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甯三年（896年）七月，唐昭宗爲了躲避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的軍事威脅，不得不逃離長安，尋求避難地。劍南西川節度使王建得知皇帝被李茂貞逐出長安後，立馬上表，請求昭宗來蜀中避難，並遷都成都，但昭宗覺得成都太過于遙遠，沒有答應王建的請求。
不過，爲了對付跋扈的李茂貞，昭宗任命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可以用朝廷的名義，正大光明出兵討伐李茂貞。
李茂貞當然不會怕遠在千裏之外的王建，在皇帝和朝廷百官都逃走後，鳳翔軍隊進入了長安城。爲了取得手下將士的效忠，李茂貞縱容士兵們在城內大肆劫掠、搶奪，還縱火將有著二百多年曆史的皇宮付之一炬，東內大明宮、西內太極宮、南內興慶宮都在這次劫難中被全部焚毀。
逃出長安之後，宗室、延王李戒丕建議昭宗投奔河東，讓李克用來保衛皇室和朝廷，但昭宗實在是對李克用放心不下，不敢輕易進入河東；同時，朝廷百官和諸王都久居京畿道及三輔，也不想長途跋涉，到人生地不熟的河東去落腳；因此昭宗走到富平時，就派宣徽使元公訊去華州召鎮國軍節度使韓建（距離長安最近的藩鎮），商議去留問題。
韓建巴不得把皇帝和朝廷控制在手中，于是急忙奉诏到富平迎駕，並勸谏昭宗說：“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複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複。”
韓建
既不相信李克用，也不願意被李茂貞控制，于是昭宗決定前往鎮國軍，暫時由韓建保護。七月十五，昭宗正式駐跸于華州，以韓建的鎮國軍節度使署爲行宮。
讓皇帝想不到的是，自己居然在華州一住就是三年，形同幽禁；且親信侍從、宗室諸王、護衛禁軍都被韓建借機一一鏟除，完全掌控了朝廷的存亡。形同囚徒的昭宗悔恨不已，但爲時已晚。
就在昭宗和宗室諸王、朝廷群臣被韓建劫持到華州軟禁期間，其他藩鎮也爲了爭奪地盤而大打出手、相互混戰；李克用、朱溫、李茂貞、王建等強藩都在拼命擴充勢力、兼並領地，以便在藩鎮混戰中占據更加有利的形勢。
王建因爲有朝廷授予的“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頭銜，所以可以堂而皇之地打著征討李茂貞的名義，對外用兵。乾甯四年（897年）正月，王建出兵越過興元府，攻打鳳翔，李茂貞聞訊後，急忙離開一片廢墟的長安，返回老巢，迎戰王建。
但王建出兵鳳翔其實是個幌子，他最終的目標是同在蜀中的東川鎮。當年五月，王建以東川節度使顧彥晖勾結李茂貞、欲圖作亂的名義，親自率軍沿江而下，攻打東川鎮城梓州。
王建
在華州的昭宗得知王建借著朝廷的名號，卻沒有討伐李茂貞，而是想要兼並東川的企圖後，氣惱異常，于是诏令王建罷兵。王建根本不理會皇帝的诏令，依舊狂攻梓州不止。昭宗大怒，降王建爲南州刺史，任命李茂貞出任西川節度使，想要挑唆兩鎮火並。
但李茂貞也不傻，拒絕接受朝廷的任命，昭宗自討沒趣，只得又恢複了王建的官爵。十月，梓州城告破，顧彥晖自殺，王建完全吞並東川，統一了蜀中。
與此同時，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和天平軍節度使朱瑄、泰甯軍節度使朱瑾之間持續了近五年之久的戰爭，也終于分出了勝負：乾甯四年（897年）正月，朱朱全忠親領大軍，征伐在自己的連續打擊下，已經搖搖欲墜的郓州（天平軍）、兖州（泰甯軍），給予朱瑄、朱瑾最後一擊。
