前線軍隊後撤，並且告知紅軍有任何軍事行動要提前告知，避免引發不必要的武裝沖突。

同時，陳濟棠也要求紅軍只是借到廣東，而不會深入廣東腹地。當然，作爲一派軍閥的陳濟棠，也不是大發慈悲讓路給紅軍，而是看中了贛南的鎢砂，一旦紅軍離開便揮兵北上占領贛南。

當然，不管陳濟棠是出于什麽目的，只要粵軍願意讓路，就對于紅軍有利。所以說，在紅軍長征初期，資金和糧食都是比較充足，轉移環境相對安定。

直到湘江戰役爆發，紅軍才真正進入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當然，中央紅軍初期的物資即便充足，如果不進行其他收入渠道的拓展，很容易坐吃山空。

所以，在長征途中，從敵人手中繳獲武器彈藥和生活物資，便是一種最直接的方式。

正所謂：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沒有吃、沒有穿，自有敵人送上前！

在四渡赤水戰役中，我軍用高超的指揮技巧和機動能力，不僅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力量，還繳獲了大量糧食和衣服。

這些戰利品，便爲紅軍部隊的戰鬥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增強了我紅軍將士的抗敵決心。

當然，我軍並不滿足僅依靠戰鬥繳獲來獲得物資，而是大力發揮情報戰的能力，對于各地敵人進行財産沒收。

所以，在長征的一大段時期，紅軍有一個明顯的經濟增收方式，便是打土豪。

這裏可以簡單科普一下，當時的“土豪”認定方式如下：

養殖禽欄中，如果牲畜特別多就是土豪。

看竈台，如果有厚厚的油汙就是土豪（當時只土豪家生活質量高，經常吃肉才願意大量用油）

看農具，如果農具特別多，種類齊全就是土豪（窮苦百姓自用農具很少，多農具的門戶要給下人和佃戶使用，所用農具就多）

當時，紅軍部隊進入各地後，開始大力在鄉村等地開展土地運動，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房産和其他財産等，並解放當地窮苦百姓，重新分配土地和糧食。

同時，還有沒收地方官僚資本、買辦資産階級、反動分子等敵對勢力的財産，來進行長征革命事業。

當然，紅軍的紀律相當嚴明，打土豪也不是亂打，也不是每支部隊都可以打土豪，而是專門設立“沒收委員會”，專門負責籌糧、打土豪等事務。

然後，沒收而來的物資和錢款，先是由“沒收委員會”進行專職保管，然後再按照需求分發到各個部隊。

1934年10月20日，中央紅軍沒收15家地主財物，籌款3萬多元，籌衣被1200多件，籌糧很多，極大緩解了部隊的物資窘境。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在貴州桐梓作戰勝利，並在附近山洞，找到了黔系軍閥藏匿的6萬銀元、還有大量的糧食等生活物資。

當時，紅二方面軍在長征期間，累計籌集到革命經費21萬銀元，還有支撐部隊行軍到陝北的口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礦霸屋裏，搜查到1.6萬銀元和3千余擔糧食）。

然後，這些沒收的敵人財産，被用于在各地購買生活物資，維持軍需。比如，紅軍進入遵義城後，便將城裏的毛巾和雨鞋采購清空，就連倉庫的貨物都被采購一空。

就這樣，依靠紅軍一路打土豪沒收的資金，以及“運輸大隊長”的一路後勤供給，這筆物資給長征後期的紅軍提供了重要支持。

其實，紅軍在過草地之前，一直都是有著穩定的經濟來源，大規模的缺糧饑荒就是在過草地期間發生的，不少英勇的紅軍將士便是犧牲在過草地途中。

1936年，時值紅軍長征後期，當宋慶齡先生得知紅軍的艱難處境後，便直接將孫中山去世時留給她的撫恤金拿出，再將自己在上海的屋子抵押出去，最終籌集了5萬銀元，連忙向中央紅軍彙去。

這筆雪中送炭的5萬銀元，極大緩解了當時中央紅軍部隊的糧食和衣物等難題，也爲長征的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奠定了基礎。

1936年10月，紅一、紅二和紅四方面軍，順利在甘肅會甯地區會師，曆經2年多，跋涉25000余裏、戰鬥600余次，損失9萬余人的長征終于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