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倉颉造字的上古時期開始計時，至封建王朝最後一抹余晖的清王朝壽終正寢的1912年爲止，中華文明曆經4600多年的曆史，在世界曆史上實屬罕見。中華文明獨特的悠久、堅韌曆史，爲其贏得了衆多掌聲，也爲國人植入了衆多自豪感。

那麽中華文明如何曆經數千年、屹立不倒的呢？這源于兩字——治人。

中華老祖宗“治人”很是興奮：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由于中華文明起源極早，早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新石器時期，黃河流域就繁衍出了中華始祖。在面對龐大的哺乳動物，渺小的中華始祖們除了團結一心、開動大腦，別無它法。

故而後續登場的中華老祖宗們在總結這段曆史時，無不爲“群體力量、精誠團結”而舉雙手贊成，這導致中華文明朝著高度統一的群體性大踏步邁進。這也就是爲何至今很多學者，將中華民族歸爲“群體動物”的原因。

既然定下了“群體動物”這一大基調，那麽接下來就是如何治理的問題了。聰明的中華老祖宗們通過觀察羊群、狼群等自然界中群體動物生存習性，“頗得心法”：首先得樹立一個首領，聽其統一號令。他再進行分工，各司其職，如此團體的能量就能最大限度發揮出來了。

若要發揮團體協作能量，站在首領角度，顯然這個群體的每個人都不能有思想，只能有服從。思想只能他一人擁有，他說怎麽做就怎麽做，他說誰有罪誰就有罪，如此方能保證“整齊劃一”的最佳狀態；如若不然，各抒己見、亂哄哄的，必然就是人人厭惡的“一盤散沙”。在這個過程中，誕生出了君主和君主原則。

當然，隨著首領的貪欲越來越強，胃口越來越大，以及被衆星捧月逐漸飄了起來，便認定自己天生高人一等，自己的基因與衆不同，于是便想著“父傳子”，走家天下的傳承模式，便想著追求極端刺激——當皇帝俯瞰九州大地。

所以站在群體首領的角度，中華文明出現的集權、專制便非常“合理”，而且每一任皇帝上台之後，首要考慮的不是盡可能發揮出集體的最大作用，而是維持自己的“絕對權威”，故而一個讓曆代王朝中華老祖宗頗爲興奮的話題——治人出現了。

在今人看來，“治人”二字頗不得民心，帶有約束、修理的意思，更有滿滿的不平等的壓迫感。但在古代，“治人”二字卻是讓人趨之若鹜的目標理想，春秋時期誕生的諸子百家，無不是站在統治者角度意淫了一把：假如國君讓我來當，我將這麽“治人”，保證政通人和、上下一心。

如宣稱“民貴君輕”的儒家，在他的經典著作《禮記·冠義》中，就撕掉了“愛民如子”的僞面具，表示在“治人”方面毫不含糊：“故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

也就是說：儒家制定的聽起來很有“德”的“孝悌忠順”禮儀，無不是爲君主“治人”服務的。

儒家第二位大佬孟子更是對治人一點不含糊，總結出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定律，導致看不起一線幹活的勞力，認爲那是沒有出息的表現。時至今日也是如此，在車間裏幹活的比不上坐辦公桌的，就是“治人”文化影響下的惡果。

中華老祖宗顧頭不顧尾：只想著治人爽歪歪，沒想到拉仇恨慘兮兮

通過以上梳理可知：之所以“治人”文化在中華曆史上地位這麽高，主要原因還是中華老祖宗站在統治者角度提出的治國理念——原本是爲了方便統治者號令天下，而後是爲了維護統治者權威，最後是爲了給統治者造神，制造森嚴的等級制度。

只是讓中華老祖宗“顧頭不顧腚”的是：他們以爲只要通過文化上的宣教，就能讓老百姓安于現狀、形如蝼蟻，接受統治者貪欲導致的“治人”枷鎖。但正所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治人”，終究是拉仇恨的手段，仇恨攢多了，就要火山噴發。

曆代王朝開國皇帝無不在“治人”上面下足了功夫，比如推崇聖人的禮儀規範，大樹特樹等級制度、天命思想；將自己的兒子兒孫分封全國，以備非常時期拱衛京師；對昔日的大將大開殺戒，以防“功高震主”威脅自己的權威；制造“文字獄”，大搞名諱制度，將讀書人的思想扼殺在搖籃裏……

可是這有用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商朝的教訓，中華老祖宗們是一點沒有汲取，還在爲自己腦海中獨到的“治人”絕技沾沾自喜。曆代王朝統治者也在爲自己跳出王朝更叠率而翹首期盼，結果不過都是南柯一夢：當初“治人”有多爽，仇恨拉得就有多高，王朝滅亡的時候就有多慘。

不論哪一任王朝，建國時期無不大興土木、金銮殿無不金碧輝煌；將自己祖宗牌位統統擡入太廟，讓祖宗盡享榮光；皇陵無不修得高大恢宏，專人看守，陪葬品無不豐富昂貴……

結果怎麽樣呢？王朝滅亡時養尊處優的皇子皇孫無不落魄淒慘，“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列祖列宗墳墓無不被盜被挖，陪葬品無不洗劫一空，祖宗屍體無不被虐……

這就是“治人”的惡果，也是中華老祖宗“顧頭不顧腚”導致的必然：當初只想著“治人”爽歪歪，沒想到今日拉仇恨“慘兮兮”。