正月十五，宣武軍抵達濟水，包圍郓州，十九日夜，宣武軍大將龐師古率軍第一個渡過濟水，開始攻城，軍士的呐喊聲響徹雲霄，城內的朱瑄聽到後心驚膽戰，不敢接戰，于是帶著妻兒棄城逃跑，宣武軍緊追不舍，終于抓住了朱瑄，天平軍就此平定。
朱全忠得到抓獲朱瑄的消息後十分高興，命人將其帶回汴州關押。數月後，朱瑄被斬于汴橋之下，妻妾則被朱全忠收入私宅。
朱溫
郓州平定後，朱全忠繼續對兖州用兵。當時朱瑾正在豐、沛一帶收集軍糧，並不在兖州，只有部將康懷英留城據守。朱全忠怕朱瑾得知郓州失陷後返回兖州堅守，于是在正月二十三火速出兵，偷襲兖州。
守城的康懷英剛剛得知郓州失守，宣武大軍就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現在兖州城外，頓時慌亂不已；而朱瑾遠在豐、沛，恐怕也來不及救援。權衡之下，康懷英選擇了獻城投降，宣武軍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兖州城，泰甯軍也因此平定。朱瑾老巢失陷後，只得率殘部逃奔淮南，投靠了南方第一強藩、淮南節度使楊行密。
而天平軍、泰甯軍平定之後，孤懸一隅的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也無法獨自對抗勢力龐大的宣武軍，只能被迫地歸附了朱全忠。至此，朱全忠用五年的時間，將黃淮、河濟之間的地盤全部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內，宣武鎮疆域廣大、地方富庶，軍士強悍，已經成爲了天下第一強藩，實力遠遠超過了死對頭李克用的河東鎮。
各地藩鎮相互兼並混戰的同時，掌握了皇帝和朝廷控制權的韓建也沒有閑著，爲了更好地操控朝廷，韓建決心鏟除擁有部分禁軍兵權的宗室諸王，並解散“殿後四軍”，以達到剪除皇帝羽翼、尋機廢立、入掌大權的目的。
乾甯四年（897年）正月，韓建指使鎮國軍防城將張行思、花重武出面向昭宗誣告，稱睦、濟、韶、通等八王想要憑借手中的禁軍發動政變，謀害韓建，再劫持聖駕去河東投靠李克用。昭宗對此並不十分相信，于是召韓建到行宮來商議，但韓建稱病，不肯入見。
李傑
昭宗又命諸王去拜訪韓建，解釋彼此的誤會，韓建還是不肯會見諸王，並上表要求昭宗依舊制，解除諸王的兵權，讓他們退居十六宅（宗室私邸），不再他們典兵預政。爲了防止昭宗不同意自己意見、甚至命諸王率兵反抗，韓建親自率鎮國軍藩兵包圍了行宮，然後連續上表，一定要昭宗解除諸王兵權。
當時昭宗身邊的禁軍，除了宦官統帥的幾千神策軍外，就只有兩萬多“殿後四軍”；而殿後四軍的作戰能力，當初在討伐李茂貞時就已經顯露無疑。要是戰鬥力強，昭宗何至于逃離長安、避居華州，被韓建挾持？
不得已之下，昭宗只得連夜诏令諸王，讓他們解散所領軍隊，交出兵權，回歸十六宅安心讀書。不過，昭宗還是留了一手，暗中遣延王李戒丕出使河東，尋求李克用的幫助，請他出兵“勤王”。
不巧的是，李克用在乾甯四年（897年），因爲自己所立的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反叛自立，于是親自帶兵攻打幽州，但被劉仁恭設伏擊敗于安塞，河東軍損失過半，不得不狼狽逃回太原，李克用因此實力大大受損，輕易不敢再對外用兵。所以李戒丕偷偷來到河東、請求李克用出兵討伐韓建時，李克用直接拒絕，只同意貢獻賦稅，以助皇帝奉養。
李戒丕出使河東的同時，韓建已經將諸王都軟禁于十六宅中，幾乎控制了朝堂內外，宰相王抟、孫偓、陸扆都畏懼韓建的權勢，不敢與其爭鋒；雖然實際上控制了朝廷，但韓建不想讓人覺得自己吃相太難看，同時也要顧及其他藩鎮的趁虛而入，于是奏請昭宗立皇長子德王李祐爲皇太子、然後將其他未封王的皇子都冊立爲親王，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忠心”，緩和和皇帝之間緊張的關系。其實，韓建這麽做，是想早一點選擇合適的傀儡，然後尋機廢黜昭宗，名正言順地以“定策元勳”的身份，出掌朝政。
李傑
對于韓建的奏請冊立皇太子、封諸王的要求，昭宗沒有什麽反對理由，這也算是增加皇權威嚴的做法；于是，昭宗下诏，于乾甯四年（897年）二月十四，立皇長子李祐爲皇太子，並改名李裕。
李裕被立爲皇太子之事，打破了自開成四年（839年）、唐文宗立皇侄李成美爲皇太子以來，此後曆代皇帝（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延續了五十多年、不冊立皇太子的慣例。
乾甯四年（897年）八月，求援李克用不成的延王李戒丕從河東返回華州，向昭宗奏報了河東鎮不能出兵“勤王”的沮喪消息。韓建隨後也知道了河東新敗，無暇西顧的實情，于是再無顧忌，愈發肆無忌憚，剪除昭宗羽翼、另行廢立的企圖不可抑制。
十月，韓建上表給昭宗，汙蔑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想要謀反，請求朝廷誅殺逆臣（李嗣周、李戒丕都是宗室重臣，頗得昭宗信任，所以韓建才想鏟除他們；要說謀反逆臣，韓建才是）。
對于韓建的無禮要求，昭宗氣憤不已，于是不予回複。但韓建不肯罷休，便抛開朝廷，私自聯絡自成一派的宦官集團，與宦官首領——左神策軍中尉劉季述、右神策軍中尉王仲先密謀，然後矯诏抓捕了包括李嗣周、李戒丕在內的宗室十一位親王，把他們驅趕到城外的石堤谷，全部殺害。事後，昭宗也無可奈何，只能按照韓建的要求，下诏追論諸王的罪狀。
唐末藩鎮割據示意圖
乾甯四年（897年）十月，韓建再次逼迫昭宗封自己爲鎮國（華州）、匡國（同州）兩軍節度使、兼長春宮使，盡攬朝政。這個時候，朝廷內外，都被韓建所把持，皇帝沒有了任何依托，真正是“孤家寡人”。
韓建大權在握後，便策劃廢立之事，准備在迎昭宗遊幸南莊之時，發動兵變廢黜皇帝，改立皇太子李裕。但此時李克用已經恢複元氣，收複潞州，直面鎮國軍地盤，而李茂貞、朱全忠也各自擴張了勢力範圍，行將轉移攻伐目標，奪取天子，以號令群藩。
尤其是乾甯五年（898年）正月，朱全忠取得了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的歸順，占據了東都洛陽，宣武鎮的勢力範圍已抵達都畿道，天下大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朱全忠因此不斷上奏給華州的昭宗，請他東遷洛陽，由自己保護安全，脫離李茂貞、韓建的控制。爲了顯示誠意，朱全忠命張全義大興土木，整治洛陽宮室，以待皇帝遷都駐跸。
面對朱全忠咄咄逼人的態勢，不光韓建心有戚戚，李茂貞、李克用、王建也坐立不安，生怕皇帝落到朱全忠手中，從而使宣武鎮獲得了征伐其他藩鎮的大義名分。
因此，之前相互之間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藩鎮們，爲了應付宣武鎮的攻伐壓力，不約而同地建立了暫時的聯盟，共同打出“勤王”旗號，決定甯可讓昭宗脫離韓建掌控，返回長安，也不能讓朱全忠以“解救天子、討伐不臣”的名義殺入關中，控制皇帝。
宋文通
乾甯五年（898年）正月，朱全忠占據洛陽、發出遷都奏表後，韓建和李茂貞當即協商，決定馬上修複長安被毀的宮殿，奉昭宗返京，並與李克用講和，大家一起聯合，共同對付朱全忠。
李茂貞很是慷慨，當月就開始向昭宗供奉中斷了數年之久的朝貢、賦稅，李克用則很有默契地將用兵方向轉向宣武鎮，不再威脅鎮國軍，王建也中止了向山南西道（李茂貞領地）的進攻。
而實際控制朝廷的韓建，一改往日跋扈、驕縱的態度，主動朝見昭宗，並向皇帝拍胸脯保證說長安的宮阙重建由自己全權負責，一定讓皇帝年內就返回長安，住進新宮室。爲了表示自己的“心意”，韓建讓心腹大將蔡敬思專門負責督建長安新宮，還親自視察建築進度。
在這樣“殷勤、用心”的趕工下，長安宮室很快就完工（韓建放棄了修繕原長安外廓城，而是以舊皇城爲基礎，改建宮殿）；乾甯五年（898年）八月，在韓建的“恭送”之下，昭宗終于告別了華州軟禁生涯，返回了闊別三年之久的長安城。
爲了表示“慶賀”，昭宗回到長安後，改乾甯五年爲“光化元年”，以自我安慰；而隨皇帝從華州返回長安的，僅僅只剩下幾千由宦官所掌握的神策軍，以及數百名作爲貼身侍從、仆役使用的“小黃門、打球供奉、內園小兒”，還有少部分宮女。
當然，即使平安回到了長安，但華州近在咫尺，假如沒有安撫好韓建的話，恐怕下一次狼狽逃離長安也要不了多久；因此，昭宗趕緊獎勵“修繕都城有功”的韓建，拜他爲太傅、興德府尹（興德府就是華州），封颍川郡王，賜鐵券及禦筆“忠貞”。
韓建知道自己的實力比不上河東的李克用（晉王），宣武的朱全忠（東平王），鳳翔的李茂貞（隴西王），甚至連獨占蜀中的劍南西川節度使王建（還沒有封爵）都不如，怕引起公憤，所以幾次上表向昭宗請辭王爵；昭宗求之不得，于是改封韓建爲許國公。
昭宗在華州被韓建逼迫、挾持數年，期間不得自由，所以性格開始變得很扭曲，脾氣暴躁，喜怒無常；但他本身沒有對抗韓建的能力，而侍衛親軍不是被解散（殿後四軍），就是掌握在大宦官手中（左右神策軍），因此即使再憤怒（因爲被軟禁、挾持），也無法釋放心中的郁悶。只得以酒色麻醉自己，緩解壓抑的心情；而在喝醉了之後，昭宗常常拿身邊的侍從、宮女當出氣筒，加以鞭笞、杖責，甚至親手砍殺。
當時，侍奉昭宗的諸權宦們就對皇帝的這種不分青紅皂白撒氣的表現很不滿，但一來大家都是寄人籬下，要仰人鼻息生存，二來昭宗只是對地位低下的小黃門、宮女下手，還沒有和大宦官們撕破臉，因此左神策軍中尉劉季述、右神策軍中尉王仲先以及知內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四人，勉強按捺怒氣，侍奉皇帝如舊。
而昭宗在華州養成的“酗酒、遷怒殺人”脾氣，回到長安後並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日常遭受杖責，甚至被殺的侍從宮女不在少數。長久之下，大宦官們也受不了了，再這樣下去，恐怕下一次就該輪到自己了。
崔胤
當時朝廷虛有其位，朝臣宰相們大多引結地方節度使爲外援，作爲自己地位的靠山，並在朝中相互傾軋；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就暗中交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借以壯己威儀。同爲宰相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抟，平日裏處事明達有謀、雅有度量，人稱良相，崔胤嫉妒王抟，又擔心他會得到昭宗的寵信，不利于自己把持朝政，于是幾次在昭宗面前便彈劾王抟和宦官相互勾結，作爲外應、有危害皇權的企圖。
其實，王抟本意也想抑制宦官勢力，但擔心清除宦官之事過急，會逼其铤而走險，所以才主張去除宦官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輕易泄露，以免有變。“始，昭緯死，皆王抟等白發其奸，胤坐是賜罷，內銜憾。既與抟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抟不助，請徐圖之。”基于此意，王抟和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保持公務上的往來，以便安撫、穩定局面，再圖將來。
對于崔胤的彈劾，昭宗心知肚明，自然不會輕易相信；而爲了平息朝爭，昭宗還將無事生非的崔胤貶斥出朝，任嶺南東道節度諸使，以示懲罰。
但崔胤素來與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相勾結、互爲倚靠，因此在出朝時，就馬上致書助于朱全忠。爲了保持自己在朝中的影響力，朱全忠上表給昭宗，直接幹涉朝廷人事：“崔胤公明忠貞，不可稍離宰輔之位；王抟奸邪，傾軋賢臣，與內宦相表裏、同危社稷，當貶之。”爲了逼迫昭宗就範，朱全忠的表疏接二連三，綿綿不絕。
昭宗雖然知道這裏面的內情，但迫于朱全忠的強大實力（此時的宣武鎮，已經是天下第一強藩，並且還在不斷擴張中），同時也有著“抑制權宦”的小心思，于是不得已，昭宗在光化三年（900年）六月，下诏恢複崔胤宰相之位，從湖南召回，罷王抟同平章事之職，改任工部侍郎，降宋道弼爲湖南監軍，景務修爲青州監軍。
朱溫
朱全忠還不肯罷休，一定要徹底清除對手的影響力，繼續加大了對昭宗的壓力。于是，王抟被再貶爲溪州剌史，三貶爲崖州司戶；宋道弼則除名、長流獾州，景務修長流愛州。最後，三人都被勒令自盡，王抟賜死于藍田驿，宋道弼、景務修則被賜死于霸橋驿。
經過這一番激烈的權力對抗後，崔胤得以重返長安，擅專朝政，權傾一時，朱全忠也將宣武鎮的的影響力展示在天下人面前。而宦官們對朱全忠、崔胤的囂張跋扈不勝忿恨、怨望入骨，又十分畏懼宣武鎮的勢力，因此不敢對他們有任何明面上的憤怒怨恨，而將怒火都歸結到下達貶斥、賜死诏書的昭宗頭上。
宋道弼、景務修被賜死後，崔胤想要一舉鏟除宦官勢力，消除隱患，于是私下蠱惑昭宗，籌謀收回左右神策軍兵權、另建禁軍，貶左右神策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出朝。昭宗明白這是崔胤想要剪除政敵、獨攬大權的企圖，並沒有同意他的請求，而是另外任命了宦官王彥範、薛齊偓接替宋道弼、景務修，出任知內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任左右神策軍中尉不變。
雖然繼續保持了神策軍的控制權，但劉季述、王仲先對皇帝和宰相的恨意並沒有減弱，這一次皇帝沒有同意“誅滅宦官”，不保證下一次還是這樣，如果不主動采取措施的話，搞不好就得步宋道弼、景務修的後塵，腦袋搬家。
而王彥範、薛齊偓雖然在昭宗的支持下出任了樞密使，看起來晉升官職，但心裏也是害怕，將來萬一有人效法崔胤（或者幹脆就是崔胤本人再次發難），爲了奪取權力，鼓動皇帝對宦官下手的話，自己也沒什麽好下場。
殷鑒不遠，當初的田令孜、楊複恭、西門君遂、周潼，如今的宋道弼、景務修，哪一個不是權威赫赫、身居高位的內廷權宦，可一旦失勢，連老死在家裏都是奢望，都成爲了皇帝遷就、安撫強藩武臣的替罪羊。
爲了自保，同時也是垂死掙紮，劉季述、王仲先、王彥範、薛齊偓這四位宦官中的最高首領暗地裏策劃，准備發動政變，廢黜昭宗，另立新帝，然後選擇強藩作爲靠山，把朝廷、甚至幹脆把社稷都當成“禮物”全部獻出去，以求自己的權勢地位不減，人身得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